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保母虐童案，施虐的保母已遭到羈押，然而後續的鄉民大火，燒的不是這位殘忍的保母，而是轉介、訪視保母的社工，認為社工訪視不周、未及早發現異狀、紀錄不實、偏袒保母等等。
然而，鄉民所放的這把正義之火，真的燒對了嗎？當大家口口聲聲地要兒盟負責、不能再有下一個孩子無辜地死去，可曾想過，現在透過網路、鍵盤地肉搜、抨擊、或許也正一字一句地，將原本已經不怎麼穩固的社會安全網，劃破一個更大的裂口？
缺乏思考空間的訊息來源
閱讀新聞時，不經意發現，提出保母並不是第一次虐童的訊息來源，是「男童前保母親友」，而且經由網友轉貼才被該則新聞採用。在提供訊息時，也提出不滿與疑問，像是「社工包庇保母」、「一連串假訪視和電訪報告，不知道這個國家怎麼了？」「為什麼這個保母沒有被撤照？兒盟有篩選保母的機制嗎？」另一則新聞中同樣引述親友的話，提到「前保母想要領養男童，卻遭社工拒絕訪視，才會釀成這樣的意外」。
這些「個人的疑問與經驗」儼然變成一種論述，像是描述真相一般表示「這個社工因為做了假訪視、電訪報告來包庇保母，阻止我們和孩子見面」，以及「兒福聯盟沒有篩選保母的機制，以至於這個殘忍的保母沒有被撤照」，並且形成一種鄉民的憤怒情緒，覺得機構、社工跟保母都罪大惡極，應該受到嚴懲！
然而，我想請大家停下來想一想，文字裡面的「社工包庇保母」，是什麼情境呢？當時這位親友是否在場？若他非當事人，他如何得知這些消息？假訪視和電訪報告的說法，是誰講出來、又是在什麼樣的脈絡提到的呢？他與男童、與前保母的關係，是否足夠熟悉並能全然理解這個件事的脈絡，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及檢視問題所在？
然而，不只親友，後續湧入砲轟的民眾們，對於社工的專業、訪視與評估的重點、收養或出養的流程標準，理解程度可能都不同，卻能口徑一致評論社工失職、造假。資訊轉述給媒體的剎那，或許真的是想為這個已經逝去的弱小生命討個公道，但這背後，我們唯一能說的事實，就是保母造成孩子受虐致死。
但保母為何會用這樣殘忍的手法施虐？又或者社工訪視時，保母和孩子的狀態如何？並沒有人真正處於現場加以觀察紀錄。然而這些口耳相傳的訊息，卻仿真地建構了新聞中所報導的現象，其中充滿個人聆聽事件時的感受、包含言說者的情緒，以及閱聽者的想像，並且不加思索地將他人的主觀理解視為真實。這樣的理所當然，對當事的社工而言，是否也是一種誤解及暴力？
鍵盤正義，或許反映著鄉民們在現實上無能為力的罪惡感
任何有惻隱之心的人，看到一個稚齡幼童受虐致死，都會難過吧。除了生氣、難受，我們並無法做任何事情來挽回這條生命。但這樣的情緒演變成鄉民對機構與社工的群起攻訐，對於施虐的保母，討論反而還沒那麼多。
傳統俗諺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新聞裡提到，有網友錄下了男童生前的哭聲，同一則新聞則提到社工訪視，為何沒有發現異狀？我想到的是，社工訪視的時間很短，但鄰居可能常常聽見哭聲。即使如此，鄰居並沒有打電話通報，或許怕誤解情境、也可能怕被指責多管閒事，卻期望社工在更短的時間之內偵測到異狀。
當人們將自己所不確定、不能為的事情，寄託在某一個專業角色上，是一種理想化專業的狀態，卻發現專業人員也無法防堵憾事時，網路上的爆料、指正或攻擊，或許是無法面對，原來自己寄予專業的期待竟然會落空。而自己曾聽到的哭聲、曾知道的線索，再也沒有機會成為挽救這個孩子的一線契機，只能用來喟嘆。
無法處理的內在情緒，轉為外顯的行動，是一種化解情緒的機制，即使在孩子生前，來不及做的，那麼我在事後為孩子吶喊，似乎容易一些。面對新聞爆發後閱聽者的無力與挫折感，或者曾有機會接觸男童的親友或是鄰居們，為他發聲、想要討公道的行為，是否也可能在處理自己沒有更積極、提早介入的罪惡感呢？
鄉民輿論，壓縮了社工的專業發展性
鄉民輿論中，有些批判社工組織和質疑社工個人處遇的言語，甚至跨越了隱私界線、肉搜案件中社工的個人隱私資料。在3月12日上銬的社工被推向媒體，任其拍攝、質問，鄉民的正義似乎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看在全台灣每一位社工專業者的眼裡，共同經驗到的是社工專業的不被理解、不被信任，甚至被社會集體踐踏的創傷感。
我與曾擔任多年第一線社工的朋友討論了這件事情後，她提到自己身處於社工專業中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對專業發展的憂心。以下是她的說法：
我相信多數願意投入在社會工作中的社工人員，都保有對社會美好的期待與助人的熱忱，更期待著自身工作能對社會帶來價值，否則不可能在低薪、高壓力下努力承攬這些工作。但在過去的實務工作中，確實常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不只是服務對象的抱怨、不同專業網絡人員的不理解、組織長官或政策的偏頗，或是偏激的輿論與正義魔人不明事理的發言和肉搜行為等，都會造成一名社工極大的威脅。社工也只是一名普通人，在承載這些外在壓力時，自己內在對專業的認同與專業自信都會受到動搖，但在這些之下，社工仍得努力開啟接下來每一天的專業服務。
