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有許多人，不論是否從事學術工作，均自詡為余英時先生的私淑弟子。筆者長年在法學院學習與工作，從未受過史學訓練；余先生的著作卻對筆者年輕時期的世界觀形成，發生了巨大影響。余先生辭世震動華人世界，可以料想得到，日後追憶、評價余先生的事蹟與工作的文章將源源不絕。
近年以來，台灣有若干對余先生認識有限者，或僅是要表現「我知道他」，輕佻或輕率地斷章取義余先生的言論或工作；筆者不以為然，故而不揣淺陋，抒臆如次。
一般論述對余英時的三個批評
大體來看，近年來台灣方面對余先生的批評，集中在以下幾點：
1.反中，反共，反左，卻對民進黨的種種行徑置若罔聞，甚至有所迴護；
2.推崇西方普世價值，認同西方民主制度，卻對美國的雙重標準少有批評；
3.治學上沒有建構具有開創性的、可傳之於後人的研究方法，自由堆砌材料。
在回應這些批評前，筆者要先提示一點：余先生年輕時就被前輩高人視為人中龍鳳，但即便如此，余先生並非百科全書，在做研究時不可能全部排除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傾向性。實際上，學術界也沒有什麼純粹的客觀論證，毫不摻雜個人觀點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作品是找不出來的。在認識像余先生這樣的巨擘時，首先要戒絕的毛病就是「自以為是」。論者往往認為，余英時不是才大如海嗎？他怎麼沒能看見我看見的問題？甚或是他怎麼沒能站在我的立場上看問題？由此可見，余英時若非頑固、偏頗，就是名不符實。論者懷有一定黨見並不意外，但若不能警醒自己或許犯了以個人見識所及為衡量他人標準的毛病，那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對話了。
對於上述歸納的三點批評余先生的意見，筆者持完全反對與部分同情的立場：
1.余先生的確反共、反左，但是從未反中。余先生一生研究力求「通古今之變」，其中一個重要目的，乃是從價值系統探索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為中國文化的續命與現代化找出路。余先生的名言之一是：「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他給自己設置的障礙，恐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過度執著，而絕不可能是「反中」。
相較於余先生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他對蔣經國後期執政有過一定程度的肯定）的批評，余先生對民進黨的不當行徑，確實是寬容許多。實際上，他著眼的是台灣乃華人世界唯一實踐過西方民主制度的地區。余先生的個性頗有剛毅一面，揣測他的想法，並非對民進黨迴護，而是對中國人實踐民主制度的幼稚表現，不得不抱持著一定程度的寬容態度。因為余先生明白，他對中國人實踐民主制度成效的評價，必為他人所利用。余先生並不願意接受「中國人不適於實踐西方民主制度」的判斷。論者尤其應當明白一點，余先生有關政治議題的言論，向來都是以整個中國為格局為其評論主要對象，決不是只考慮某一個地區的發展現況。
2014年9月，余先生在接受《天下雜誌》採訪時表示，民進黨想要去中國化，那不可能，因為你自己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怎麼去？最基本的，你語言就去不掉。民主要容忍，現在民進黨有很多地方是學以前的國民黨，是把以前國民黨用的辦法再搞一遍，不過現在是我（民進黨），不是它（國民黨）。台灣的民主，出了問題，就在這裡。這些人只有歷史立場，但卻沒有歷史知識，以個人的局部經驗或情感取代了歷史原貌，成為評價過去與現在的根據。
余先生雖然表示過，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由上述這一段訪談可知，他對政局與社會的動向，洞若觀火，簡短幾句話，概括的淋漓盡致。
2.余先生確實認同「普世價值」。但他並非不認識「普世價值」終極性方面的問題，而是願意承認人類文化發展幾千年後，文明確實有高下之分。誠如他在演講中回答記者時表示：「貝多芬的音樂不能說是西方的，它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余先生不遺餘力的修正五四運動中「科學」淪為「科學主義」給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致力於校正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向與層次。他一方面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為中國人立足於世界的文明貢獻，或是說維護中國人的體面勤找證據；另一方面不至於學習錢穆，因為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的深重苦難，影響了自己對中西思想的客觀判斷。
