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是被性侵了嗎？」在與勵馨基金會的諮商師對談了將近半小時後，電話的另一頭傳來他十多年來心裡的疑問──因為，加害人是他國中時期仰慕的理化老師。
「發生的當下我很擔心也不知所措，可是那時候的我，對老師也有點『喜歡的感覺』……」他不確定該不該這樣表達心中矛盾的感受，因為好像只要對老師有喜歡的感覺，被侵犯的事實就會被加上一層濾鏡。
不少性侵倖存者即使在受害的多年後，還是很難說出或定義自己的經驗。由於社會對於性侵迷思（Rape myth）的觀念過於強烈，其中部分受害者則會否認自己遭遇的是一件具有傷害性的背叛事件；更傾向說服自己去相信這是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就能夠避免傷害與痛苦。如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寫道：「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
不管是盲視背叛（Betrayal Blindness）或是合理化（Rationalize）的心理機制，都可能是為了避免目睹真相的風險，讓自己還可以在原有所依附的關係和生活環境裡，繼續生存下去。
但受害者避免自己內心世界崩塌的心理防衛機制，在一般人的眼裡反而成為難以理解的現象，並對於受害的事實拋出一個又一個尖銳的質問。
性侵案司法歷程漫漫，被害人身心耗損甚鉅
人本基金會於8月17日召開「這是犯罪，不是愛！名師操控資優生成禁臠記者會」控訴台中市黃姓數學名師長期在某「明星」國中擔任資優班導師，長年性侵校內的女學生。其中一名在25年前受害的女學生A女在記者會上現身指控黃師，揭露自己曾經受害長達4年，並強烈懷疑有其他同學也受害，要求性平會擴大調查。
然而台中市政府不但沒有擴大性平調查，台中教育局反而將此案送往台中地檢署進行職權告發，外界擔心台中市政府難道是想藉由這個方式，迫使追訴期已過、原本無意走法律途徑的當事人A女面對司法調查？
勵馨基金會長期陪伴性侵害被害人心理復原歷程，我們深知司法調查對於多數性侵被害人都是難以承受的身心負荷。除了可能一再被訊問受害過程，質疑被害人的經驗等，整個司法歷程可能長達數年，再加上性侵事件多發生於密室，舉證絕不容易。後續法庭上的攻防、加害者的抗辯，甚至是最後判決不如預期，對於被害人都是莫大的身心耗損。
對倖存者反應的誤解，強化社會的「性侵迷思」
每當天秤的某一端，試圖挑戰權力、性別與身分階級現有的平衡，社會的惡意總是如影隨形。
「如果是這女的有妄想症 這男老師就毀了」
「笑死，都收了這麼多禮物，現在越想越不對勁才要出來反咬，是不是表示出社會後過得不好。」
「25年前為什麼不說，證據在哪，有病喔」
「我看到的是兩情相悅的交往，哪裡有性侵？」
法律上對於違反意願的認定沒有完善的標準，判決時也不排除會受性別觀念與自由心證的影響，再加上社會大眾對於倖存者的受害反應，有許多誤解，摻雜著「性侵迷思」。在這兩種因素的互相影響下，使得一般人可能反而為加害者開脫罪名，反過來指控並要求受害者負起責任。而在懸殊權勢的關係中更是如此，因為比起懲罰擁有名聲與社會背景的加害者，責怪一個長久被噤聲、而且沒有權勢地位的受害者太容易了。
質問一：你喜歡老師，所以你們兩情相悅？
「我喜歡的老師性侵我。」如果可以直白的說，也許這句話是部分校園性侵倖存者的處境，無論是喜歡先發生，還是性侵的傷害先發生，勵馨基金會在服務中看見，許多時候是學生對師長的喜歡與仰慕，在老師的利用與有意圖的親近下變質了。
美國知名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將人生全程分為8個時期，其中12～18歲的青春期，也就是孩子就讀國中或高中的階段，是渴望尋求人際關係，並從中發展自我認同的主要時期。在這段時期，許多學生在追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當遇到個性親切、學識淵博的老師，難以避免會對老師心儀、崇拜或敬愛，也會很自然地將自己的夢想、欲望與情感，投射到所仰慕的老師身上。
「孩子在青春期時期本來就會期望跟身邊的照顧者，像是家長、老師等保持依賴關係，更想獲得大人的青睞與認同，而校園裡發生的權勢性侵的事件中，加害人就是『利用』他的職權、身分與角色、利用學生對他的喜歡與信任，侵犯受害者的身體與性自主的界線，」勵馨基金會諮商師梅悳惠說。
而近年發生的多起校園的重大性侵事件，加害者無疑狠狠的「利用」了學生的信任關係，老師不僅有打分數或分配教育資源的權力，長期犯罪的加害者更懂得如何利用和學生之間的「信任」這一層隱晦、且時常被社會大眾忽略的「支配與從屬」權力關係。
在法庭上，有時加害者會再次利用學生的喜歡與傾慕，作為否認罪行的陳述，將事件描繪成兩情相悅下的性關係。根據《刑法》第221與227條，只要被害得當事人年滿16歲以上，就可以依未違反意願為由，判決妨害性自主不成立。
質問二：為什麼當下不說？隔那麼多年才說？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1年性侵害案件數據，近6成的受害者是18歲以下的兒少，其中加害者是熟人的比例高達83%。
