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識讀

當課本裡的傳播理論成了現在進行式,未來媒體人要面對怎樣的世界?

未來當傳播學院的學生要當一個記者,很有可能真的會有生命危險。當他選擇當一個媒體人,他很有可能就要面對因為說真話而被迫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的狀況。 未來當傳播學院的學生要當一個記者,很有可能真的會有生命危險。當他選擇當一個媒體人,他很有可能就要面對因為說真話而被迫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的狀況。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進入政大傳播學院念大學。所有傳播學院學生在學校要念的東西都差不多,大體上就是傳播理論、新聞學、廣告學、還有廣播電視概論等等。

傳播理論跟大多數的社會科學領域學門比起來,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學門。傳播理論的始祖,來自於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美國研究怎樣能夠做到成功的戰時宣傳(propaganda),以及對於士兵還有對一般大眾的心戰宣傳,好讓作戰國能夠全民一心贏得戰爭。這些研究是傳播理論最開始的雛形。

你可以想像在千禧年即將到來的時刻,坐在教室課堂裡的大學生們正在學習傳播這個學問的始祖由來,那是恰好半世紀前,席捲整個歐洲和亞洲的巨大戰役。

傳播學?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都是歷史

我因為大學聯考的英文成績有超過高標,所以我的大一必修英文課可以選擇特別選修,我選了新聞英文;上課的是一位英文系退休的老教授,他在教材裡面舉到的一些例子,其中的新聞事件包含了1960年代的以阿戰爭,還有1970年代的伊朗人質危機,沒錯就是後來小班自導自演的那一部電影《亞果出任務》(Argo)。

我以為新聞應該要學的是最新的時事;結果我發現我上課的教材,都來自於幾十年前我父母輩那一代遙遠的戰爭歷史。那是一個戰爭離我們好遙遠,天下一片太平的繁華90年代。

講到新聞學,講到過去在戒嚴時代的採訪限制與政府管制第四權的案例,我們學到的是在解嚴前的最後階段,當時不管報導任何議題都一定會被政府當局撤稿、甚至可能有牢獄之災的新聞記者們,如何在不斷地測試紅線之後,發現環保議題是當局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領域。結果就從這個領域出發,開啟了許多跟公民意識相關、由中產階級社會運動所推動的政治改革契機,也讓當時逐漸成形穩固的黨國黑金政治體制受到了一些挑戰與些許制衡,甚至國民黨當局有時還真的讓步了。這些小小的進展,都對那時萌芽的黨外運動有巨大的鼓舞。

圖為台灣戒嚴時期各種短命的黨外雜誌。圖片來源:Wikipedia

我聽著老師講戒嚴時期的那些新聞原則與記者本身的危險,那是差不多我才出生沒幾歲的時候的台灣,但是感覺離我好遙遠。

然後是廣播電視政策,我們也在念的是在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開始出現的「天空開放政策」,商業的傳播媒體開始想盡辦法在黨禁報禁解除後,盡可能地去呈現除了政府公報之外其他新聞媒體對於公共事件的立場,也是解嚴後台灣開始出現的第四權力量。

當時我們也會出現一些討論,包括為什麼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都不能夠以任何法律形式去約束第四權?當時一致的共識,所有傳播學院的教授們都主張,第四權是民主社會的最後防線。一旦政府出手,開始用其勢力去影響或者暗示新聞媒體,這個國家就在慢慢地走向法西斯。

但是那是一個所有的事情都在鬆綁、台灣越來越民主、民意機關常常有人在打架,台灣在各方面都顯得眾聲喧嘩、熱鬧莫名的時代。我們對那個「第四權的神聖性」的討論,其實沒有什麼太具體的想像。

因為台灣越來越自由,沒有人覺得我們有一天會有可能走上回頭路。

甚至在我們的傳播研究的課本當中,我們開始念到議題設定理論,去討論新聞媒體如何藉由議題的設定與建構,好讓所謂的輿論發展可以在一個可控範圍的模型內,多方影響力相互競逐,營造所謂的輿論方向。我們當時的案例都還是1970年代冷戰局勢、備受共產主義陣營鐵幕威脅下的歐陸主流媒體與報社。一樣,那是一種我不知為何覺得有點遙遠的想像。

