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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林(Brianne Bolin)、或如她要學生這樣稱呼自己的伯芮安教授,就像是隱形人。在我抵達位於芝加哥的哥倫比亞學院、即她教授寫作課的地方後,我詢問前台的助理該去哪裡找她。「波林?」女助理一臉茫然地反問,並快速瀏覽了一遍教職員名單。「非常抱歉,我找不到這個名字。」儘管這幾年下來,她每年都在學校開四門課,但她連個聯絡電話也沒有,更別提研究室。

原本想要帶我參觀校園的波林,匆匆趕到大廳。她將滿頭紅髮紮成馬尾,黑框學院風眼鏡左側靠太陽穴的地方,纏了一圈紅色電線絕緣膠帶;幾個月前這副眼鏡摔壞了,但她買不起新眼鏡。

作為兼任教授,每一堂課她可以賺4,350美元,年收入則低於24,000美元。在我跟她見面的時候,她的銀行帳戶裡只有55美元,待支付的信用卡帳單則為3,000美元。她以975美元的代價,在芝加哥郊區一個沿著鐵路、每20分鐘就會有一輛火車呼嘯而過的地方,租了一間兩房的房子,而她已經欠了一個月的房租。

她的書架上放滿了研究所時讀到、至今依舊能琅琅上口的詩集與哲學書籍,還有她搜集的1960年代法國黑膠唱片,而她卻只能依賴食物券來養活自己與兒子。此外,由於她的工作不提供醫療保險,因此她們加入了由各州及聯邦政府針對貧困者所推出的醫療照顧計畫。伊利諾州給予如芬恩這樣年紀孩子的保險補助有一定收入限制:在2014年,此金額為22,336美元,在2017年則為23,060美元。這意味著波林的收入不能超過此金額。

「事情不該如此的。」主修英文的波林,知道這句話就像是陳腔濫調,但她就是無法不去想這件事。事情不該如此的。

高學歷不再是就業保障

大學時代,波林就讀位在遙遠南邊的東伊利諾大學,成日與書籍相伴,「和朋友住在拖車公園裡,讀著吳爾芙和莒哈絲的小說,並為凱魯亞克及金斯堡關於『垮掉的一代』的叛逆而癡迷,」她如此回憶。她獲得大學及碩士學位,修讀前衛詩詞。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學術界的明日之星,但她確實想過自己可以獲得一份薪水還過得去的穩定工作。

「我以為到了35歲的時候,我就可以穿著沒有破洞的衣服,銀行裡還有一點積蓄,但現在的我只能在慈善舊衣回收中心Goodwill購物。我穿著只要5塊美元的Banana Republic西裝夾克,而這些衣服總是很快就壞掉,畢竟之前早就經歷過其他人的磨損。是我的夢想讓我淪落至此。這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但我確實無法不去想,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如今許多政治辭令談論著該如何拓寬人民觸及大學教育的機會(因為有充份的證據顯示,教育程度能提升經濟收入),但在歷經金融危機的世界裡,良好的教育並不能讓你免於在貧窮線附近徘徊。在接受糧食援助或其他形式的聯邦救援人口中,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自2007年到2010年間成長了3倍;接受援助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則從9,776人上升到33,655人。具體而言,2013年領取食物救濟的家庭之中,至少有28%的家庭,成員最高學歷為大學以上。根據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經濟學者的分析,此比例在1980年僅為8%。

如果連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父母也只能勉強負擔其子女的生活費,那一般的美國父母又該如何?當一名懷孕女性發現自己在就業市場上根本沒有選擇餘地時,她又怎麼敢因為缺乏育嬰假或不良的工作環境,挺身對抗體制?當托兒所的費用超過自己的薪水時,員工又怎麼會以為自己還有餘裕抱怨?根據一項針對500名兼任教授所做的調查發現,62%的人因教書所獲得的年收入低於2萬美元。如果他們膽敢抱怨,下場或許就是失去下一次上課的機會。

我們真的能夠「做自己所愛」?

