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夠黑，也不夠白，又不夠像男人，那我到底是誰？」這是描述美國60年代種族融合的電影《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裡，黑人同志鋼琴家Don在受到諸多不公平對待後，在雨中對白人司機好友Tony的咆哮，一語道盡「身份」在美國多重社會交織下的壓迫和重要性。
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的勝選，一直讓我想起這部電影。因為在許多人眼裡，她也還是「不夠黑、不夠白、不夠印度、不夠男人」。
然而，今年的總統大選，無論我們的政治立場為何，都不得不承認這是歷史性的一刻──賀錦麗打破美國政治長期以來，難以突破的兩個障礙「有色人種」和「女性」，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統。
賀錦麗「雙重非白人」背景，可望做為種族主義的橋樑
在總統大選以前，大部分的人美國人都不知道賀錦麗是誰。她從哪裡來？是什麼塑造了她的世界觀、她的政治立場和她的職業選擇？
從小在加州奧克蘭（Oakland）生活，賀錦麗是牙買加裔和印度裔的女兒，父母皆是社會活動家。在60、70年代的柏克萊（Berkeley），還是孩童的她，就在言論自由、反戰和黑人權力運動的溫床中長大。成年後，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加州大學法學院、美國歷史首個由非裔女性組成的聯誼會「Alpha Kappa Alpha」，逐步讓她涉足社會和政治圈，建立了終生關係，並做出奉獻檢察官的職業選擇。
擔任檢察官時期，賀錦麗曾回憶：「同事會就那些罪犯的衣著、出沒的地區、以及聽的音樂來判定對方是怎麼樣的人……我只想跟他們說『各位，我家人就是這樣穿衣服，朋友也在那個地區長大的，我也聽那種音樂！』」
這樣的多元背景、對種族議題的敏銳感受和不願屈服體制的經歷，不僅能解釋拜登（Joe Biden）選擇她作為競選夥伴的原因，也反映美國日益多元化的人口結構──白人到2045年前後占比將降至50%以下、黑人佔13%，亞裔目前雖然只佔6.5%（約2,100萬人），但近年蓬勃發展，參政也越發積極。
在現在日漸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我認為賀錦麗的「雙重非白人背景」可望做為某種橋樑——柔化目前美國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風氣。
持續打破女性參政的玻璃天花板
值得紀念的歷史性時刻，還包含今年正好是美國憲法第19修正案，保障美國女性投票權的100週年。
該法案從1878年起草修正案後，經過了漫漫長路的41年，國會才在1920年8月18日通過，將這一條寫進美國憲法。然而，這個法案並非兼容並蓄，對於少數族裔的女性，特別是非裔、西班牙裔，以及原住民婦女等，卻得走過更艱難的路，直至1965年的「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才得以實現全面投票權。
因此，賀錦麗的當選，像是婦女參政權的百年禮物，十足代表時代的演進；而她的職涯一直都在打破天花板──她是舊金山首位女檢察官，也是加州首位有色人種的女檢察長，現在又成為第一位女副總統。
賀錦麗的勝選感言，一句「While I may be the first woman in this office, I will not be the last」（我不會是最後一人）在2020年的時空背景下，聽起來格外鏗鏘有力、鼓舞人心。她的角色也表達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聲明：民主黨的未來，關乎黑人婦女和其他有色人種的婦女。這些婦女可以吸引選民參與其中，並願意為自己的社區、為美國至關重要的社會抗爭，創造整個社會的改變。賀錦麗的勝利，代表了政治權力的新面貌，有關誰使用權力、如何運用權力。
借鏡新移民的美國夢，讓台灣也成為充滿可能性的國家
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的是一位黑人女性、移民者的女兒，在美國宣誓就任副總統；而這樣的故事，能帶給有近100萬「新住民（即新移民）」的台灣什麼啟發？
台灣的新住民已走過30年歷史，若不分國籍的統合為一體，早已是超過台灣原住民的「第五大族群」（約佔總人口數的3%）。有感一點的數據是，現在的國中小學生，每10人中就有1人是新二代。新住民絕對是未來影響國家發展，非常重要、不容忽視的一群人。
多數的新住民從來台灣落地生根開始，就認為自己和下一代都是「正港」的台灣人。隨著他們的子女（新住民二代）逐漸長大，開始會思考身份和國家認同、關心「新南向政策」、以及政治意識開始萌芽；這些新二代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經驗，牽動著他們的政治和國家認同，也開始影響台灣的政治。
不過，不同族裔的政治人物或意見領袖在台灣社會尚處於非常弱勢的狀態。直至幾年前，才有來自柬埔寨、來自馬來西亞的立法委員，和在台越南人擔任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賀錦麗確實達成一個新移民的美國夢。希望台灣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能像美國社會一樣「充滿可能性」──有越來越多的越南裔、菲律賓裔、泰國裔、印尼裔、非裔、XX裔，或更多在台港人、女性、多元性別的重要人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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