我們畢業後,遇到傳播領域最悲慘的時代

簡而言之,在1990年代末期念傳播學院,那是一個好太平的年代,什麼戰爭、什麼抗爭、什麼亡國感,都離我們所在的木柵小山城好遙遠。大家在課堂討論完,應該就是跟著老師去爬山,或是散步到山下去吃飯,不然就是去藝文中心參加社團活動了。

那個時候的我以為,傳播學院教的東西或者說是傳播理論,差不多就是那樣子的東西而已。

更不用說網路與新媒體了。在那個撥接速度只有56k,下載一張圖片要一頓飯的時間,一張3.5吋磁片的極限就是1M,有個人烘焙機(home page)就會被視為IT頂尖人士的年代,網路傳播與新媒體根本不被主流傳播界視為是個學問需要研究。

我們畢業了以後,遇到大概可說是傳播產業畢業生最悲慘的年代。廣告業不斷傳出有人過勞死,新聞記者名列40種職業聲望當中的倒數第二,唯一贏過的最後一名是妓女。廣播電視開始面臨網路新媒體衝擊、收視率與廣告量暴跌、從業人口大量流失的困境,一如唱片產業的銷量暴跌。我們這一代畢業出去的傳播學院學生,除了有人很早就投入職場有辦法卡住位子之外,絕大多數的人不是早早離開了,就是困在這個產業裡面,看著這個產業陷入困境裡。

2022 年3月1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歐洲議會特別會議上通過屏幕,討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忽然,各種政治宣傳案例活生生在你身邊出現

我的人生大概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想要成為一個傳播學院的老師。當然從事後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投資,而且這也是我自己的問題,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我覺得那些都不重要了。重點是,雖然這件事不會實現了,但我還是會常常看著當下周遭世界正在發生的時事,想像如果我是傳播學院的老師,我會怎麼帶學生討論。

我的結論是,在現在這個時代當傳播學院的老師應該會是有史以來最省事的。那些被研究、教學、產學合作搞到快死掉的血汗教師們先別打我,且聽我稍微解釋一下。

我過去在念傳播學院的時代,那是個太平的時代。我們在裡面提到的每一個傳播學的例子,都是上個世紀課本裡的戰爭,或是那些距離我們極為遙遠的案例。所以老師在講解這些案例的時候,身為學生的我們,只能努力回想過去看過的歷史紀錄,當然如果你對這些歷史事件沒有什麼想法,或者是像我身邊絕大多數的人一樣看到歷史就睡著,其實對這些理論本身是很難有什麼共鳴的。

可是現在傳播學院的老師們,在教學生的時候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困擾了。我可以證明給各位看,現在每一堂傳播學院的課程,你都能夠找到現在正在發生、就在我們附近的社會發生、甚至就在我們社會裡發生的真實事件來當作案例。

就像因為俄烏戰爭,最近突然間有一大堆人開始對於歐洲地理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這是從小酷愛地理的我大概幾十年來從來都沒有想像過的情況。

我剛剛講過,傳播研究的始祖,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宣傳,以及參戰雙方軍方與民間總動員的各種心戰宣傳。假如我們想要找到最好的例子,現在只要打開電視的新聞台,天天都有最新的例子一直出現。所謂的宣傳,我現在才發現,根本沒有我90年代承平時候坐在大學課堂裡想像的那麼單方面、那麼簡單、那麼洗腦、那麼單細胞。

看看這次戰爭中烏克蘭所發出的各種各樣的公共資訊,那是多麼細膩的議題操作;以及如何在某些公眾演講當中,藉由講述歐洲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感,喚起他們對上世紀的戰爭記憶,轉化成這個時代歐洲公民的共同責任感;以及如何透過每天的戰報更新,讓國人對於自己的守衛責任越來越有信心與使命感。

我如果是一個喜愛傳播研究的學術人的話,這一個月以來的各種資料大概就夠我研究個10年以上了。我應該會開心到死(可惜這個議題不是我的研究興趣)。

 

