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體育課的哨聲響起，大家也紛紛動作，躲避球賽即將開始，有非常厲害的攻擊手，也有動作靈活的雙胞胎，當然也有緊張兮兮抱在一起同學們，這一切就像是校園劇。咦！那我呢？那場球賽裡，不，從小到大每場球賽都沒有我的身影，校慶比賽、運動會，只要是任何室外團體活動，都沒有我的影子。我一向都被指定乖乖坐在場外的樹下，老師說帶著我不方便，會擋到別人也怕我會受傷，所以只能枯坐，看著大家在遠處玩得開心。
印象最深刻的體育課，是老師曾經出題要兩人一組做仰臥起坐，沒有人要和我一組，老師只好指定班長協助我。沒想到班長卻在我前面說：「老師，她做這麼慢也沒辦法幫我測，我不想跟她一起考試。」我跑步的時候，同學就會學跑步的樣子，手腳變得扭曲、然後跌倒，發出很大的聲響，一群人哄堂大笑。後來，我才知道老師這麼「好心」的幫我安排，會造成同學們更加排斥我。從此，我學會躲起來。
在取笑聲中成長，我一路逃離人生
我變得不想出門，不想說任何話，每天都覺得疲累，我拒絕父母和老師的勸說，甚至不想上學。只要有任何人盯著我，我就會更加緊張、想逃避；如果別人在我身後開始說起悄悄話，就覺得那群人在說我的壞話。
剛開始，我趁著午休時候走出校外，避開守衛，直接去到學校外的麥當勞，點了滿桌的可樂、薯條，看著人來人往、聽著別桌八卦發呆。直到放學時間，終於感覺到手機在口袋震動，看到同學、老師、爸媽總共打了我的手機上百通，才不甘願地離開。回校後，其實我早就想不起來做了哪些事情和去了哪裡，可想而知被爸媽訓斥得有多麼慘烈。
後來，只要上學時間到了，身體就出現生理痛、胃痛、頭痛的症狀。這次我學聰明了，選擇到保健室，從一小時、兩小時、早自習一路睡到下課。我的恍神讓我在樓梯間跌倒到肋骨裂開送醫、在課堂上癲癇大發作嚇壞了所有人，加上成績下滑，我遭受雙重打擊，沒有一刻不想逃離。
最後，因為進出健保室和送醫急診太多次，於是被所有老師們規定，要說出自己癲癇的情況和急救的方法。為什麼好像會發病的只有我？對他們來說，是不是說得越清楚，對他們越省事？我每說一次就厭惡自己一次，說完後都會跑到廁所去，把自己關在廁所很久，伴隨著學校公共廁所各種噁心的味道，一起吐了出來。
從一開始被迫因為行動不便無法參與聚會，逐漸到完全無法去人多或需要社交的場合。沒處去的時候，我就只能去廁所躲起來，還記得圖書館旁的女廁，通常是最少人的，想要逃離和躲避的慾望，甚至大過於校園死角，傳說色狼出沒的恐懼。因為只有在廁所裡，我才會感到心安，只有我一個人，不用面對別人，也不用害怕哭出來。
是我「壞掉了」，還是這個世界嫌棄我？
這一系列的逃避行為被父母視為「叛逆行為」，每一次抓到我落跑，就狠狠地揍一頓，再罰跪到天亮。那時，老師和校醫曾經強烈建議我父母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但我爸爸每回都強硬地拒絕：「她只是叛逆，只是像我年輕的時候，管一管就好了。」
媽媽總提醒我當初生我的時候，是多麼辛苦，我的小時候多麼難帶，每天發燒到40度，幾乎是隨時都要送醫院，父母這麼辛苦，妳為什麼還要這麼壞？
然而多年過去了，當年痛苦的我，已長大成人，陰霾卻並未離我而去，我依然活在自我厭惡和厭惡整個社會之中。校醫曾問我：「難道你不怕辜負了你的父母嗎？」我聽了非常難過，不斷的在內心吶喊著：「可是，又是誰辜負了我呢？我自己、老師、同學、學校、父母？還是嫌棄身障者的社會？」
勵志的身障者，不允許有「憂鬱」情緒
依全民健保申報資料分析，2019年國人因精神疾患就醫約280萬人，25～44歲占22.2%，25歲以下占12.5%，曾因精神疾患相關困擾而尋求醫療協助者，比起10年前的數據大約增加3成。在2017年，台大醫院精神科也發表全國第一個兒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發現高達28.7%的孩子患有任一種精神疾病，3%的孩子有自殺意念，0.3%有自殺行為。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台灣其實已累積不少實證研究，原因大致可以歸類為四個主要面向：
