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托育機構人員、居家保母對兒童相關不當對待行為事件頻傳，令人詫異的是，其中亦不乏政府評鑑績優的公私立托嬰中心。諸如：某公托托育人員，以雙手夾住孩子頸部後上抬離地並用力夾臉，甚至手拉著哭鬧的孩子拋向角落；某公托托育人員抱女童進廁所、關入全黑寢室，而且關到孩子睡著；其他還有用力拍打孩子背部、劇烈搖晃、拋擲、用腳踢孩子的座椅、壓頭強迫趴臥、用毛巾塞孩子嘴巴等違反專業的行為。以幼小的嬰幼兒來說，這些舉動均足以造成致命危險及永久性傷害。
在政府廣設小家園、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滿足家庭托育需求之餘，對於雙薪家庭的父母來說，如何安心托育才是家長心之所向，免於工作繁忙之餘，還得心存擔憂，深怕孩子所託非人。
與其事後加重裁罰，不如事前積極防範
2019年監察院調查報告中曾提及，目前因缺乏托育服務專法，以致無法對嬰幼兒體罰、不當管教者進行裁罰，指名衛生福利部應通盤檢討此困境，儘速完成修法。隨著社會輿論關切，政府也於2019年開始建置防範規則，如監視錄影查調、高密度加強稽查、師生比降低、提高罰則等等，但直至2023年的今日，仍未見不當對待事件消失，更凸顯現行防範作為可能存在的缺失。
為確保受託兒童及家長權益，並回應社會期待，衛生福利部進一步在2023年5月及6月分別於台北、新竹、台中、高雄舉辦「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公聽會」。然而，綜觀「兒童托育服務法草案」，所祭出的依然多半是加重裁罰，對於不當對待的界定模糊，針對裁罰對象及金額亦不符比例原則，可說未見到通盤檢討及杜絕不當對待的積極防範作為。
筆者2022年在《托嬰中心不同角色人員對不當對待之覺察與防範策略探究》的研究結果中發現，不當對待行為與施虐者自身的意識程度、原生性格與托嬰實務的適宜度、與托嬰實務工作相關的職前及在職訓練內涵適切性、核備制度下的不適任篩選標準效能有密切關係。因此，有別於偏向事後補救的加重裁罰，不如從上述幾個角度進行事前積極防範。
做出不當行為，托育人員卻不自知
「怎樣會被認定為不當對待？」「我這樣做算是不當對待嗎？」
從過往的不當對待案例中可發現，托育人員在繁瑣的照顧過程中，即便監視器已經無死角的環伺，當面對牙牙學語、學步的孩子咬人、搶玩具、各種情緒問題，以及家長要求孩子一天一定要喝到多少水、吃多少飯、睡多少覺、可以跌倒不能受傷等要求時，壓力往往導致情緒潰堤，而出現不當行為，自己卻不自知。如果我們的制度又只關注行為本身，未通盤檢視托育現況，僅單純懲罰托育人員、連坐裁罰機構，只會提高托育機構及托育人員的執業風險，並無法有效減少類似遺憾再發生，更可能反而引發托育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員恐慌，迎來幼托界缺師潮，讓未來家長面臨孩子無處可託的窘境。
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彭婉如基金會辦理的《109年度托育事故及虐嬰案件成因分析研究成果報告》為例，有關施虐者與事故責任人的托育資格背景，104年至105年間主要來自於技術士證，107年則以相關科系畢業者為多。明明已經受過相關培育，卻還是做出傷害孩子的事情，顯見現行培育機制已出現孔洞，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從來沒有人教我如何帶這麼多孩子睡覺！」「從來沒有人教我如何一次餵這麼多孩子吃飯、喝奶！」
