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雨天週六傍晚，身處台北的我正在辦些日常雜務，突然得知哈瑪斯攻擊以色列的消息。瞬間我被強烈的情緒和壓力吞噬。10月7日事件發生後，相關的新聞標題愈發觸目驚心，讓我沒了睡意與食慾。這一切感覺就像是不斷遭受心靈重創：平民喪失性命，加上隨之而來的恐怖和暴力，令人深感悲傷。起初得知如此多以色列人，無論老少都失去生命，緊接著在加薩，數倍於此的巴勒斯坦人也一一死去。我與世界上許多人都深受影響。
我閱讀新聞標題，並試圖與身邊的人討論，為一個就在我家鄉附近、我多年來密切關注的地區，也為一群僅僅提起名字就能引發爭議的人發聲。我很清楚巴勒斯坦長期遭佔領的歷史及其對黎巴嫩的影響，這也幫助我更理解台灣媒體的報導角度。每天，世界各地都會傳來讓人心痛和焦慮的新聞：以色列民眾接收到關於哈瑪斯肆虐的影片，而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則是加薩居民日夜遭炸彈轟炸的恐怖。大家積極呼籲各方採取行動，然而於此同時，世界也上演了一場媒體資訊戰和外交斡旋。
這場衝突──雖然常被稱作「以色列與哈瑪斯之戰」，但更精準的說法是種族滅絕──已經造成民眾的深深創傷。
黎巴嫩與這整件事並非毫無關聯。1948年以色列建國，帶來「Nakba」（阿拉伯語，意為「大災難」），75萬巴勒斯坦居民遭到暴力驅逐，被迫逃往鄰國，其中許多人進入黎巴嫩。他們一代接一代在黎巴嫩的大型難民營中生活，始終無望返回家園。即便今天，黎巴嫩仍有約100萬巴勒斯坦難民，他們對重返家鄉的渴望未曾消逝，這也令以色列人深感不悅。近幾週，即便在黎巴嫩國內，這個問題也引起公眾情緒激動，高漲不退。
台灣大多數人對中東地區的現況瞭解不多，不過，這也不是台灣人的錯。要理解這些的確是種挑戰。台灣成了我的避難所，帶我短暫遠離中東居民時時刻刻經歷的壓力。過去幾週，我過得很茫然，不斷反覆經歷情感疏離以及難忍的的無助，我收集了一些台灣人與我分享的觀點，我認為相當值得針對這些談話反思。
「你會擔心嗎？但黎巴嫩不是已經有戰爭了嗎？」
我當然擔心。黎巴嫩南部邊境，真主黨和以色列國防軍之間的衝突升溫，進一步變成戰爭的風險非常高。一方面，我對已經發生的暴行感到悲痛，我也很害怕黎巴嫩可能被捲入戰火，必須與世界上其中一支最強大的軍力交鋒。黎巴嫩已經歷4年內部經濟、金融和政治混亂，這絕非多數人民樂見的情況。
戰爭本來就具毀滅性，但黎巴嫩目前的處境，將會使情況更加難以承受。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和黎巴嫩當地居民都屏息以待，期盼我們能免於再度陷入戰火。
很多人以為黎巴嫩目前仍深陷戰爭，這個印象大多是來自年長一輩的資訊。他們可能還記得新聞報導過1975～1990年的內戰，或是2006年真主黨和以色列之間長達一個月的戰爭，其中也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我在此稍稍將這段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簡化：
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加薩走廊，導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被迫離開這些地區，流亡到鄰近的黎巴嫩。在那裡，大批思鄉心切、擔驚受怕的巴勒斯坦難民渴望重返家園，巴解組織也在眾多難民的支持之下繼續運作，並在黎巴嫩獲得巴勒斯坦人和當地居民青睞，吸引了一票為數不少的支持者。不過，由於缺乏其他多元的聲音，巴解組織與巴勒斯坦幾乎被視為同一個概念。
以色列國防軍（IDF）不僅導致巴勒斯坦人居無定所，也間接促使巴解組織以國家復興運動為目標前進。1982年，以色列國防軍違反停火協議，入侵黎巴嫩，並向北攻入貝魯特西部。當時以色列的藉口是巴解組織在黎巴嫩基地有可疑活動。這惡化了黎巴嫩內部的緊張局勢和內部關係，使人民意見更為分歧。一部分人認為以色列能解決PLO對黎巴嫩的影響，而另一部分人則堅決反對以軍侵佔黎巴嫩領土。一直到2000年，他們才撤離。
