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ny和Anneke夫婦在雅加達創辦的非政府組織，提供當地人支持性服務，也讓外人參觀貧民窟的生活。這種觀光行程在電影《貧民百萬富翁》成功之後，在印度孟買、巴西里約、南非開普敦、美國洛杉磯、德國柏林等地陸續出現，將貧窮作為一種奇觀商品。但如果不用這種方式，我永遠沒機會走進這樣的地方。
一個照常炎熱的中午，我比預定時間提早一個小時出門，前往荷蘭時代Batavia咖啡館。我在二樓窗邊點了冰淇淋，看著巨大刺眼的廣場。時間到了，便前往附近巷弄快餐店，這是觀光客和導遊集合的地方，下午兩點，吃午餐的人都散了，餐廳開始打烊休息，三人坐在柱子旁邊：一個花白馬尾的阿伯，一個粗眉大眼的阿姨，另一個是壯碩的印尼青年，看來他們就是我要找的人了。另一個觀光客還沒到，反正塞車是常態。
我自我介紹，說起了為何報名貧民窟觀光，說起加里曼丹的遷徙；馬尾阿伯Roony描繪了更巨大脈絡，他說，遭到迫害的不只是華人，還有少數民族馬都拉（Madura）和達雅族（Dayak）。Anneke所屬的族群也曾受難。他們夫妻兩人一直在做社區工作。Ken則是爪哇人。
另一個觀光客Adam來了，他是個在澳洲政府機關工作的中年白人男子，穿著「I 'm from Korea」的黑色T恤。他說，他娶了南韓的妻子，有兩個孩子，來過印尼5次，卻是第一次來到雅加達，所以不知道塞車這麼嚴重，足足遲到了一小時。
惟二的遊客到了，我們就出發了。3個小時後，Roony會在終點的地方等我們。
從郊區豪宅到貧民區
印尼青年Ken帶著我們前進，體驗了各種交通工具：人力車、三輪摩托車Tuk-Tuk和公車──就連印尼長大的朋友都很驚訝，她這輩子從未搭過公車，機車計程車已經是她的極限了。
搭公車真的很難。首先是沒有公車站，Ken和Anneke在繁忙的街頭到處探路，反覆詢問路邊小販，我們這兩名旅客只好站在橋上。他們一度要放棄，Ken走到右前方的馬路，叫到了一台三輪摩托車，招手讓我們過去；同時Anneke從左邊走來，要我們上公車。Ken便趕來公車，與我們會合。
那是台灣早期30年前的公車，車內沒有空調或電扇，到處是裸露電線，要下車的時候就拉鈴、投幣。乘客安安靜靜的，座椅塑膠皮雖然脫落綻線，但車內沒有塗鴉跟怪味。當所有車輛塞在馬路上時，我們看到BRT有專屬通道，乘客待在挑高、現代風格、好像有空調的候車月台，如同綠洲。人跟人之間有著適當距離，穿著整齊套裝，看來都是白領階級。但就連這樣的BRT通道，都會因為繁忙的交通一度停止。但我想，塞在BRT和公車的心情，應該不一樣。
當公車在路邊停下，我們經過中雅加達的豪宅區，從外部參觀雕花的大房子，據說裡面只有老人家和照顧的幫手居住。再往前，前不著村、後不落店的地方蓋了一間國際學校，據說下課時間都像是名車大展，可以看見瑪莎拉蒂、保時捷等名車，排隊接孩子。
過了轉角，我們就進了貧民區。我在草地看見瀕死的幼貓，只有巴掌大。剛開始還以為是老鼠，瘦得可以看見肋骨，湊近一看，貓還在呼吸，但牠的皮肉像是透明的一樣，每個呼吸都必須用力。
「牠活不久了。」澳洲人Adam說。
看看旁邊的人們，無事的人或坐或臥，小販也在熱辣的太陽底下靜止，印尼人是愛貓的國家，但連人都要活不下去了，更何況是貓。
他們的家，真的幾乎什麼都沒有