論者以為余先生並未提供中國傳統文化應如何應對當代社會挑戰的操作手冊，但這是余先生的分內工作嗎？此外，當代社會挑戰涉及的面向極廣，如何能夠期待透過思想史而畢其功於一役？中國人無法用中國傳統文化來回應當代社會挑戰，這是普世性的問題。每個國家與民族，都若干程度的正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余先生雖是大學者，但不是教主，不必為此承擔責任。
3.對余先生治學方法理路表示質疑者，兩岸學界都有；筆者十餘年前在哈佛燕京訪學時，就有青年學者委婉表示，余先生治學的方法不明確。筆者當時的反應是，您恐怕是認為他有些老派吧？事實上，余先生是中國史學研究承先啟後的人物，他以超卓的能力，展示了中西史學（思想史）比較下的粲然大觀，並因為能力過強，攀登至他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從這個角度來看，余先生的治學方法既是具有開創性的，也是難以複製的。
十多年過去後，筆者對學術研究有了新的體會，可以直接指出：論者之批評，本末倒置。方法的目的在於求得真相，漸次形成與建構的各種典範與理論，目的均在於逼近事物的真相。各種學術工具探得真相的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後，並無絕對高下之分。所謂的高手，不在於能做漂亮的八股文，而在於探得真相的能力。余先生之所以配享極大榮譽，一部分原因是在他的文字指引下，讀者能從既往未得之高度與深度，俯瞰微觀，探得讓人心悅誠服的「真相」。至於旁人是否能夠透過辛勤學習而掌握這樣的能力，不能說都是余先生的責任。每個人資質不同，而且一個世代的人有一個世代的人的優劣勢；百代宗師只是一種誇張的形容，不能當真。
「史無定法」與「史無定理」
學術圈有一定武林色彩，幾十年來，並非沒有身負絕學者前來挑戰，余先生可謂「從無一敗」。有關上述三點批評意見，筆者摘抄余先生若干飛鴻踏雪，可供讀者評判。
余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中國歷史今天恰巧發展到了一個微妙又詭異的轉折點，許多本來是彼此矛盾的力量竟然在「變」的要求上暫時統一起來了；這真是黑格爾所謂的「歷史的狡猾」。上一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學者、海外華人、台灣知識人，就曾對中國改變的期待有過某種「共識」。實際上，中國大陸內部的經濟學界與法學界也曾經存在這樣的幻想。這種各方目的矛盾，卻能夠暫時「統一」的現象，於今尤其為烈；法輪功，民運人士，台獨，港獨，都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了深淺不一的「合作」。
余先生雖然肯定儒學的時代價值，但對新儒家至多抱持著同情的態度。新儒家雖然也承認儒家思想不具備宗教的型態，但是有宗教的功用；余先生也同意儒學有宗教的功用。宗教講超越，儒學也有超越的層面，但是宗教是西方的概念，而且發展出了系統的神學；如果從神學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的儒、道二教都不算是宗教。西方宗教要求理性與信仰相互支援，換言之，在學術領域，神學與哲學是交互影響，相互支援，也經常是在相互辯難中不斷發展；這些就是所謂的「存在論的辯證」（Ontological Argument，亦翻譯為「本體論的論證」）。
余先生對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命題「天人合一」，一向有清醒的認識。他表示「天人合一」是不可能的，並直指馮友蘭所謂的天地境界純屬幻覺。中國古代的思想不是建立在知識論的基礎上，而是與實際相連接，偏重實用，致使理論思維比較薄弱，知識份子的地位因而不牢固。
