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Netflix掀起的一波以詐騙為主題的影集中，《創造安娜》（Inventing Anna）顯得與眾不同——因為你看著看著，到最後，會有點希望她成功。
這部改編自2019年震驚紐約的社會新聞，講述關於安娜・德爾維（Anna Delvey）──本名安娜・索羅金（Anna Sorokin）──因8項罪名被定罪，包括二級重大盜竊罪、重大盜竊未遂和盜竊服務的故事。人們一方面訝異她一連串的詐騙竟進行得如此不著痕跡，一方面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些人會被她騙？
在這個充滿騙局的社群時代和美國的資本社會中，金錢、權力、形象、愛情、夢想，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追求的東西。如同為安娜辯護的律師對陪審團說的：「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點安娜的影子，多少都會說一點謊……有時就得弄假直到成真」。
安娜沒有富爸媽、沒有人脈、沒有好文憑，單憑一己之力移民美國。這樣的她，一個對未來充滿期待，準備在紐約大展身手的25歲年輕人，她真的有罪嗎？
自強不息的精神，是美國夢最大的騙局
「我不普通，我有超凡的才華。」「我不是什麼派對女郎，我正在努力建立一個企業。」「我喜歡賺錢，喜歡為錢努力。」安娜好幾次都對身邊的朋友和採訪她的記者薇薇安（Vivian）這樣說。她無疑是「美國夢」的信仰者，盼完成夢想大業。她不惜偽裝成德國女富豪，在紐約市四處遊蕩，給100美元小費，住在豪華飯店，手頭正在進行的計畫，是一個4千萬美元的藝術基金會。最後，她留下一連串受騙的金融機構和朋友。
或許在我們看來，會覺得安娜本人怎麼會這麼如此膨風荒唐？被安娜騙的人更是好傻好天真。但倘若了解「美國夢」的精髓，以及看過FBI類似的警告──「在美國各地有數百萬人成為『美國夢』騙局的長期受害者」，你就會發現，依然有許多人相信，在這個機遇之地，人人都可以不受到社會、經濟、種族的先天阻礙，透過能力和才華，獲得財富、房子、教育、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最後一集，安娜和她的律師得知判決結果後，她哭得泣不成聲：「我就只差這麼一步！」（指貸款到位，事業就成功了。）
「美國夢」自強不息的精神──不斷追求金錢、強調最終結果而不是獲取的手段、注重個人利益、憑藉能力和成就，讓階級流動成為可能──或許這樣的夢想本身就是最大的騙局。但是美國人喜歡這個故事（即使是詐騙），希望安娜成功，他們骨子裡癡迷於這個承諾「個人可以重塑、重新開始」的文化。
安娜的「女老闆化」與偽女權主義
「這裡唯一值錢的就是她。在這個系列之前，Sherman只是躲在鏡頭後面的另一位攝影師。然後，有一天，她步入自己的框架，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她沒有被迫在男性主導的藝術世界中扮演一個角色，而是在她的作品中扮演主角。她改變了世界。」
這是第二集裡的場景。安娜手裡拿著香檳酒杯，興高采烈的指著一幅現實中藝術家欣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未命名電影劇照，說了上面這段話。這也是整齣影集裡安娜的中心思想和信仰。
創造安娜詐騙行為的推力不只美國夢，還有近年「女力崛起」的趨勢。隨著女性在創業和事業領域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功，女總統、女CEO、女創業家，「女老闆文化」（Girlboss Culture）不斷湧現，美國也有越來越多對女性事業的吹捧和福利，就像劇中安娜想攀附的女強人Nora一樣，她除了自己事業有成，也想多幫助像安娜一樣有潛力的女性創業家（只是沒想到自己會看走眼，被安娜騙走那麼多錢）。
一開始，「女老闆文化」的立意出發點是好的，讓女性可以突破職場的玻璃天花板，追求更大的事業機會和理想；然而，當多數人還不夠完整理解女性權利概念、整體社會文化氛圍的價值觀還在努力追趕女力崛起的價值時，卻可能在其中造成資訊不一致和概念上的誤會，例如把僵化的期望放在女性身上，或是誤會女老闆就等於好老闆、尊重女性福祉的老闆。
僵化的期待告訴女性：要想成功，你必須大聲喧嘩，必須成為老闆，導致女性以為成為女老闆就是職業攀爬的終極目標，而忽略成功的定義有許多可能性──可以是女老闆，可以是忠於職守的員工，也可以是全職媽媽。