如同波林之於她所任教的學校,高等知識分子貧窮者普遍藏在美國這個國家內。「沒有人知道或在乎那個住在拖車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住在俄勒岡尤金、撫養一名孩子、曾經在大學裡教語言學,如今卻依靠福利與食物救濟維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說道。

這些教授與其他受過教育與培訓的工作者,面對的是中產階級流眾最典型的困境:債務、工作過量、孤立無援、以自己的貧困為恥。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學歷或許不如自己,卻擁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當我在和這些中產階級流眾交談時,總會聽到他們不斷責備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職業與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難道錯了嗎?他們覺得自己錯了。

受過高等教育卻向下流動的大學教授們,並非偶然的現象。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環。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至今依舊沒能重拾工作機會的行業包括了建築業、市場調查、資料分析、書籍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儘管這些工作的就業條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碩士學歷者。

對我而言,讓此種壓迫更為嚴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經常浮現在我們耳邊的呼告:「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這句話總是勸誘著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出於好意的精神導師和企業們頻繁使用這句格言。我自己也經常聽到這句話。那些總愛勸別人「做你所愛」的人,成功地讓自己看上去令人稱羨,並從底下的員工身上榨出更多勞力。

我腦中想起許多自己認識的年輕與中年父母們,是如何遵循這句格言,卻導致自己不得不吞下那一言難盡的苦果。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做自己所愛,該如何生存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同宮德光(Miya Tokumitsu)在自己那本《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中所寫,「做你所愛」這件事在美國早已名存實亡,只是企業用來加倍剝削員工的銬鐐。從科技公司到高檔連鎖餐廳、再到如喬氏超市(Trader Joe's)等商店,每間公司都強調自己的員工是──或至少看起來是──快樂的。當然,還有更難察覺的剝削,如那些走進眾所皆知的「做你所愛」虛幻花園小徑的兼任教授、學校老師和記者們。或許有一天,他們能即時發現以追求所愛之名,被迫做著那些根本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回報的工作。

當我在基於人生的種種壓力下、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創造力」以換取工作機會時,我這才明白:在堅持「做你所愛」的本質之中,隱藏著令人不舒服的階級歧視。假使「做你所愛」的信念其實來自一個擁有特權的社會身分、一個風險較低且失敗也不意味著賠上一切或人生終結的環境,那麼對於那些不擁有特權的人而言,為了實踐這句話會讓他們落得何種下場?

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在波林非常年輕的時候,她就期望自己能和工作有緊密的連結。她生長在伊利諾州中部一個小鎮上,是養女,也是家中的獨生女。最初,她通過測試並進入資優班,她的母親也驕傲地稱她擁有「令人畏懼」的智商。

上了大學後,她很快就覺得自己找到了容身之地。「文學賦予生命另一番回響,」她說。然而,她說,學校裡的人從來沒有告訴她,踏入學術圈或許不是最明智的就業選擇。相反地,教授美國浪漫主義、也是她最喜歡的教授總是鼓勵她到辦公室裡聊天。「他對我有信心:他知道我一定會繼續研究當時正在研究的題目,並寫出一篇論文。當然,他沒有想過我會擁有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但他認為我可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這算是某種天賦。」

1975年,獲得全職終身職(tenure-stream)的教授,占全美教授的45.1%。然而到了2011年,僅有24.1%的教授獲得終身職:也就是6名教授之中,僅有1個人能實際拿到終身職。像波林這樣受過良好訓練及教育的人,有許多面臨經濟困窘。波林上大學時,這個現象開始發生,但她和父母並沒有察覺到這個趨勢。當邁入20歲中期的波林於畢業後立刻找到一份教寫作的教職時,用存款替她支付大學學費的雙親對她刮目相看。

接著,28歲的時候,她懷孕了。她知道養育孩子的責任將落在她一個人身上。不幸的意外發生了:芬恩生來就因為腦性麻痺而不良於行。為了全心全意地照顧孩子,她辭掉工作長達數年,並搬回父母家中。2008年,波林回到學校,並盡可能地多開課。但她的老闆警告她,她或許永遠都拿不到終身職。

「學術圈再也不是理想的職業選擇,」波林說道。那些批評她「被擊倒」、指責她因為未婚生子而落得這般下場的人們,並沒有給予她任何幫助。對於這種困境的其中一個反應是:忘了你自己!找一份能繳清帳單的工作!

