今年夏天我帶著學位論文計畫從加拿大搬回台灣，準備未來一年留在台北做田野調查。從美東小鎮回到熟悉的家鄉，我聯繫了不少許久未見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大四那年和我一同赴美交換的朋友小芬（化名）。
小芬來自南部某國立大學，曾與我同一年獲得教育部的補助到美國交換一年。當時同一批出國的學生多數來自北部國立頂大，家裡經濟條件小康以上，不少人更是來自富裕家庭，從小擁有優渥的教育資源和學習環境，一路從明星高中畢業後入讀國立頂尖大學。記得參加甄選時，準備室裡面的同學們各個志在必得、意氣風法，侃侃而談自己的學經歷、語言考試成績，與海外遊學經驗等話題。
當我在錄取者說明會上第一次見到小芬，我感受到了她與其他入選者的不同。她穿著樸素，帶著微笑聆聽其他人的自我介紹和分享，時不時露出讚嘆的表情，輪到自己時也只簡單的介紹自己的大學與科系。因緣際會下，我與小芬被送到同一間大學交換，由於都是第一次出國讀書，因此決定結伴同行，並成為室友。
留學路上的掙扎與光輝
與小芬一起在美國交換的時間裡，我知道了她來自高雄市郊區的農村，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好，父親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但近年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定期就醫。然而，小芬與哥哥卻非常的爭氣，兩人皆考上國立大學，並在上大學之後開始打工賺取生活費，且依然保持優異的學業表現。
小芬跟我說能夠來美國交換一年，除了教育部的補助之外，家裡也向親戚借了錢。美國的物價高昂，每月房租加上生活開支所費不貲，而小芬的生活開銷更是只有我的三分之一。一起去超市購物時，小芬總是精打細算，買超市裡面即期或有瑕疵的蔬果，很少買魚肉，其他生活開支更是能省則省。儘管生活刻苦，小芬的學業成績卻依然耀眼，交換的第一學期更是拿下全Ａ的優異成績。
面對小芬這位優秀的同儕與室友，我有段時間總是感到慚愧。儘管我並非來自富裕家庭，但是父母自幼為我提供豐富的教育資源。而小芬則是家裡第一代大學生，父母沒有接受高等教育，也無法提供優渥的物質條件與學習環境，但是她仍刻苦學習，並能夠與一群「天之驕子」一同入選教育部的人才培育計畫赴美求學。她曾說如果沒有這個計畫，她可能沒辦法在大學期間像其他同學一樣到國外交換讀書。
時光荏苒，交換結束之後我到加拿大繼續研究所學業，而小芬則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就業。今年夏天聯繫小芬時，得知她已從北部一間國立頂大獲得碩士學位，並回到大學母校擔任研究助理。這幾年小芬與哥哥需要照顧生病的父親，並和母親一同扛起家庭重擔，但是兩人都沒有放棄求學。小芬也向我提及自己過幾年考慮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有機會的話也想到國外留學，希望能和我交流經驗和想法。我既為她順利完成學業感到高興，也感慨她不畏逆境的志氣，甚至有時會想： 如果小芬和我擁有一樣的成長環境，她是不是能做得比我更好？
「社會流動」抑或「階級複製」？
我大學時就讀北部一間知名國立大學，在學期間接觸的同學們大多來自六都小康及富裕家庭，其中雙北的同學佔了大多數。由於接觸到的同儕多數來自相似社經背景，大學4年浸泡在國立頂大的同溫層當中，降低了我人文與社會關懷的敏感度。直到認識小芬，我在她的身上看見了社會階層的多元面貌，體會到教育翻轉人生的力量，並深感大學作為社會機構，應致力促進階級流動的社會責任。
112年度起高教深耕計畫第二期正式上路。作為台灣近年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之一，除了支持各大學提升國際競爭力與研究能量之外，更關注高教公共性與大學社會責任的落實，聚焦提供「積極性的公平受教機會與資源，引導大學落實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積極性任務」。然而綜觀台灣幾間知名國立頂大（如台政清交成），學生大多來自中產及富裕家庭。一份台大經濟系2018年的研究論文發現高家戶所得家庭的孩子就讀台大的機率是低家戶所得孩子的6倍，顯示出家庭所得越高，子女進入國立頂大大學的比例也就越高。
根據教育部111年度的教育統計資料，高中職畢業生就讀公立大專院校約佔35%，就讀私立大專院校的學生約佔65％，公私立大學每年平均學雜費差距將近5萬元新台幣。然而現有研究與統計資料皆指出，許多經濟不利以及弱勢家庭的學生，反而就讀私立大專院校。儘管政府近年致力於縮小公私立學雜費的差距以降低社會不公，但根本問題仍沒有獲得解決：為什麼公立大學無法招收更多來自經濟文化不利以及弱勢家庭的學子？
高等教育翻轉了誰？
如果大多數的人都和我一樣，認為高等教育的社會責任是在於服務「公共利益」（Public good），那麼台灣的區域公立大學與國立頂大是否能夠挖掘並招收更多像小芬一樣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
在教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中經常會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資本論（Capital theory）來解釋當今因為貧富差距而產生的教育不公現象。一個人所擁有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與其能享有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密不可分。高社經階層的家庭能有足夠的經濟條件為孩子提供優渥的教育資源與學習環境（即文化資本），並在孩子升學、就業的道路上給予人脈與社會資源的支持（即社會資本）。台灣公立大學在招生與選才的標準和路徑上也經常與學生所擁有的這三項資本息息相關，因此導致家境不好與文化不利的學生更難進入公立大學，只能轉而就讀學雜費高昂的私立大專院校，形成教育資源與機會不公的惡性循環。
近年來高教政策改革呼籲大學應「培養學生社會參與能力，使校園與社區成為專業實踐、道德投入及關懷參與的場域，強化學生社會責任感並建立公民意識」，那麼大學更應該以身作則，展現其作為教育與社會機構的人文關懷，從招生選才方式的變革與轉型來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用高等教育的力量翻轉更多來自多元社經與文化背景的莘莘學子。
（作者為加拿大Western University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兼國立政治大學招生辦公室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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