「許多加害者，像是老師或社會工作者，在學校或機構裡往往會有著親和的特質，也很容易跟孩子們打成一片。且擁有明星老師或得獎社工的專業身分和形象，更容易獲得大眾與家長的信任。」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說明，兒童性誘騙（Sexual Grooming）也稱「浸潤式」性侵，是漸進式的過程，加害者會刻意經營與受害者的互動和情感連結，一開始會透過些微的肢體碰觸，像是觸摸肢體、摸頭捏臉，以及擁抱等，逐步放鬆受害者的警戒，最終達到性侵的目的。
兒童性誘騙的加害者往往不是臨時起意，多會經過精心的規劃與預謀，且會等到獲得家長和孩子的信任才下手。這也往往使孩子落入孤立無援、說了沒人相信與支持的處境，像是：「小孩子不要亂說話」、「老師（社工）人這麼好怎麼會做這種事。」
正因為熟人性侵摻雜著背叛、秘密等難以言說的因素，再加上加害者刻意營造出「時而親密、時而傷害」的關係，也會增加受害的孩子心中的矛盾、困惑的情感；同時性暴力所引發的羞恥感會成為孩子的主要情緒，往往會持續長達數年到數十年，讓孩子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研究指出多數倖存者要等到事件後的8年或15年後，創傷才會被揭露，許多童年時期被性侵的人甚至一輩子都不會說出口。
質問三：如果你沒有被暴力威脅、沒有抵抗，你怎麼可以說是性侵？
美國曾經針對性侵倖存者如何因應暴力進行研究，找來92位倖存者進行訪談，結果指出有58名受訪者當下會採取評估、語言回應或者肢體反擊等行動，嘗試脫離性侵事件當下的威脅，但另外34名受訪的倖存者則分別陷入心理與行為的癱瘓，也稱為「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
從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性侵引發的癱瘓」十分常見，占約三分之一。有其它研究指出，若受害者是未滿18歲的兒童，引發生理與心理的癱瘓比例則會上升至一半。多年來，各國心理學家更試圖找出倖存者出現「性侵引發的癱瘓」（Rape induced paralysis）的原因以及情況，部分研究指出受害者會根據權力不對等、現場環境等因素，判斷反抗的危險性太高，以及自己對於眼前的傷害極度恐懼且無能為力；又或是因遭到信任的人背叛，而發生解離等非自主的心理歷程，都可能會產生外界看似沒有抵抗、消極反應的狀態。
尤其是雙方條件在年齡、身分地位、資源等有懸殊差距，同時受害者又必須倚賴加害者，像是師生、社工與安置兒少、家長與孩子，或是教練與選手等權力懸殊的狀況，加害者手裡握著受害者生存的條件、未來發展的機會，可能是安置兒少的生活資源、選手出場比賽的機會等，這些條件往往會嚴重削弱受害者表達自由意願的能力。
我們都忘了，權勢者永遠站在社會的頂端。司法院前大法官許玉秀曾在記者會上說過：「如果眼下的關係破壞了，他的生存基礎就沒有了。除非離開權勢關係？」沒有一秒的遲疑，許玉秀隨即反駁，「不！有權勢的人，他一直站在社會上的頂端看著你！不是脫離權勢關係、離開學校以後就離開了。不！他始終是老師的那個人，那個代表社會支持他的人。」
令人無從抵抗的便是這種種沒有明文規定，卻無時無刻支配著現實生活中社會運作的「潛規則」。
我們選擇站在哪一邊？有權力還是弱勢的那一邊？
《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書中曾提及類似的情況：地方教育當局和學校曾經回覆代表被害人出面的團體說：對老師這樣處罰已經很重了。
在法律及社會大眾在不夠了解權勢性侵被害人特殊處境下，給予加害人較輕的刑責和譴責，甚至將性侵害罪責歸咎於被害人「未做出明顯反對意願」就代表同意，無疑對於被害人是另一種壓迫與不正義。
然而，當一個人在社會上擁有身分和地位後，是否就更容易迴避他應該負起的責任，以及該承受的處罰？因為社會多數人好像更容易相信老師、社工、父母和教練所說的話。如果社會氛圍將加害人的工作與生活權利，看得比受害者的生存權利還重要，難道不是遷就權勢？選擇站在有權力的人的那一邊？
如果有機會，你願意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嗎？一起理解當事人的處境，褪去對性侵被害人的迷思，營造友善的社會，讓我們一起作為這群孩子的重要他人。
這個重要他人，你我都可以做到：
聽：真誠聆聽、不責備
接：接住他，給予溫暖的同理支持與陪伴
找：尋找專業的社工、諮商人員等資源，一起協力合作
只要多做一點點，我們都有機會為社會和身邊的人帶來更多改變，為孩子的故事寫下不同的結局。
（作者為勵馨基金會媒體組組長。）
今年七月，國家人權員會著手台灣社會第一次「國家系統性訪查計畫」。希望徵募兒少時期曾經遭受性侵害的受害者本人或者他的重要他人，透過傾聽受害者及其重要他人的聲音，請他們說出個人在學校或安置機構的受害經驗及感受，進一步瞭解兒少機構性侵害的系統性問題。
唯有誠實面對、矯正錯誤，我們才有機會一起改變體制與機構背叛的現象。國家誠摯邀請有相似經驗的你參與這次的計畫，讓我們有機會聽你說，讓結局可以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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