我們經過河灘地，怪手在清理淤泥，右方這座貧民窟有1萬5千人居住，據說明年夏天要拆除，整個雅加達的貧民窟據說容納了數十萬人。這些人從爪哇、巴布亞等遠方的島嶼而來，在雅加達住了好幾代。河邊有人在燒垃圾，腐臭的白煙一度遮蔽我們的視線。
走進人們居住的區域，多是兩層樓的木造建築。孩子看到外人前來，紛紛走近我們，小女孩微笑握起我的手，靠在她的額頭，我從未摸過這麼柔軟的手。另一個聰明的小男孩則指著我帽子，用標準的華語說：「我要你的這個。」文法、腔調都非常清楚，沒有誤解的空間，很少外國人能發出這麼清楚的四聲，但我假裝聽不懂。
我們其實帶著一些禮物，但導遊時前就交代，不能隨便發放，而是要在我們到了預定地點，再拿給接待我們的人——如果現在給了（我在印度犯過這種錯誤，給了一個孩子，會有更多人追上來，於是我們搭著人力車離開街區、逃開了那群人。）步行的我們絕對跑不過這些小孩。報名完成信上面就寫著：若是可以，請帶著物資前來，並且在指定時刻發放。我帶著本來要寫給朋友的明信片，Adam搜刮了旅館所有的衛浴用品。這就是我們所有的了。
貧民窟的巷弄間，還是有些商業活動，一樓的雜貨店、巷口的零食攤，甚至是伊斯蘭學校。這些樓房有共用的廁所，走廊狹窄潮溼。我們走到二樓，一名13、14歲的女孩打開家門，接待我們。爸爸去打工，她跟媽媽在附近撿資源回收，最近紙價大跌，所以就不撿紙了，門外放著兩大袋寶特瓶。
家徒四壁——我到了這裡，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這個兩坪大的房間，5個人盤腿坐在地上就滿了。牆角有一張摺疊矮桌，進門的右邊角落以吊桿掛著全家人的衣服。要用的東西，伸手就能拿到，家中的東西都是會用到的，沒有任何雜物。這是花了心思好好打理的空間，絕對不是懶惰囤積的黑洞。女孩家當然沒有多的茶杯，我們應該也不會喝這裡的茶水，因此她為我們開了頭頂唯一的吊扇，但吊扇重心不穩，時常像個蹺蹺板晃動，女孩也只好關了。
「你們還有沒有問題想問？」Ken說。Adam問了一些問題，而我這天沒有列訪綱，因為有時保持足夠的沉默和耐心，會獲得某些不一樣的東西。
但在這個時刻，我強烈意識到，我們看到了策展人要我們看到的，但我們為什麼要「有問題？」這些問題人們早就想過無數次了：為什麼我是窮人？為什麼他們可以開名牌跑車、出國留學？如果問問題有用，大家就不會在這裡過著苦日子了吧。Adam問完問題，拍了幾張照——有人開了頭，那我拿出手機也不算太奇怪，事實上，這樣極簡主義的空間非常值得學習，許多細節充滿巧思，但我放棄了觀光客拍照的權力（或義務？）。這算是他們最後的尊嚴，我想維持著像是拜訪朋友的假象。
道別離去時，Adam說著他非常抱歉，世故地從皮夾拿出印尼盾面額最大的10萬紙鈔（價值大約200元台幣）給女孩，大家似乎都期待著這一刻，而我也照著做了，拜訪朋友的假象終究破滅了。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只知道就算我付了錢，也不能改變任何事，但付了錢，就好像有種解決了什麼的錯覺。雖然我不是來自第一世界國家的人，卻有著同樣的負疚感。
沒有人想來第二次的地方
下一站，我們搭著人力車，前往另一個貧民窟。車夫很瘦，衣服很破，讓人忍不住會盯著破洞看，但車子很新很漂亮，有遮蓬以及紅色的椅襯。我們一行四人，一人一台車，Adam白白胖胖，就像刻板印象的有錢人，而我也是自己搭一台。我猜若不是我們，其他人應該是兩三人合搭一台，但為了創造經濟機會，我們就舒適地一人搭一台，穿過中午就下課的學童、雜貨店、無事的人群，還有機會跟車夫搭話。