雖然針對托嬰中心專業人員的職前及在職訓練已有相關規範，但並未要求授課講師應具直接實務經驗，容易淪為紙上談兵，亦無法有效幫助托育現場人員解決工作困境，甚至面對情緒問題。因此，應重新檢討培育專業人員的授課講師是否應具直接實務經驗，並融入不當對待的覺察訓練，協助托育現場專業人員清楚掌握：什麼是不當對待？棘手情況該怎麼處理？消弭實務端與理論端兩者間的溝通斷層，使產官學三方在不當對待事件防範及處置上，能有符合公平正義的共通準則。
缺工的托育現場，讓汰弱留強的制度失靈
「這位托育人員不適任，但礙於師生比，找不到人的狀況下，我根本無法讓他走，只能時時刻刻盯著他……」「我情緒快潰堤，但其他托育人員也要照顧孩子，主任和其他非托育人員礙於法規不能替手，我到底該怎麼辦？」
受少子化影響，托育現場人力也隨之嚴重匱乏，礙於非核備托育人員不得接替等規範，機構為避免師生比不足而遭開罰，往往只能讓不適任人員繼續留下，等待找到合適接替者，再把人辭退。2022年筆者於《托嬰中心不同角色人員對不當對待之覺察與防範策略探究》研究結果中曾指出，現行制度中非核備托育人員職務者不可接觸受托兒童，托育人員只能對自己所配置的兒童進行托育服務，在無法彈性調配人力的狀態下，導致托育現場無法於照顧者情緒匱乏、或等待不適當人員離職時即時提供替補支援，這也連帶導致托育現場產生不當對待的次數增多。
顯然，制度已成為不當對待氾濫的劊子手。在必須符合師生比且專職專任的規範下，托嬰中心無法依照兒童最高利益來擇優汰劣，再加上大環境極度缺工，有「人」比有「才」更重要，迫使托育現場「汰弱留強」的機制失能。這已經嚴重影響托育安全，甚至造成托育產業的管理危機。
補起制度漏洞，全面防範不當對待行為
「該有的教育訓練及走動式管理都有做，應該提醒都有提醒，已經積極管理了，為什麼還是發生不當對待行為……」
針對取得政府相關資格認證的托育專業人員，於托嬰中心任職期間發生不當對待行為，依照現行《托育服務法草案》規範，不論機構本身或負責人是否有積極管理作為，均得處以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招或停辦或廢止。反觀不當對待行為人及被賦予管理責任的主管人員，卻未有明確的裁罰懲處規範，甚至許多案例都是僅裁罰施虐者6萬，明顯違反懲處比例公平原則。
令人不解的是，托育專業人員資格及技能是受政府認證，每年亦需接受政府認可18小時以上的在職訓練，其不當對待行為更非受機構負責人指使而為之，但機構本身及負責人卻得承擔政府訓練不利的苦果。如若考量公平正義，不論培育托育專業人員的學界單位或者密集訪視稽查的政府單位，也應該連同受裁罰及懲處。相反的，若機構自身在發現不當對待行為時能主動通報、或提出平日積極管理佐證的話，不應無差別迫使其他人一同共罰，而真實回歸檢討行為人的錯誤及判責。
綜上，防範不當對待政策應該更全面，方能讓托育服務品質共好。2022年筆者在《托嬰中心不同角色人員對不當對待之覺察與防範策略探究》研究結果中發現，不當對待行為往往來自於托育現場專職專任、無法互助喘息、托育人員專業能力停滯、凌駕專業的家長托育需求等所形成的高壓環境等等。不當對待事件其實是所有大環節錯誤的總產物。別再讓受託兒童無辜承擔共業，不應僅歸咎於負責人，如何盡快補起積極防範制度的孔洞，考量產官學三方的智慧。在「廣設公托」等滿足家長的政策之餘，更要制定合理、正義、公平的反規，避免托嬰中心看似量足，卻因政策與制度不完善，讓家長更無法放心把孩子託負給這些服務。
（作者為社團法人中華國際全齡關照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畢。著作：《許孩子一個幸福夢想園》、《托嬰中心不同角色人員對不當對待之覺察與防範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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