即便巴解組織在以色列國防軍入侵黎巴嫩兩個月後就已全面撤出黎巴嫩，以軍依然把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尤其是成年巴勒斯坦男性）視為潛在威脅，完全不考慮他們與巴解組織有無掛鉤，一律視作恐怖分子。這場大屠殺也記錄在以色列的卡漢委員會報告中，其中判定當時的以色列總理艾里爾．夏隆對此事須承擔部分責任。黎巴嫩內部聲音極度分裂，導致了難以言喻的屠殺事件，如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背後的始作俑者便是以色列國防軍和黎巴嫩極右翼基督教政黨。
黎巴嫩經歷內戰以及 2006 年的以色列戰爭，遭受了極為嚴重的破壞。然而，自那時起，黎巴嫩未再發生大規模衝突。多數人都認為中東長期動盪不安，從沒有平靜的一天。會有這種想法並不難理解，因為現今許多平安無事的阿拉伯國家都被媒體污名化，被貼上長期戰亂不休且危險四伏的標籤，黎巴嫩位處動盪區域，國內宗教多樣且宗派主義盛行，使得外界更難理解這個小國在衝突中的立場。
另外，中東地區長期以來不斷出現高度衝突，並非偶然。英國的馬克．賽克斯和法國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兩位便是促成這狀態的罪魁禍首 ，更是「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名稱由來。這是法國和英國之間的秘密條約，旨在瓜分已垮台的奧斯曼帝國的部分地區，讓英法兩國分別管轄。這隨意劃分的國界，把不同民族和宗教群體框在一起，強迫異質性高且多元的社群組成一個國家，種下中東數十年紛擾的因子。這些地區為了適應歐洲引進的民族國家概念，不斷發生衝突。
舉例來說，法國給予黎巴嫩馬龍尼基督教團體諸多好處，這番作為不僅引發了派系和宗教分裂，國家也為此付出沉痛的代價。實際上，這就是典型的殖民統治手段，類似的情況在南亞和非洲也發生過。而中東地區本身受強國角力影響的小國開採出石油後，更多勢力介入其中攪和，讓整體情勢更加緊張不安。
關於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影響還有很多討論層面，包括協定如何促成極端獨裁政權的崛起，以及獨裁政權如何嘗試重定邊界，一切卻以失敗收場。而我總會試著以黎巴嫩和整個中東地區豐富多元的生活的角度切入來回答問題。儘管黎巴嫩有可改善之處，我仍感到幸運，能在這樣一個自然景觀壯麗、擁有豐富文化且民風熱情的國家長大。而台灣文化也重視相互關懷和社群文化，所以讓我感到賓至如歸。雖然，揭露黎巴嫩人所面臨的議題以及整個中東地區人民經歷的創傷很重要，但僅只是看到黎巴嫩的貧困問題就太表面了，我們也不能忽視這些地區生活的其他方面。認識一個國家及其文化的優美之處，會讓我們更加珍惜並努力改善我們的生活。
「別擔心，你在台灣很自由」
我常常在台灣聽到這句話，台灣人們常用不同的方式這樣告訴我，世界各地的朋友也時常對我這樣說。這通常是一種安慰，意思是：在台灣，我遠離了他們想像中黎巴嫩生活的壓迫。
我並不會妄言，說黎巴嫩是民主的典範或人權的楷模，但把我們的文化與政治看作是單一基本教義派、獨裁政體，這種歸結方式實在太片面了。
雖然黎巴嫩確實有許多亟待解決的文化議題，如父權制度、LGBTQ+權益、政治腐敗和宗派主義等，但我想明確表示，我絕對不是在在極端壓迫的環境下長大的。反之，黎巴嫩是一個豐富多元的國家，我能與周遭的人進行各種觀點的深入交流，無論對方立場是激進或溫和、理論屬於西方還是東方、觀念上傳統還是進步，我們都可以暢談。許多黎巴嫩人都受過海外教育，黎巴嫩僑民和移民海外的人口合計起來遠超過居住在黎巴嫩的總人口數，所以黎巴嫩有很多不同的觀點，視角也非常多元。我很幸運能在相對無憂且開放的環境中成長，擁有美好的童年回憶。我承認，在黎巴嫩，人們對自由的體驗和感受迥異，而且不平等問題也相當嚴重。然而，全球大多數國家有都有類似的情況。
我真心欣賞台灣的開放和民主，這裡的人民待我很友善，然而，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我來台灣是種逃避，或者以為我在台灣與黎巴嫩的生活方式天差地遠。在台北和貝魯特，我都能經常外出、討論各種話題、穿自己喜歡的衣服、爬山、和他人說笑、品嚐在地美食，並對陌生人露出真摯的笑容。
「你就把家人都帶到台灣吧！」
在真主黨與以色列國防軍小規模衝突的消息傳出，且可能在黎巴嫩開啟第二戰線的擔憂開始浮現之後，我聽到了這句話。這看似不經意的話，或許是最引我深思的——從全球難民困境的深刻反思，到也許善意但其實充滿誤解的評論。