- 個人因素：例如年齡、性別、自尊、自我控制、學習成績與學業期望壓力等。
- 家庭因素：例如家庭結構、父母教養、父母親的監督及親子關係滿意度等。
- 同儕因素：例如同儕依賴、人際關係及負向同儕關係等。
- 學校環境因素：例如學校教育環境、成績分數排名、老師差別化的要求及態度等。
其實，身心障礙者更是罹患憂鬱症、憂鬱情緒、焦慮症或社交障礙的高機率族群，因為不論是面對家庭、同儕、自己，都處在一個低自尊心的情況。
我們一一檢視身障青少年在成長期間遇到的憂鬱情境。首先，障礙者在家中可能需要父母或長輩照護，在長久密集的互動下，雙方壓力均增加，加上照護者可能還有工作、經濟等負擔，面對身障子女，更容易出現疲倦、失望，甚至照護者因情緒不佳而打罵、體罰的新聞屢見不鮮。
學校教育和同儕對於身障者的壓力更不用說，因為青少年對於同年紀者，往往更關心外表、流行、課業等話題，常在彼此打鬧、取笑、比較中成長。同時，融合教育在台灣並未完善，現行制度加重校方、老師及身障者同學的負擔。這樣的情況下學習，學業成績不僅事倍功半，也容易讓身障青少年自我放棄。這種種壓力可能帶來健康惡化，甚至影響原本疾病的治療成效。而我的故事，就是常見身障青少年的例子。
除非原本罹患的就是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者向來只被關注身體上的行動不便，而忽略他們在心理上可能有的壓力。尤其大家喜歡賦予障礙者積極、正面、永不放棄的生命鬥士形象，已經成為一種「勵志汙名化」（inspiration stigma），好像障礙者絕不能憂鬱或偷懶。這種苦情卻勇敢的單一形象，成為身心障礙者必須遵循的榜樣，直到今日還是如此。
有些人會以為，身心障礙者每天都忙著跟疾病努力奮鬥，哪有時間憂鬱？然而障礙者和大家一樣，也會因為生活中的各種挫折而低落沮喪，更不用說這些挫折是長時間如影隨形的跟著我們。身障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可能受到在家庭及學校中的人際互動、社會已存在的「刻板印象」及「污名化」等偏見影響，對於原先就屬低自尊、有憂鬱傾向及社交困難等負面情緒的身心障礙青少年會帶來更嚴重的影響。
唐宜楨等人在〈身心障礙污名認知與污名主觀經驗－以精神疾病患者及脊髓損傷者為例〉中就提到，精神疾患的角色與身份是由社會環境塑造的，更容易導致精神疾患者的自我偏見和自我歧視。這也印證了Priestley的觀點，即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受到身體、認同、文化、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
身障和憂鬱陰影中，偶爾會滲透些許陽光
那段青春歲月，我的生活就是與憂鬱、癲癇、各種疼痛、醫院復健度過，面對著一輩子都無法痊癒的腦性麻痺，無論如何復健，都只能看著自己肢體一日比一日變形、流口水一日比一日頻繁、留飯粒在臉上沒有知覺。為什麼我連不快樂的權利都沒有？
但這種愁雲慘霧的人生，也不是沒有真正開心的時刻。雖然很少出門與同學們玩樂交際，但也因此少了很多娛樂花費；雖然現在流行什麼我不太清楚，但獨自放空、發呆、看雲，卻可以讓我感到舒服；因為無法決定要穿什麼吃什麼，反而可以打扮得簡單，有食慾時，吃到一點食物也能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美味。
狀況好些的時候，我喜歡把自己關起來，整夜不睡覺，只為了在廁所裡讀完整本書，畫了一整面牆的彩虹，安靜地建造屬於自己的小城堡，那便是我的小確幸。或許，越懂得不快樂，才更能感受到快樂來臨時，有多麼快樂。
（作者為身心障礙者、圖文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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