本體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這是終極價值的根據，從亞里斯多德、安瑟姆（Anselm）乃至於康德，都從不同層面與方向對此進行過深刻的建構與討論。余先生認為，儒學只能是一種很寬泛意義上的宗教，更像是政治、社會或倫理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余先生以為西方的學術研究是以專題為導向；每一個專題之中必定存有主題，研究者須從各方面去論證細節，最後建立起一個有結構的整體，這正相當於中國所謂的由考據通向義理的途徑。所設置的專題主旨，不能大而無當，以致不知從何下手。西方之所以倡導通識教育，為的是「以通馭專」，錢穆也認為「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西方的方法論上也有「個體論」（individualism）和「整體論」（holism）之分，也與「專」與「通」有密切的關係；至於每一位學者應當如何「以通馭專」，這得靠自己去靈活運用。有許多學者的研究專題，看起來寫得很豐富，其實是讓專題離開了其所屬之社會和時代的脈絡；但是文化並不是一個平面的東西，文化是立體鮮活的，必須發展出一個整體觀，然後才能找小題目做研究。這就是「應當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余先生先後提出過「史無定法」與「史無定理」。蓋從古至今，研究歷史已有種種不同的方法，也有許多既成的理論，但一個史學家究竟在研究某一問題時應該採用什麼方法和參照哪些理論卻沒有「一定」。這主要是由你所面對的經驗的資料來決定的，相當於量身而裁衣。如果執定一種方法一個理論，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從上述文字我們得以清楚看見，余先生對中西研究方法理路的認識，真正達到了中西會通的境界。
從中國的「仁」、「禮」到當代民主憲政
余先生的著作形成了筆者早期的世界觀，但是當人的生命經驗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尤其是當有其他重要知識輸入時，不免就要與既存的世界觀產生對話，甚至是進行一番較量。「典範移轉」的現象，時有發生。筆者因此而產生的一些疑惑，簡述如下，期待方家釋疑。
余先生認為，以文化價值而言，中國和西方都有最高的普遍原則，適用於一切個人。這在西方可以用「公平」（justice）為代表，在中國則是「仁」（後來是「理」的概念）。「公平」和「仁」當然有其不同之處，這是由外傾文化與內傾文化的差異而衍生的。「公平」是一個法律觀念，其源頭是上帝立法說，這是外在超越的取向。「仁」是一個道德觀念，其根據是心性論，這是內向超越的取向。西方相信人是上帝創造的，所以必須服從上帝所設的法條。
中國價值系統因為沒有預設客觀化的、形式化的「上帝」觀念，因此法律沒有絕對的神聖性，也站不到最高的位置。但是作為次一級的的觀念，「法」仍然是有普遍性的。余先生借用孟子著名的假設：「瞽叟殺人，皋陶執法，舜負其父逃之海濱」表示，法律在中國除統中仍具有一定普遍性。不過因為「法」不是中國價值系統中的最高權威，因此必須與另一個基本價值「孝」取得協調。儒家一方面強調「為仁由己」，即個人的價值自覺，另一方面又強調人倫秩序。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層次又是一以貫之的，人倫秩序並不是從外面強加於個人，而是從個人這一中心自然推廣出來的。儒家的「禮」便是和這一推廣程序相應的原則。這個原則一方面要照顧到每一個人的特殊處境和關係，另一方面又以建立和維持人倫秩序為目的。
余先生上述這一段話，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他為中國人也能實踐民主制度所找出的本體論層級的「本土資源」，但這個論據恐怕有商榷餘地。《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此乃儒家內聖的綱領。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種真誠乃出自「自覺」或「本心」。哲學家鄧曉芒就曾指出，孔孟二人對真誠的描述，均十分抽象。因為「本心」為何？「我」是誰？這些問題都必須正面，直接的回答；答案眾說紛紜，危險必出於此。儒學應用的侷限性，體現在流於工具化。「禮教殺人」迄今仍如幽靈鬼魅飄盪在華人世界，就是最好例證。馮友蘭的天地境界為幻覺，其來有自。
民主制度的本體論資源，不論是出於自然法，或是基督教文明，都離不開公開、直接承認人的有限性的前提；即便是徹底無神論者，也不敢、不願意公開表示，人的理性之光，足以匹敵上帝創造論。此中核心觀點乃對「罪過」的處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罪過與自由意志之間的直接因關關係，而將其看做是與「本心」相違背的結果；並認為只要按照「本心」去做，德行自能浮現。事實上，中國人的懺悔，一向膚淺，而且不夠「真誠」。等而上者，致力於「吾日三省吾身」、「慎獨」，力求排除一切不由自主的邪念，實為不欺「本心」；等而下者，總想給自己的不當行為找些辯解。奇妙的是，中國社會願意接受這樣的辯解，這就形成了一個全社會的「共犯」結構。魯迅批評中國人有一種「瞞和騙的藝術」，在這樣的平台上，自然產生不了「真誠」的民主制度。因為這樣的心理機制，最高級的形式是自省。民主制度的核心機制「監督與制衡」，一方面反對透過自省來監督，一方面不考慮「面子」的重要性，牴觸中國人的恥感文化。