這幾天，我看到身邊社工夥伴們「高度警戒」的工作狀態，對於自己的專業判斷開始有更多的疑慮、對於自己的工作紀錄是否可能觸法開始過度擔憂，懷疑起每一位服務對象所展現的樣態是否為真，害怕自己的評估不夠完整，擔心自己哪天犯錯可能也會被推上火線，種種內在狀態的焦慮，甚至會懷疑自己現在的作為，真的能幫上個案嗎？社工的專業到底該如何展現呢？
這些輿論與事件發展，無形中壓縮了社工專業的發展性。以社工專業來說，所有專業處遇的決定，要為案家做些什麼，必定是以眼前案家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不會、也不該以輿論風向為考量做為處遇判斷，而扭曲了真正的專業評估。若以凱凱的例子，社工接觸案家所收集到的相關資訊、搭配社福制度下的原則作法，會考量怎麼作對凱凱和他的家庭最適切。因此前保母的請求，也會在這原則下一併評估，而非以回應他們的期待為主。然而，今天當鄉民在媒體上你一言我一語的強調社工應該做這些、不該做那些時，似乎也正在干擾專業的獨立思考性。
這樣的輿論與社會互動，正令人擔憂地、悄悄形塑著社工專業在社會中「應該」要展現的樣子、功能與定位，而非使其回歸專業的本質。相較於警政與司法，社工原是一個更柔性的專業，因服務對象的需求與處境，社工能提供多元、彈性的客製化處遇；同時社工處遇中通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全靠訪談互動中進行專業的評估，及滾動式評估與調整各項安排。但今天質疑與指責的輿論嚴重影響了社福組織、體系的態度與彈性空間，如同輿論所提到，要增加訪視次數、像警察一樣糾舉保母是否犯錯，可能會將社工推向為保全自身而改選擇更安全的保守作為、僵化處遇。
面對生死關頭，凱凱的受虐為何沒有被發現，當然需要釐清探究，但長遠來說，當社工與案家、合作的保母都像是諜對諜一樣緊張，而缺乏互信和理解時，這樣的結果對社工專業與社會發展都是個相當不利的方向。
社會安全網需要你我共同編織維護
近年來社工人員流動率偏高，雖然政府努力擴編社會安全網的人力，但仍出現開缺後投履歷人數僅有1/5的窘境；如今上銬社工的犯罪標籤與鄉民看似正義的言論衝擊，可能會擊退更多原本想要加入的社工新血，致使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在缺乏人力與案件輿論批判中惡性循環，更加無法安全且完整地接住這些需要被照顧的弱勢孩童們。
每一位社工都值得被善待，面對高度耗竭的工作，多數社工需要練就一身「修身養性」的高度境界。每位走入社工專業的年輕人，都得要努力相信自己的專業作為有其價值與意義，用自己這個人陪伴社會邊緣需要被關注的家庭與孩童，試著建構工作與生命的意義；於此同時。還得提升心理強韌性與自我照顧，在面對困難、挫折時，找到消化情緒、重新面對案家的理由，才有能力保有持續燃燒的社工魂。
真的很希望，螢幕彼端鄉民們可以緩一緩，不要如此恣意地用鍵盤攻擊這好不容易用自己生命經驗學習所建構的專業認同。當社工不需要將力氣花在抵擋外來的壓力與抨擊，才能更有餘裕地服務案家，拯救下一個可能受虐的孩子。
社工專業的目標不外乎就是期盼服務對象脫離困境、過得好，來自服務對象的道謝與回饋，往往是社工最直接與最大的成就感的來源。而社工所屬的同溫層是否豐厚，也是很重要的支撐。其中同儕或督導常是最重要的一環，社工在同溫層能夠獲得理解、鼓勵、甚至還能有一起生氣、一起苦中作樂的夥伴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組織機構的管理良善、職場氛圍佳，大環境的社會政策與制度能符合實務需求、民眾願意理解並願意給予社工專業支持，都是能夠幫助社工撐起專業空間的強大力量。
除了感慨，我想問的是：鄉民透過鍵盤，以主觀影響輿論，真的能改善社工專業的處境和執行面的落實，拯救下一個孩子嗎？抑或只是抒發了個人的挫折與罪惡感，而在一則創傷事件上，再增添另一個原本可避免的專業創傷呢？
在言論自由至上的年代，你我能做的，或許是再次聽聞類似的社會事件時，可以先停下來，想一想：事件中的保母、社工、孩子、孩子的原生家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經驗是什麼？從「試著理解」出發，才有機會更貼近真相。身邊若有人急著批評、指責，也可以互相提醒：「慢一點，事情可能不是我們想的那樣，可能需要多一點資訊」。有的時候，慢不下來，是因為情緒來得太快，成為一種反射，丟進媒體的大籃子裡，塞滿了可以思考、修正的空間，反而使每個想要讓事情改善、變得更好的人事與願違，豈不可惜！
（共同作者楊思芳具有社會工作師與諮商心理師雙證照，曾任家防中心一線社工，現為諮商心理師，主責保護性個案諮商工作及輔佐團隊在諮商與社工專業處遇之溝通協調。）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2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