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

波林的困境不僅僅肇因於時間不夠用。如同社會心理學家針對已發現的「決策疲勞」(decision fatigue)所做的研究,作為貧困者需耗費極大的心力。即便金額再低,他們仍舊需要持續針對所有開銷進行衡量,像是:沒錯,或許我應該多買幾塊正在大減價的肥皂(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曾在貧窮的印度農村進行此一實驗),但如此一來就無法負擔這個星期的藥品或食物了。

與波林一起走在那個對她而言只會讓她自慚形穢且超過她消費能力的喬氏超市裡,我見識到了要想讓開銷維持在食物券所補貼的349美元範圍內,是一件多麼令人筋疲力竭的事(只有在夏季不上課的時候,波林才有資格申請食物券補助。此外,當她的月收入低於2,000美元時,她還可以申請600美元的社會安全生活補助)。由於患有乳糖不耐症的芬恩只能喝昂貴的杏仁奶或米漿,因此波林只能買每磅59美分的量販雞腿包、一袋49美分的紅蘿蔔,以及單位價格最便宜的牛絞肉。

當最基礎的生存都需要耗費如此多的心力時,已經沒有多少餘力可讓他們進行長期規劃或鼓起勇氣──如波林知道自己該做的那樣。「我必須靠抽菸來紓解壓力,」她說。平時,她會使用鎮定劑Xanax來對抗焦慮。她還會每天服用抗憂鬱藥。過去,教育曾經是進入中產階級生活的管道,如今卻再也無法扮演這樣的功能。學術圈和其他領域的工作要不是陷入危機,就是瀕臨滅絕。波林就跟許多人一樣,緊緊攀附在那已經岌岌可危的階級邊緣。

向上流動已成往事

波林和她的朋友及同事們讓我們看到了,曾經具象徵意義的中產階級,如今正腹背受敵。在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裡,改變已經重寫了這個階級的常軌。企業規模有了大幅成長且逐漸全球化;但在這些大公司的眼裡,那些因限制工時的電腦排程系統,而被剝除人性的員工們,已經淪為不需要享有福利的合約勞動者(儘管於法律上企業們並不違法)。這些大公司的態度自然也蔓延到了以獲利為目的的學店中。

隨著薪資成長停滯,過去能支撐起一個家庭的收入盛況不在。當前勞動現象激起了一個基於心理層面──甚至是生存層面的疑問,一個關於如今來看幾乎是不可能的「做你所愛」格言的反思。「當破碎的未來成為苟延殘喘生活的支柱時,樂觀主義又會變成何等模樣?」蘿倫.柏蘭特在《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一書中如此問道。

我們是誰?當我們缺乏線性或甚至曲線型的職涯展望時,我們還能期待些什麼?過去,我們或許會對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感到憂慮,或甚至視其為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口中的「疏離化監獄」(alienated prison)。但反觀現在?本該將滿腔熱情灌注在工作中的我們,卻因為工作的不穩定導致對職業產生無比疏離的感觸。對某些人來說,「做你所愛」的宣告已經淪為毒藥了嗎?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這樣的現象難道是可被接受的嗎?

那些向上流動的年輕職業父母已經成為舊時代的象徵,此刻,是一個收入停滯不前的世代。對於中產階級這個最大的勞動人口而言,停滯帶來巨大的損失。

當我再次和波林聯絡時,她已經不在大學教書了。2016年,她開始攻讀新的研究學位。芬恩現在能走一點點路。波林開始接受語言治療師的訓練,並將重點放在替代性溝通上。她對於未來能和許多如芬恩這般無法使用語言的孩子接觸、指導他們如何使用科技來與人交流的工作,充滿期待。波林正在想辦法籌措7萬美元的學費。「我將獲得一個足以在經濟程度上養活我自己和芬恩的學位,一個極具意義且合情合理的選擇。對芬恩來說,要找到合適的治療師真的非常困難,而我可以填補這個空缺。」

2017年),波林正式成為語言治療學系的全職學生。現在,她可以領取整年的食物券,並繼續領取芬恩的身障補助金。另外,現在芬恩的父親每個月也會給她230美元。她在向家人借錢後,付清了信用卡卡債,並延長了她的助學貸款。唯一沒變的,是她的信用卡帳單還是在2,000美元左右。現在已經11歲的芬恩,就讀一所專為身障兒童設計的學校(由公立學校支付費用),並接受治療(除了語言治療部分)。在她擺脫兼任教授這份工作後,她甚至戒掉了吃Xanax的習慣。而當她向長期任教的學院遞交辭呈時,除了收到制式化的「聽到你要離開了我們很難過……」回覆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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