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309廢核大遊行前夕，筆者和其他關注公共議題的大學同學一同在校內展開自發性的宣傳，我們和地球公民基金會聯繫，購買反核旗、索取反核貼紙與標語，並且連續在兩個禮拜的中午和傍晚，輪流在校內擺放的攤位值班，發放貼紙及傳單。
與此同時，在這個小社團內的我們也不斷相互檢視彼此的理念及認知：「所謂的廢核究竟該是漸進廢核或是立即廢核?」、「核能退場之後，台灣的電力供應是否會出現缺口?」、「若有，我們又該假設何種政策的制定去說服發展主義的擁護者們？」每每辯論到最後，我們總會因為民間及環團所計算的數據與政府部門所公布的資料大相逕庭而各執一詞。但是，2013年在3月9日那天，我們仍然與號召而來的三十多位同學一同高舉自製的標語和旗幟、在身上貼滿廢核貼紙，以實際參與去履行我們各自對這個議題的詮釋和關切。
因為，我們彼此都抱有清晰的認知：我們只是處在通往相同目標的不同路徑之上，只有在當下起而行，未來我們之間的任何對話才有意義。
也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最實質的辨認：現在的自己身在何方？
且容許我暫時將時間的畫面倒轉。
1947年，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前那聲衝向民眾的突如其來的槍響，在台灣的土地上劃開了一道至今長達67年歲月、名叫「二二八」的傷口。
如今，我們聽著馬英九總統在每年的追思儀式上重複著千篇一律的演說，好似「轉型正義」已然被努力，已然做得徹底，但在另一方面，教育部修改歷史課綱的程序卻是令人反應不及之迅速，其中，將「白色恐怖」一詞移除於歷史課本的舉措更是粗暴無比。
我們應當知曉，「白色恐怖」此四個大字即使沉重，也必須被後世的我們銘記、舉起，因為它即是一個時代名詞，就算之中充滿著飄盪在那個肅殺年代的空氣中，受害英靈炙熱的鮮血氣味。
而，儘管非受難者的後代，站在那道超越一甲子時空的傷痕上的我們，還是義務對那段歷史做出回應，也都有義務拿出對知識的追求及其力量，遏止虛無主義在現今社會中的氾濫與蔓延。
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最實質的辨認：現在的我們身在何方?
土地與歷史關係是如此密不可分，自由的權利與尊嚴又總是在與生俱來的天賦和權力者的恩賜之間矛盾、拉扯。
至今，國民黨政府依舊不願承認那場歷史悲劇的起源是始於當年黨國不分的掌權者的貪婪與濫權，任意以「官逼民反」為其定調，以納稅人的血汗錢，去履行政府在轉型正義上之責任。這與苗栗縣長劉政鴻在大埔案敗訴後突然轉調，與內政部劃清責任界線，堅持應以國賠方式賠償大埔四戶的舉止簡直如出一轍：這一切的一切，在在都顯露出傲慢且失控的威權者一脈相傳的血統。
約翰‧伯格（John Berger）對於當代的虛無主義作出定義：「把追求利益視為所有社會活動的最終目標，拒絕相信其他用來判斷優先順序的標準；也就是：每樣東西都有其價格，虛無主義即是價格至上論的屈從。」
這樣子的定義提醒了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思辨與追求必須永不止息且不容妥協，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最實質的辨認：現在的台灣人民身在何方？
如今，環境的生存條件被當權者竄改或是隱瞞了；擁有歷史真相的權利被極權的幽靈綁架了；對於安居樂業的想望被發展主義的擁護者用萬年不敗的詞彙—「依法行政」給扼殺了。
在形同絕望的時刻，不禁想起約翰‧伯格對於布希政府發起的伊拉克戰爭所做出最嚴厲的呼籲：「如今，打倒這位暴君的任何形式都是合理的。與他對話是不可能的。想要堂堂正正地活著，莊嚴體面的死去，我們就必須為事物正名，讓我們重新收回被竊走的話語。」
此般疾聲的呼籲幾乎同樣適用於此刻的台灣。
2014年的3月8日，讓我們在相隔的一年後，再一次為了生長於這片土地的下一代在街頭重聚，讓我們重新收回那些被當權者竊走的話語。
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得以辨明：此刻的我們身在何方，又該往何處。
（作者為高雄應用科大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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