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整個台灣不因疫情停止活動，在熱心主事者努力下，近期幾項很不錯的學生運動盃賽陸續舉辦。如上個月台南府城盃、剛結束的嘉義王輝盃與8月中的金門金城盃，讓國內各級眾多學校隊伍有了移地訓練、比賽、蒐集情報的機會，來準備開學後的正式賽事。
相對於運動場上身心技較量，國內校園教室同樣開展「備戰考試」拚搏，暑假開始不久，各地中學便實施輔導課，準備升上國三、高三學生尤其是主角。
反思文化相對性
運動競賽、校內輔導，這些不同屬性的學生活動，是台灣的常態風景，你我都習以為常。不過，文化是相對的，自己的典型也可能是別人眼中的新奇。在過去出國念書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中，我曾經向不同國家的朋友解釋本國教育體制，讓他們明白為何台灣學生拚命要拿到比賽成績、努力補習，就是為未來卡位做準備。而像去年我與泰山高中籃球隊飛到澳洲參加訓練比賽，觀察台澳兩邊不同的球風、訓練強度與生活文化，也覺得饒富趣味。
不久前「球學」創辦人何凱成對高中體總HBL主事者公開抨擊，質疑HBL賽制設計不佳，學生運動員課業失衡，除了讓HBL透過媒體回應，也引起國內延伸討論。球學此舉當然有其曝光聲量、爭取市場等動機考量；不過，不論何凱成動機與想法適切與否，他長期在美國生活的背景，或許也是他基於個人經驗發出的文化觀察感受。
2013年，筆者就曾提出對台灣體育教育的觀察，而這幾年來作為台灣本身體制內的教師，在工作、學術訓練與跨文化社會經歷內省下，想再提出一些對台灣體育教育的想法，也期望能和更多人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錦標主義」與「短視近利」的成效導向思維
無論是觀察台灣的升學考試、或如同之前的HBL爭議，我看到的是，台灣學子很早就朝向兩個不同的極端發展。這兩個極端，姑且命名為「兩個青春文武極致」──於文，他們追求考試卓越；於武，則追求賽事勝利。
在進步主義觀點中，這當然沒啥不妥，甚至非常之好，不是嗎？不過我認為，這兩個文武極致追求背後，其實就是「錦標主義」與「短視近利」的成效導向思維。而這也不禁讓人反思：不可能人人都是第一名，那麼其他「普通人」的社會空間與定位在哪裡？另外，成功者確實風光也值得注目，但獲得榮耀之後的下一步，又該往哪裡去？
再說回HBL這個「武」的比賽代表。各校明星球員在場上競技的決賽確實好看，每年3月，媒體都給足了學校、球員與家長鋒頭，就像每年學測指考這個「文」的代表競試放榜，報上盡是高分考生的受訪新聞一樣。這些都被歸類為「正面消息」，代表努力圓夢、激勵人心，就像台灣人最愛說的「愛拚才會贏」。
然而，如果HBL標示著台灣青春學子最亮眼的運動表現，拿到現實國際運動競爭力，我們能前進到什麼程度？而大考下的眾多文科狀元，每年出產那麼多建中、北一女、台清交成高材生，當走向世界舞台，又能走多遠、多廣、多深？
從過去的歷史看來，台灣教育所訓練出的人才，往往在進大學前是世界級的，如我們多次在青少棒打下世界冠軍、或在國際奧林匹克科學數理競賽拿到大獎。到了成人世界，我們還是不錯──真的，台灣確實總是有不錯表現，但就不是「最好」。一些台灣訓練出來的少年奇才，成年後前進世界舞台，表現往往不再那麼耀眼，往往需要到國外再走一圈、沉潛多時，才能大放異彩。然而，當每一代的年輕人都那麼努力，我們不是值得更強、更好嗎？
課綱再改，價值觀也沒變
筆者認為，「文化基因」、「實質面產業結構」、與「局部性學術政治」，可能是影響這一切的幾個重點原因。
「文化基因」主要就是華人民族性，包括人民因地理環境特性、較重視安居的心態，與歷代王朝統治階層提供發展仕途的科舉制度，無形限制了創意、多元與奔放潛能。
「實質產業結構」則因囿過去幾次區域與全球大戰，因戰後重分配，國際資源與利益不均，讓亞洲落入受支配狀態，一些耗費勞力、工時長的工作落在東亞、東南亞諸國，因此這些地區的人往往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賺取低微報酬。這也可能與文化基因帶來的工作心態有關。
「局部性學術政治」則與專業教育人員生命史，以及他們發展出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有關，形成前述的「文武極致」現象。校園只需要在意升學，為了最後考試成績這個「績效」努力，一切政策均圍繞這個核心打轉，相關老師因而具備較多資源與話語權。學校體育班為了學生前途，教練老師們嚴格要求選手訓練，不只為了博取校譽，也為了有好表現可以保送升學；非體育班的其他班級也是為了學生前途，必須激勵學生全力讀書準備，然後進入理想大學，當然學校也在其中感到「光榮、有面子」。
於是，無論文武，或者其他藝能學科，「全力訓練／讀書、提升校譽、為好成績升學」就成了台灣社會與教育的世俗現實。
絕大多數的學生與家長都是如此相信的：社會很競爭、學子必須很努力、透過升學卡位，方能成為人生勝利組。但現實是，許多體育班學生進入大體體育相關科系，失去動力停止訓練，因而國內有些運動科系被戲稱「運動員墳場」。文的部分，更多一般升學管道下的大學新鮮人，苦讀考進看似光鮮亮麗的學校科系，卻很快就發現志趣不合，要不是轉系、轉學、重考，就是花費更多時間與不喜歡的科目辛苦搏鬥「磨合」。如近期台灣大學一份內部調查報告顯示，校內有近4成學生感覺志向不明、選擇轉系。也因此，愈來愈多大學決定新增「大一不分系」的選項，讓學生能再多點時間探索志向。
這種拚命追求一時成績、卻忽略長遠發展的心態，是台灣教育與社會上最需要改變的。最近在開會時遇到一位台北市高中校長，他感慨新課綱換湯不換藥，學生還是長時間困在校園，走不出去，更找不到自己。因此，問題或許不在課綱怎麼改，而是在升學主義這樣的架構下，學生該如何真正找到自己想走的路，甚至進一步提出創新？
每個人只有這一生，想辦法尋找到自己的路，是人生的最大課題。台灣人的努力不是不好，認真勤奮、敢於競爭、期待子女有成就，某方面來說也正是台灣人的優勢。但另一方面，我們或許該更進一步思考，如何給讓年輕學子有更適合的自主空間，學習自律，去找到自己能發揮的方向，進而釋放熱情與能量，不枉費這獨特且寶貴的一生？
當每一個群體選擇了對的方向，加總起來的能量，勢必可觀。或許在追求文武極致的青春時期，我們可以採取一個更大、更寬廣的視角，接受新的節奏變換。當大人容許青春個體慢慢前行「找自己」，整個結構進化可能會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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