雅加達只要不是雨季，天氣總是很好，黃昏時可以看見淡橘色的天空，因為空氣品質隨時都是紅色警戒，但沒有人戴口罩。我們平常總是坐在車內吹冷氣，從來不開車窗。
到了社區下車，地面都是黃沙，沒有舖設。我們到二樓拜訪50多歲的老太太，她跟女兒都替人打掃，租了這房間十多年。後來房東要賣，她就頂了下來，付清房款，想把這房間留給她女兒，臉上全都是驕傲，就跟傳統的長輩沒有兩樣。看到我，她說她長年跟華人相處，所以會說華語，例如「恭喜發財」、「新年快樂」，但「ㄌ一 ㄏㄜˋ」（你好）、「ㄍㄢ ㄒ一ㄚˊ」（感謝）是閩南語，「ㄌㄠ ˊ ㄌㄠ」（玩玩）可能是客家話。我第一時間就知道這些詞彙的意思，但也同時意識到這些「華語」，隸屬於完全不同的閩南語和客家話系統。隨處可見的菜單，也能見到Bakso（肉丸）、Mie（麵）等華人帶來的食物，也在印尼語中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沿著堤防步行，繞過消波塊和水泥封住的小路，幾個學生下課坐在平台聊天。堤防的盡頭是一艘竹筏，用一根繩子連結兩岸的社區和墳場，船夫就拉著繩子幫我們通過大約15公尺的距離，收取因為面額太小我無法換算的金額。
這塊沙地竟然蓋了伊斯蘭小學，校門口有一間雜貨店，但店裡沒人。Ken領著我們翻過垂直攀升的防波堤，跟船主談了價格，載我們三人出海。水很髒，漂浮著垃圾，但還是有人在岸邊釣魚、在船上烤魚。抬頭仰望輪船，被海水侵蝕得生鏽破舊，角落則晾著衣物。船上、岸上的人看見我們這群傻傻的觀光客，有時會揮揮手，我們也習慣如此致意。但一個穿黃色破爛T恤的老人，不知為什麼忽然大罵吐口水，幸好我們離得夠遠，想來不至於干擾他的工作，但回程時很怕遇見他。
把大船拋在身後，眼前是一片混濁黃的汪洋大海，小船沿著浮球調轉回頭。回程的我們就更沉默了，另一方面也怕髒水濺到口鼻。夕陽默默映照著嶄新的河岸豪宅，據說兩年前因為經濟問題停工。這條河不像法國塞納河，有美麗的風景和歷史，也不像印度恆河，有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住民的生活，所以當然也沒有觀光客造訪，就連我自己也不想來第二次。
孩子、表演、禮物
回到校門口的雜貨店，孩子們都到了，從5歲到12、13歲，7、8個人唱著各國版本的生日快樂歌：英文、印尼文、中文、荷蘭文，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語言。我難得對著人拿出手機拍照，因為他們好像期待這樣，拍照似乎是一種尊重，表示「我們有在看」，儘管有些孩子只是例行性地嘴巴動一動。我覺得這場面有點驚悚，竟然為了唯二的觀光客表演。但我可以想像一般的觀光客來，如果什麼都沒看到，像是剛才那樣，可能會覺得失望，回去可能在網路反推這行程。
他們唱歌，我們拍照，打拍子，典型的快樂貧民想像。
我決定梭哈背包的明信片，就算我不知道後面還會遇到什麼人。這些明信片是朋友和我以前旅遊到處亂買的，但也沒在當地寫下和寄送，後來我乾脆就拿著這些卡片出國，反正朋友也不在意是哪裡買的，重要的是這份記得的心意，但每次行程鬆緊不一，我也不敢保證一定會寄明信片，倒是把大家的收件地址都存在雲端。