 

媒體審查、第四權、假新聞,都是現在進行式

我們過去一直在討論的,戒嚴時代的政府如何透過監控手段,以及各種有形無形的文字獄,逼迫所有的媒體人做到自我檢查;又會時不時修改各種各樣遊戲規則,讓文化領域工作者時不時踢到鐵板,只好不斷地自我閹割,識相禁聲,進而排除所有會被當局過度解讀招來殺身之禍的可能。要講到這種寒蟬效應像什麼樣子,直接看香港就好了。連解釋都不用解釋,這應該是20年前的傳院老師們想都想不到的事。

而在講到所謂的第四權對於一個民主社會的重要性,以及第四權如何是民主社會當中絕對不可被剝奪的最後一道防線,這個幾乎已經變成是政治哲學甚至是哲學本身的議題,在2020年代的台灣卻得到了最大的考驗。我們被世界級的機構認證,是全世界遭受到假新聞攻擊第一名的國家,其中許多媒介有極高的嫌疑,資金就是來自敵對準備併吞我們的國家,他們甚至通過了《反分裂法》。在這個時代,國家的安全和媒體的自由到底何者重要?國家有權利把電視台撤照嗎?怎麼做才沒有逾越憲法的保障?這些問題我想都是上個世紀末的我們,從來不可能去想到的問題。

甚至,我們曾經在傳播理論的課堂討論過1938年的經典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如何造成當時沒有搞清楚狀況的聽眾們的集體恐慌。那時我們對上個世紀無法分清楚媒體訊息真實性的愚民極其揶揄挖苦,但才不過幾年時間,AI技術已經什麼都能假造,再也沒有人有信心可以一眼分辨出假新聞。(那些口口聲聲說絕對不會被假新聞影響的人,恰恰就是假新聞中毒重度患者,這個時代的荒謬。)

而當記者這個名聲已經徹底被當成笑話的時代,我們又開始進入了20世紀的冷戰格局了。憑著一隻筆寫出真理,用筆鋒取代劍尖,甚至搖筆桿、寫詩搞出一個革命,那些在我們年輕的時代彷彿聽著父執輩的往事、只有在《當代》《人間》才會記載的故事,在這個時代卻重新都回來了。

所以現在的局勢對於傳播學院的老師來說確實是很方便的,太好舉例了。

台灣被世界級的機構認證,是全世界遭受到假新聞攻擊第一名的國家。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民主浪潮與公民覺醒的集體大夢,現在逐漸要醒了

但是對於現在坐在課堂裡的傳播學院學生來說,卻是最大的不幸。

他們離開學校以後,準備要進入的這個世界,充滿戰爭的陰影、高壓極權統治的威脅,未來當他們當一個記者,很有可能真的會有生命危險。當他選擇當一個媒體人,他很有可能就要面對因為說真話而被迫失去工作,甚至失去生命的狀況。

這其實是一個喟嘆。我們這一代的六年級生,在成長的年代,遇到了1980年代末期,從南韓到台灣到菲律賓的一整波亞洲民主化潮流;接著又遇到了1990年代初始,蘇聯解體與東歐民主化的浪潮。20世紀的冷戰局勢正式瓦解,世界走向一個更為自由、更為流通的資本主義世界。

然而30年後,這個時代已經告終了。世界局勢重新回到了20世紀的冷戰態勢。那個大家曾經一起想像自由、想像無國界、因為網路帶來的民主浪潮與公民覺醒的集體大夢,現在逐漸要夢醒了。

前面說的,傳播學院老師有史以來最輕鬆的時代,是個不得體的玩笑話。我們即將迎來的是,戰火與威脅就會在我們的身邊,在大學裡面上課最好不要睡覺,因為課堂上教你的事情,`很有可能將來都會救你一命。這樣的時代,現在正式降臨了。

我沒有成為傳播學院的老師。很遺憾地,我也沒有辦法拒絕這個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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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流浪博士、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廣播主持人。熱愛看書與說書,綽號是人體google、李律批底亞。降低焦慮時的方法是默背歐洲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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