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近20年前，陪孩子回德國婆婆家過暑假時，婆婆特別邀我在晚餐後一起收看德國公共電視。原來婆婆先前看了預告，知道是介紹台灣企業家許文龍先生的採訪紀錄片，更聽到「台南」這關鍵詞，讓曾經造訪我家鄉的她備感親切。紀錄片稍微介紹許先生的出生背景，全家12口人且家境貧寒、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儘管學歷僅有高工畢業，仍以半工半讀於31歲時創立奇美實業……這讓與許先生同年出生的婆婆，當下有了某種時代的記憶與連結。
婆婆同樣出生於食指繁浩之家，也因戰後貧困而失學，帶著7名弟妹沿鐵道撿拾破銅爛鐵換食物餬口，後來家庭四分五散，小弟跳上遠航漁船到中南美洲謀生，而她也拿起護照，從蘇聯占領區跨州來到英美佔領區幫傭。上世紀戰爭浩劫所流下的時代眼淚，面對凋敝破敗的現實，無人能知的酸楚與苦澀，在心底成為伏流，只不過嗚咽淌水，訴說出不同的生命故事。
或許，許文龍的生命伏流正如他後來在《觀念－許文龍和他的奇美王國》個人傳記所言：「即使我們不小心掉落海裡，也要記得爬起時順手抓住一把沙」。在每一次不完美的人生事件當中，他仍然努力完整生命經歷。所以即使二次大戰帶來給全人類浩劫，他仍能展演出不一樣的生命故事，並為集體潛意識注入美好的能量。
一人故事，眾人故事。相隔萬里遠的台、德生命原本，透過一部紀錄片產生共鳴，甚至湧現滋養的泉水。
許文龍的音樂夢，牽起德國奶奶的共鳴
紀錄片介紹許先生耗費巨資從全世界蒐集知名小提琴的緣由。原來他6、7歲時，曾因為電影，被小提琴的音色震撼到，但是因為家裡的經濟狀況窘迫，深知「成為音樂家」的夢想需要很多現實條件支撐，於是許下「讓別人感受音樂魅力」的心願。婆婆邊看邊不可思議地搖頭，嘴裡喃喃說：「這個人賺錢是為了實現小時候的願望！」
當畫面出現一把把小提琴的蒐藏，以及許先生當場拿起一把琴演奏的畫面時，旁白提及許先生應該是全世界難得會拉小提琴的實業家與富豪，當下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小提琴不僅僅是許先生的收藏品，更是他年少時心繫的音樂夢想，並將當時未能俱足的一切，轉化成為他人的法施、財施與無畏施。他不僅慷慨出借珍貴名琴給清寒學子，更贊助國內外音樂家實現彈奏名琴的願望，讓愛樂者與民眾於悠揚樂聲之中療癒靈魂。
根據後來的資料顯示，許文龍於1990年向小提琴家林昭亮買來第一把小提琴後，已經蒐藏了來自5個世紀、跨越6大洲、1,120個不同製造商的1,370多件弦樂器，並且每年平均借出約260件樂器用於展覽、音樂會和音樂比賽。誠如英國古典樂弦樂期刊《The Strad》於2020於特別專題報導中所言：「每一件精緻的樂器皆像一位乘著時間波流的獨特旅行者，從一位凡人的守護者航渡至下一個凡人的守護者。」換言之，許文龍守護的不僅僅是樂器本身，更是美麗人生波流的推手。
生命的缺憾無須一輩子去背負，卻可以時刻轉化成靈動的音符，護持他人美好的人生。
紀錄片流洩出許先生的琴聲，特寫他專注的神情與拉弦的指尖，我感覺客廳中有份難以言喻的氛圍，將目光轉向緊盯螢幕的婆婆，竟發現她不僅紅了眼眶，佈滿皺紋的臉龐上更是淚水縱橫。女兒們滿臉好奇，而我一時之間也冒出諸多疑惑，只是問句尚未成形。也許琴聲緩緩搬開婆婆心底夾層的石礫，讓積鬱的無奈與憾恨有了出口，又或者許先生將苦難與侷限活出自在與成全，給了婆婆另一種可能性。
紀錄片最後將鏡頭轉到安平附近，許先生午後悠閒地釣魚，隨著遠鏡頭以剪影緩緩淡出。我偷瞥婆婆被淚水浸潤的雙頰，竟因嘴角微笑的牽動，皺紋泛漾成無數上揚的弧。
觸動戰後匱乏的回憶
直至紀錄片結束，大女兒才敢拿來一張面紙遞給婆婆。她先是拭了拭淚，再關上電視，向我們幽幽道起戰後殘敗的青春。原來成績優異的婆婆，原本也有當老師的夢想，只是戰敗國凋敝的一切，讓她小學畢業後就中斷學業，當起保姆與幫傭，再成為偏僻小山村中的農婦。她一直很羨慕，甚至有些嫉妒那些女老師，可以走動在教室裡為孩子們講故事。