我大概計算一下，每個孩子可以挑兩張，雖然整疊丟給他們分很方便，但這裡面一定有帶頭的孩子和跟隨的孩子，在大人眼皮底下，他們至少不會做得太過分。而且「自己挑的」，絕對比隨便分發得有意義，這是他們憑自己努力得到的禮物。在孩子們挑選時，Adam在先前就發完了物資，所以他只能跟雜貨店老闆買些零食，再交由Anneke分發給這些孩子。
我收回剩下的明信片，正好有5、6個中學男生經過，他們雖然沒唱歌，但或許也會對這些遠方來的畫面、陌生文字（有些明信片是作家手稿）有興趣，他們推擠打鬧，一副覺得這禮物很幼稚的樣子，但在某個片刻，他們安靜下來仔細挑選，隨後恢復嘻嘻哈哈。明信片雖然無用，不像錢，但大家開開心心的，給的人和收的人都無需為此羞愧。
「給錢」這件事
最後一站，我們四人搭一台三輪摩托車，到了火車鐵軌旁的社區。
火車經過的時候，孩子們紛紛跑開。火車離開以後，耳朵垂落半邊殘了的兔子，又跑出來跳到鐵軌。我實在不知道那是寵物兔，還是有一天會被殺來吃掉的食物。
這裡也有一家雜貨店，店主女兒今年20歲，現在讀醫學院。她也是那個村中，唯一上大學的孩子。她說她的家人在附近準備了兩個教室，教導村莊的孩子洗制服、晾乾、做功課、大家一起唸書。我沒能當面問她，身為醫學院學生，課業繁忙，生活環境跟同學相比（比如說我的醫生表弟），肯定是格格不入的吧？我們參觀了為孩子準備的兩個房間，但那裡不像是教室，房內空空的、堆著兩三樣工具，沒有任何書和紙筆。我曾在安親班工作，很難想像這裡要怎麼讓孩子們寫功課？
我們一路穿行房舍，到了橋下的住宅，我步行速度向來飛快，被Anneke叫住，她說，坐在板凳上半盲的老太太，丈夫和子女都死了。Adam就像他平常一樣，抱歉地說沒能準備什麼，只能拿出錢，但我實在是不習慣塞錢，儘管阿姨和母親也常這麼做，我不懂為什麼拿出錢來，必須感到愧疚？我每個月都有一筆固定捐款，對方不必道謝，我也不必道歉，單純是我能力範圍能做的事。但我還是拿了錢給這個老太太，趁著Adam「道歉」的時候拿出去，就像是他給的一樣。
離開了橋下，Ronny果然在橋上等著我們。
我們上了車，說著自己看到的、有疑問的，多半的時間我都沒說話，跟帶頭的Ken一樣，就當做我英文不好吧。下車前，Adam從皮夾拿出這次旅程的費用，還加上兩三張大鈔，說著「你們辛苦了」、「組織做的事很有意義」——這是歐美觀光客和亞洲觀光客的差異嗎？我就只想拿出網站說好的數字，大約是台幣1,200元到1,500元，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對當地人更是。後來我從其他旅客經驗得知，這筆參觀費一半會給Ronny，另一半給組織，但組織不也是創辦人管理的嗎？太多問題，可能不是我一天能問完的。
傍晚六點，我們結束行程，到了車站，這是雅加達交通最黑暗的時刻。熱心的Ken用自己的手機APP幫Adam叫車，我則是像個當地人一樣，早就叫好了車。但司機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他，Ken再度熱心地接過我手機，幫我找到混亂車陣中的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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