對許多黎巴嫩人來說，這種情況令他們回憶起2006年的創傷經歷，當時加薩爆發了衝突，為了對巴勒斯坦人表示團結，真主黨於7月12日進行了對以色列北部的跨境襲擊，擄獲了2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對這些綁架事件的回應對黎巴嫩造成了嚴重打擊，不僅包括地面入侵，還有大規模空襲，導致約1,200名平民死亡。真主黨活動的首都南部郊區遭受重大損害，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包括我家鄉附近）也遭受了破壞。
我衷心希望黎巴嫩能免於和以色列交火，但我仍無法想像我在台灣的自願逗留轉變為難民身份。想像我的親戚們在台灣──這個對他們而言如同外星世界的國度──生活，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來，因為有些家人連我目前身處世界的哪個角落都不知道。
然而，如果有必要將他們撤離該國，台灣並不是一個實際的選擇。這讓我思考了台灣的地理位置，以及這意味著（至少在過去幾十年裡）台灣從未真正面對過大規模難民湧入的問題。黎巴嫩只有400萬本地居民，但已經容納了大約100萬巴勒斯坦難民，其中許多人是在災難日之後抵達的，或者是他們的後裔，同時還有同樣數量的敘利亞難民。儘管我們與這兩個族群在文化和語言上有相似性，但難民的待遇和生活方式仍然在社會上帶來緊張，在法律上也不平等。
純粹想像一下：如果我和其他外國人可能接受「將家人帶到台灣」的建議（先無視護照和簽證要求的難題），當有大量難民來到台灣時，台灣人將如何反應？這很難回答。我剛好是膚色白皙、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主義者，並能用中文交流。但如果來到這裡的人口與我不同，會發生什麼呢？我並不打算斷言他們會不會被社會接納，我只希望或許能讓你思考一下，讓難民融入這件事在實際情境中有多難，而不同社會在處理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多樣性方面，又需要多少準備。
作為曾在法國生活、並參與過移民和難民融入工作的人，我能夠觀察到非洲、中東和北非的移民和難民（有的家庭已經在那裡居住了幾代）是如何受到社會排斥，與2022年大家樂意張開雙臂、慷慨接納烏克蘭難民的情況形成對比。這使我深切感受到鄰近性和種族主義在將受害者和難民去人性化時所扮演的角色。這種歧視是我絕不希望任何人遭受的。
複雜的歷史脈絡，在媒體上被簡化成二元對立的政治立場
談到媒體和語言時，請您注意一下用來描述這些悲劇性死亡事件的措辭和用語。在過去幾十年的記錄中，情況往往被描述為以色列人遭到哈瑪斯「殺害／屠殺」，而巴勒斯坦人僅是「死亡」，或被標籤為不幸但必要的「傷亡」。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是專注於以色列受害者背後的個人故事，例如一位祖母、一位教授、某人的兒子等等，從而為他們提供應有的認可和人性。相比之下，西方媒體幾乎從不提供給巴勒斯坦受害者同樣的關注，他們通常被歸類為大量數字，因此更容易集體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許多親以色列的知識分子甚至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失去的生命之間不存在道義上的等同性。他們認為一方殺害平民是為了「極大化製造恐懼」，而自己人的死亡則被視為「附帶損失」。
譴責哈瑪斯和對以色列人的暴力在大眾媒體中很普遍（這是應該的），但譴責對加薩地帶無辜居民的種族滅絕行為（其中40％是未成年人），以及肆無忌憚殺害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則可能帶來爭議。當有人站出來支持後一組人時，可能會被視為在替反猶太主義的伊斯蘭教恐怖分子辯護。
雖然深感失望，但這種言論對我來說一點也不令人驚訝。我是出生在一個多元、無政治傾向的黎巴嫩和歐洲家庭中的女性，但多年來對影響我出生國家及其鄰國的問題充滿關懷。我一再看到西方媒體如何以簡化、責難和坦率的種族主義言論來描繪阿拉伯人，這使許多人無法理解對正義至關重要的情境因素。我強烈建議讀者花些時間自行查找這些因素和歷史。
「情況非常複雜、很難知道誰對誰錯、戰爭對每個國家都不好」
當然，我能理解，遠處台灣，對以巴歷史了解不深的人，可能會覺得這件事錯綜複雜。戰爭確實對所有參與方都是一件令人創傷而可怕的事。然而，從本質上來看，我認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情況可歸結為爭奪領土、國家身份和自決權利的鬥爭。這些概念，很多台灣人應該都可以理解和共鳴。