余先生一方面肯定西方文化外傾性所發展出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卻又高舉儒家內傾性所建構的人間秩序。實際上孕育憲政的背景與儒家思想毫不相干。儒家重個人，重其倫理道德之修養；實踐之方法，乃是責成個人各盡其人倫上之義務。個人之倫理道德，須在人與人之關係中始能完全發揮。在儒家思想中，難有與任何他人無關的「個人」觀念產生，亦難有與任何他人完全「平等」的觀念產生；所以楊銳才會說，中國傳統中沒有「個人」，只有「家長」與「家人」。儒家講究傳統倫理，禮教化後的中國傳統，正是扼殺民主制度出現的核心原因之一。
這樣的現象不獨在中國發生，某種程度而言，日本長期因受美國壓制，並對美國崇拜，結合日本人的「緣人」國民性來看，這對日本的發展反倒是一種幸運。日本素有「和魂洋才」之議，如果長期停留在一種「因為被征服，只好接受後果」的心理狀態，日後日本憲政發展的高度，就不能多做期待。
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現，乃多種變因共同運作而成，到底源於何種關鍵因素，迄今沒有定論；但毫無疑問的，基督教文明起到了最關鍵的作用。若說遺憾，余先生似乎不具備基督教屬靈層級的體會，這很可能導致他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價值抱持著過於樂觀的態度。
對思想史大師的悼念
余先生的成長背景，許多學人均很熟悉。余先生1950年赴美學習，他所面臨的環境是一個冷戰剛剛開始的世界秩序；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中國大陸在鐵幕之內，台灣地區處於威權治下。一個對中國文化有極強使命感的年輕人在美國頂級學術圈奮鬥，除了要面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還要面對西方主流學術圈看待中國文化的東方主義心態；或許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必須面對像費正清這樣對中國懷有偏見，又有相當政治手腕的King。
筆者可以揣度，絕不願意、也不可能就此投降的余先生，努力地研究中國文化，一部分原因可能也是想要在西方主流學術圈中證明，中國文化一樣能對世界文明起到促進作用；假以時日，中國人一樣也能夠成功地實踐民主制度。
中國自近代以來，長期處於千年未有之巨變，物質條件的改善，反而強化了中國人的虛無感。有見識，有思想的中國人，難以安住此心。余先生的思想與行動，向中國人展示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士」的境界，讓許多中國人尋得了一種尊嚴感，一種根本價值，有了可以平視這個世界的底氣。余先生為中國人建構出了心靈故鄉，從這個方面來說，他是許多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導師。
余先生在歷史學界取得了旁人難以超越的學術成就，並在意識形態方面一以貫之。筆者雖然對余先生至為推崇，但是我們也應當冷靜的看待，余先生的工作成就，主要是在思想史方面。他對社會性事務的關心，體現出了他的知識人色彩；但這並不代表他同時必須是其他學科方面的專家，對每一件公眾事務的判斷，都必須準確無誤，不帶個人偏好。我們對余先生的評價，當避免求全之毀。
筆者深切以為，余先生故去之後，他的思想與文字應當有更寬廣的應用與發揮，這是西方學術界在保守與創新之間做出判斷時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國人紀念余先生的最好辦法。余先生對中國人來說，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史大師，他應當是中國在轉折過程中的一種最重要的「典範」（Paradigm）。
（作者為法學教授、哈佛燕京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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