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我無法記得過去兩年間，自己哪一天沒有從早到晚盯著「阿銀」──它是我在2018年購買的筆記型電腦。大學生使用科技產品不是新鮮事，但科技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早已不只是20多年前《金法尤物》的瑞絲薇斯朋那樣，在哈佛法學院教室中用亮橘iBook做筆記或查資料而已。
疫情以來，我與成千上萬個世界各地的學生，一方面慶幸科技讓在家學習與工作成為可能，但對於其中製造的監控、規訓與歧視卻無能為力。更令人不安的是，校方不願承擔相關設備的成本。無論可負擔與否，學生必須想辦法為這一切掏錢買單，否則就面臨成績與學分的風險。
監控時間到，老師搖身一變成獄卒？
兩年多的疫情間，美國各大學紛紛選購監控方案。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媒體《喬治城之聲》指出，學校從讀書、上課到考試都講求全程監控，例如學習平台Perusall 會記錄學生花多少時間進行指定閱讀，教授還能看到學生讀了多少頁數。
監考軟體Proctorio在一年內監視了2,000萬場考試，成長高達9倍。像這樣的監考軟體，以防弊為名，索取過多權限──他們知道你造訪過哪些網站，並且將你考試時的錄影畫面儲存在服務商的伺服器中；《喬治城之聲》表示，許多監考軟體擁有移動游標、檢視電腦資料的權限，有受訪者考試到一半時，電腦桌布還被換掉，顯示這些公司的員工若要濫用權限，學生根本毫無防備。
由於學分壓力，就算這些軟體試圖存取學生的私密檔案，且傳出資料外洩的風險，也無法拒絕，就為了滿足教學者的權力與猜忌心。編輯Sarah Craig批評，這些技術侵犯個人隱私，也助長了「奠基於懷疑與權力不平衡的教育文化」。
「NTU Cool」、「AI 鷹眼」：台灣校園也處處充滿監控
台灣的學校對於監控同樣充滿興趣。台大即將全面上線的「NTU Cool」，是校方修改開源教學平台Canvas而成的得意力作，這套軟體允許教師上傳教學影片、出作業、考試，讓學生之間交流與互動。但校方沒有明說的新功能，則是NTU Cool帶來的滿滿監控技術。
一份台大學生會發表的報告揭露，NTU Cool的教師與助教可以追蹤每個學生何時登入、觀看了教學影片多少部分、瀏覽課程資訊，以及哪些頁面有造訪、哪些沒有。學生提出隱私疑慮，校方卻拒絕將資訊下架，僅表示會建議教師勿將這些資料拿來評分。這種轉移道德責任到個別教師的說詞，未能阻止系統持續遭到濫用。我自己就選到把NTU Cool教學影片觀看率當作扣分標準的課程，更因為系統錯誤，導致觀看影片後無法正常累計時數。
清華大學在3月底推出「AI 鷹眼」監考軟體，以視訊鏡頭監測考試時臉部飄移或是有無開啟其他分頁。清大強調資安比競爭對手優良，學生不用交出電腦控制權，但作家黃淑假批評，這套軟體從命名到文案，都暗藏學生整天想作弊、需要被監控的預設。不僅隱含極權思想，也無法保障不願受到臉部偵測的學生權益。
監控科技再製的歧視與階級落差
就跟其他科技一樣，監控技術也會出錯。無法順利累積教學影片觀看時數這種問題，不會因操作者是誰而影響出錯的機率，算是「一視同仁」的錯誤；但有些錯誤，卻來自於社會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例如使用視訊鏡頭監視學生考試的監考軟體，就被指控無法準確辨識黑人臉孔。這些問題常常來自於訓練AI模型時，非白人的樣本不足，使軟體對有色人種的辨識能力較低，導致學生不但要在考試時被全方位監視，較深膚色者還更容易被懷疑作弊。
教育作為翻轉階級的關鍵途徑，在數位時代卻因為取得工具成本高昂，造成進一步的階級分化。階級製造數位落差固然是校園的長期問題，但監控科技的存在，讓「負擔得起高速網路與最新科技」這件事情，從原本的競爭優勢，變成最低求學門檻──如果學生買不起攝影鏡頭，讓老師派人在考試時監控你的房間畫面，那就等著被當掉。
我的筆電阿銀使用將近4年，已經顯露疲態，但半工半讀的雇主卻在此刻表示不願意繼續發放每月400元出頭的電腦補助費。原本應該是並肩作戰的筆電阿銀，不知不覺間成為了監控與歧視的代理人；我還要在學費、住宿成本、餐費與網路費之間，擠出更多預算到機器維修與升級，好讓科技繼續滿足教授與雇主的要求。
像我這種都市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若生活無以為繼，仍然可以向家裡求援；美國還有一大群「第一代與低收入學生」（first-generation and low-income students，簡稱為 FGLI students），就沒這麼幸運。《喬治城之聲》指出，這些學生無法負擔配備合理的電腦與穩定上網帶來的沈重支出，使他們得把原本能付出在課堂或作業的心神，拿來處理網路斷線，或是因為教授強迫在網路課堂開啟鏡頭，而擔心自己的視訊畫面不如他人。
人類如何創造科技、使用科技，除了技術能力的堆疊以外，更是不同群體的文化展現。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數位原生代」的師長選擇積極擁抱監控技術，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設下危險先例。這個選擇不但有損師生信任，還可能對下一個世代傳遞「監控可以接受」的想法。沒有人想生活在老大哥的世界，但光想不練並無法阻止監控文化的形塑，我們必須積極倡議與討論，才能建立互信與尊重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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