我明白台灣因外交政策考量必須表態，但我也看出台灣大力支持以色列，以及拿哈瑪斯與中國相提並論的文章中的謬誤。雖然不可忽視哈瑪斯造成的重大損失和傷亡，但將一個軍事力量遠不及其區域對手、且僅控制地中海沿岸一小片土地（該地區受以色列直接控制和封鎖）的組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人民解放軍相比，似乎並不妥當。
當然，政治專家和分析師對於中國可能對台灣實施封鎖表示擔憂，而非反過來。台灣人民如同巴勒斯坦人，發現自己必須向世界捍衛自家土地的國家地位和自主權，同時對方還利用歷史敘事來削弱台灣及其存在的合法性，並聲稱台灣是他們的。儘管台灣已從威權主義中脫身，成為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但它仍在國際認可方面辛苦掙扎。巴勒斯坦人同樣需要為證明自己的身分認同權利而奮鬥，而將巴勒斯坦作為一個國家來談論，則往往會引起爭議，對台灣而言亦然。
試圖在台灣／中國與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劃出完全相同的平行線，鑑於兩者間眾多的背景差異，無疑是一種謬誤。但從我們能夠明確劃出的少數相似之處來看，顯而易見是哪一方更類似哪一方。我們必須理解，這裡深刻牽涉到的是外交考量：台灣，儘管與巴勒斯坦有相似性，通常還是會跟隨美國的立場並偏向支持以色列，而對於中國則持反對態度，因為後者對哈瑪斯的譴責不如其他國家強烈。
在民主與威權、法治與暴政、善與惡之間，容易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陷阱。然而，我必須提醒讀者，大國在國際秩序中所玩弄的遊戲，僅僅是利用這些聯盟，作為實現更大目的的工具，也就是控制世界秩序。中國對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並不真正關心；它之所以避免持明確的親以色列立場，是因為後者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之一。反中並支持以色列絕不是同義詞。我鼓勵讀者解讀這場巨大的外交遊戲，看清事情的真相，其實就是意圖殖民土地和資源，重塑地區政治秩序的一場種族滅絕。
殺害嬰兒、將一個家庭的整代人從地球上抹去、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一片人口稠密的土地進行地毯式轟炸而不實施停火或措辭更溫和的「人道暫停」，並將其居民比作「人類動物」（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的話），這些都是無可辯駁的戰爭罪行，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辯解。而呼籲結束佔領和種族隔離，則應該與反猶太主義區分開來。
即使在面對看似複雜和難以判斷誰對誰錯的情況時，我也期望讀者有勇氣嘗試做出判斷。我懇請讀者在仔細考慮一切事實後形成自己的觀點，認識到儘管這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但在人類社會，關心種族滅絕已成為全球共同的責任。雖然我一直盯著筆電，吸收我能找到的每一點新聞和資訊，以悼念那些似乎沒有其他人在乎的受害者，但我並不要求讀者做同樣的事情。我所希望的只是有更多人嘗試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根據自己的觀點採取行動。討論、抵制、呼籲政治領袖採取行動、呼籲停火，看重這件事並談論它。因為無論讀者是否能夠感同身受，無論讀者是台灣人、黎巴嫩人、法國人還是印尼人，這都跟所有人有關。歷史會對不公正的旁觀者作出定奪，採取有知識基礎的立場而非故意選擇無知，是我們能給予遭受難以想像的損失的人們最起碼的一個交代。
（作者擁有巴黎政治學院的學士學位，專注於歐亞關係，目前為安全空間（Safe Spaces）的政策分析師。該公司為顧問公司，專注於戰略競爭時期台灣的新關係。本文英文版刊登於「天下英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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