另一個誤會是：女性如果成為領導者，得到她想要的，並不意味她的領導和選擇就會對她周圍的人或整個世界更好，或是不會濫用權力。或許女性天性溫柔婉約的比例較高，剝削員工的機會可能較少，但一但市場給予條件和機會，就會激勵她們這樣做。疫情期間，就有許多女上司作為女權偶像的神話被正式戳破。著名的女性創辦人，例如Steph Korey（Away）、Audrey Gelman（The Wing）、Yael Aflalo（Reformation）等，都在被指控對員工普遍虐待和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等批評聲浪後下台。
而這些因模糊的女權主義、女力崛起（當今政治正確）而出現的生態系統，都可能是變相鼓勵女性在未來去做與男性過去相同的事情。
《創造安娜》播出後，許多人將她視為女權主義的新偶像，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從安娜的一些話語中，我們無法感受到她現在與日後會做出不同於男性的決定。安娜在監獄裡告訴薇薇安，「我被栽贓的那些事，男人每天都在幹更糟糕的事。他們有怎樣嗎？沒有。沒有代價、沒有後果、不用坐牢，男人犯錯照樣升官。」她完全不擔心協助她貸款4,000萬美金的銀行高官會發生什麼事。
這段安娜的獨白本身並沒有錯。男性，尤其是富有的白人男性，享有更多的特權，可以為詐騙行為提供更大的自由度，無論是否合法。安娜妄想自己與男性一樣，拿自己的詐騙與男性比較，她的「偽女權主義」也在此浮上檯面。
但是現在社會弔詭的氛圍是，只要能引起爭議和擾亂現有父權結構的女性，幾乎總是可以被解讀為好的，是新一代女性、女力代表。這些引起注意的女性名人，普遍因為她們遇到的困難、她們的缺陷、她們的複雜性、她們的人性而受到尊敬，因為她們讓普通女性覺得不會遙不可及。而只要是批評這些女性名人的人，無論講什麼，都會被直接貼上「性別歧視」的標籤。儘管這些女性名人可能像安娜一樣，是偽女權主義者。
個人女權主義並不代表能為集體女權爭取福利
今天的安娜，是在為自己的夢想往上爬，她抓住了自己所信仰的意識型態，善用自己身為女性的身分，在這個正視女權的時代去獲取利益。她的個人成就，是具有特殊性的個案，大多數女性並不會因為安娜的成功而集體受益。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優先考慮個人的女權主義者在其核心思想，與優先考慮集體的女權主義者是不同的。
而這個不一致被放在當今模糊的女權主義中，會更顯得張狂和充滿心機。現在女權主義的主流的定義和意義是分散的，以至於任何人、公司和右翼政客，以及想要為自己的利益提出模糊的女權主義論點的人，都可以從中抓取自己想要的東西。例如意見領袖只要貼文支持女性，就有蜂擁而至的代言和女性粉絲；商業上只要在行銷喚起女性對女權主義的覺醒，無論多麼模糊，都可以與產品連結在一起。例如我們穿的運動用品，是對女性自我保健、愛惜自己；在政治上，政治人物只要連結婦女權利，就能喚起廣大婦女同胞支持，但這個政治人物本身可能並不真正關心婦女，只是喊喊口號而已。
我們討論議題的深度，往往只停留在關注名人，以及他們是多麼的有（或沒有）女權主義和性別歧視，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每天都在掙扎的事情──兒童保育、醫療保健、產假、家庭暴力、節育和墮胎──我們通常很少花時間去討論，也較少出現在賦權女性的範疇上。
身為女性，我們更應警惕和謹守的界線
身為一個女性創業者，我時常受益於於現在的女力崛起和女老闆文化（無論在台灣和美國都是），讓我有許多機會參與各種演講、政府補助、女性創業家的活動，且有優先和貴賓席。一方面我很感謝有這樣過去女性較沒有的文化交替和資源補助；但另一方面，我也經常戰戰兢兢檢視和思忖：自己是因為身為女性才有這樣的福利，還是身為女性創業家或高階主管才有？而我又用了這些資源做了什麼？是為了自己私利，還是真正回饋了社會？
此外，當看到社群檯面上經常出現因模糊的女權定義而產生紛爭的現象，也不免讓人思考「認真對待女權主義的人」和「販賣女權主義個人品牌的人」之間的界線，或許比我們想像的距離更近。意見領袖發聲了，是真正能產生影響力，去保護更多女性免於遭受女性歧視和困難？還是她們只是用聲量去為自己的企業和品牌曝光，謀取更多的私利和商業利益？
不過，往好的方面想，女性權力的演進總是緩慢而需要調整的，從沒有一個單一的定義和理解，也不會有完美和美好的過程。模糊的女權主義總是比沒有女權主義更好。只是身為女性，陪伴著這個趨勢，我們更應該一則以喜，一則也更謹慎看待自己的定位和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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