婆婆難得講述自己的故事，竟是被許文龍先生的紀錄片所引動，意外地將內在伏流引至地表汩汩而出，得以吐露過去說不出口卻渴望被聽見的聲音，我也瞬間有些明白她日常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舉止。記得剛嫁到德國時，要去市政廳登記戶籍，婆婆得知我研究所畢業，露出羨慕的眼神，問我可以做哪些工作？甚至時不時探詢「你可以當老師嗎？」而全家一起觀看益智節目時，婆婆總會與我暗中較勁搶答，一邊得意自己答對，一邊懷疑答錯的我真有念到研究所嗎？有時看我在客廳角落拿起英文書閱讀，或向女兒們講故事，婆婆會作勢打開吸塵器，或微慍地叫我們不要擋路或上樓去。當女兒們拿起德國童話請她唸時，她則會異常客氣地詢問我的允許，彷彿自己不夠格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位許先生是幸福的人，他沒有一直扛著戰爭的苦難，也不會一直盯著那些得不到的東西，他就只是完成他可以做到的事，以及快樂地與別人分享……」婆婆若有所悟地說。
感念許文龍，讓世界看見台灣人豐厚的生命底蘊
經婆婆這麼一總結，我忽然想起年約7、8歲時，第一次聽到「奇美」這兩個字時的畫面。記得那是父親的表妹與其夫婿，兩人都都在奇美上班，每次來訪時都是春風滿面，驕傲地說起他們的待遇與福利，「老闆都是讓員工入股，賺的錢都是員工共享，人人都是老闆，工作真是一種賺錢又快樂的事！」當時的我根本聽不懂這些內容，卻被他們夫婦倆的爽朗笑聲，以及難以言喻的幸褔感給觸動，自己也好喜歡他們所帶來的快樂與正向的氛圍，對比在底層打拚與鎮日愁苦、怨懟的父母，我實在難以理出頭緒，卻又被父母反覆這句「長大以後一定要去奇美上班」給點醒，彷彿那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我將這則小故事分享給婆婆，並告訴她自己也是到20多歲後才知道奇美實業的老闆是許文龍先生，但是他帶給別人的幸福，卻是我小時候就親身見聞，更是一種無可名狀的嚮往。
「奶奶也是給我們幸福的人啊！不僅種出好吃的蔬菜、煮香噴噴的馬鈴薯球，也會講故事給我跟妹妹聽！」大女兒天真地讚嘆奶奶。
當時參與許多敘事工作坊的我，忽然福至心靈，認真地告訴婆婆：「又不一定是當老師才能向孩子們講故事，而且也不是只有老師講的故事才最有價值。即使只是談起過去的發生，再給出一些些個人的體會，就可以是別人的老師，也鼓勵別人說出生命故事。」
「媽媽說奶奶就是老師耶！」
二女兒興奮地說。而正是這句話成為敲開地底水脈的關鍵一擊，婆婆再度紅了眼眶，喃喃著德語中的「女老師」（Lehrerin）這個字。
那一晚，婆婆在許文龍先生的紀錄片中，認證自己以隱微的方式完成了「當老師」的夢想，正如許先生以樂器與文化的贊助者，完成了自己與更多人的音樂家之夢。而她也能將時代的淚水抹去，重新改寫自己作為戰爭世代那份充滿缺憾的生命腳本，肯認自己所給予他人的，並且自我榮耀。
此後，婆婆順理成章地成為女兒們的「老師」，特別在先生獨自去中國赴任的那三年，女兒們每晚透過skype聽婆婆唸一則又一則的故事，填補德語學習環境的缺失，更讓婆婆滿足了當老師的內在需求，即使在女兒們長大後，仍然時時感謝「奶奶老師」在語言學習的關鍵期，用故事餵養他們，這讓婆婆也經常向鄰居們驕傲提起。
遺憾的是，2014年由英國導演Mark Kidel所製作的紀錄片《台灣，千把小提琴之島》（TAIWAN, THE ISLAND OF 1000 VIOLINS）在德法合資的歐洲公共服務頻道Arte、以及德國各公共電視台反覆播出時，婆婆已經往生，但我相信歐陸不僅更多人能因這部紀錄片被撥動心弦，許多人的人生伏流正要從心底密實的岩層奔湧而出，並進而說出全新版本的生命故事。
感念許文龍先生讓世界看見台灣人豐厚的生命底蘊，更讓那一戰爭世代所遭受的苦與流下的眼淚，轉化成為潤澤後人的法施，而這份原型能量（archetype）更永遠深嵌在這片土地上，觸發我們以集體潛意識朝向更美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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