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故事餵養孩子的母親,卻不愛拿著繪本書照章全讀,而是關上燈與她們躺臥在一起,全憑想像力胡言亂語地編故事。然而,當大女兒睿家與老二睿恩到了幼稚園的階段,開始有了成為故事「主角」的意識,便撒嬌地要我說幾則他們「小時候的故事」。
一開始從嬰兒時期的可愛模樣,到學會趴、坐、爬、站與走的各個成長里程碑,再來就是開口講話的童言童語,例如睿家約9個月大時,竟在布里斯托的草皮上對著一群鴿子用台語大喊:「tsiáu,tsiáu- tsiáu」(台語的鳥);或睿恩邊走邊看著飛上天空的氣球,卻一頭撞向電線杆,還有睿家在京都鴨川玩跳石頭時,直接跌入小河裡的意外糗事。
然而,順著故事倒序的小河淌水,溯源過程卻突然在某一曲折處乾涸,河道卡陷、深潛至陰暗的地底脈層。
我知道有則長期被「剪掉」的故事,如同伏流在堅固岩層,漸漸上竄到鬆軟土層的湧泉,字句幾乎快要到舌尖,但就是被硬吞了回去。如鯁在喉的感覺,更是折磨。
極力維持「完美母親」的形象
事實上,頭腦有如硬碟的我,不是忘失了故事,而是一則與睿家有關的母職事件,似乎牽扯出潛抑的痛點,身體的防衛很快就將這則「小時候的故事」給壓制,但卻在我身上留下一灘虛汗。
如果我夠誠實的話,就無法否認夜裡為此輾轉難眠,有一種做錯事卻極力隱瞞、遺忘的罪惡感,然而「母親」的這項社會角色,卻又助長了我去反駁並合理化錯誤,堅信自己的親職教養無庸質疑。再則,「完美母親」的魔咒太過強大,讓我只能極力與這則故事中的自己切割,以免讓自己陷入「壞媽媽」的焦慮,以及自我形象的認知失諧。
然而,當我從內在小劇場的模糊、恐怖中茫然回神,睿家疑惑地看著我時,澄亮瞳眸透出的光,並非質疑與探照,卻是等待與允許。只是,怯懦的我總是選擇撇過頭去,捻熄了內在的光。
直到睿家念歐洲小學一年級時,那次我們一起躺在床上,她開始抱怨我老是重複那幾則「小時候的故事」,但我搜索枯腸半天,就是找不到任何一則全新的故事可以分享。甚至她察覺出我對成長史的「跳接」與「剪輯」,懇求我:「媽咪,你再仔細想一想,一定還有沒說過的『小時候的故事』!」
我屏息,腦袋打開自我審查的機制,試圖想控制、篩選即將要說出的一字一句,然而眼睛卻又極其小心地緊盯著孩子的表情,我真的很害怕說出這則太過真實的故事,毀了我在睿家心目中的笑咪咪媽媽形象,甚至會無法原諒自己在母職現場的失誤。更重要的是,我害怕自己不再符合主流價值中「完美母親」角色的期待,又因一時還找不到「另類母親」的參照,會讓我更加無所適從而恐慌。
然而,睿家眼裡的柔光圈圍成一方安全且開放的空間,將我腦袋裡的憂慮與顧忌全阻隔在外,隱隱覺得誠實說出是可以被接納,乃至理解的。
於是,我顫顫巍巍地說出對睿家不當教養的往事,並且在重敘裡自我整理,乃至發現失控行為背後的鬱結。

被隱藏的「小時候的故事」
記得那時我們住在德國Erlangen,睿家才1歲5個月大,我又挺了6個月的大肚子。一次初夏黃昏我陪她去住家後方的公園玩溜滑梯,她奮力用小手小腳攀爬木梯,沒想到爬到一半,看見其他德國孩子爭先恐後地一擁而上,竟怯生生地倒退下來,走到我身邊,輕聲告訴我說她要在一旁等著,等所有人玩夠之後再玩。
果真她就眼巴巴地望著那群孩子們嬉笑,卻老實地站在一旁,半個小時過去,太陽幾乎快下山了,一時我莫名地怒火中燒。當下我以「母親」的角色合理化自己的情緒失控,自覺有必要「教養」睿家如何應對現實的競爭,以及將自己踩著他人頭頂往上爬的「成功經驗」傳承給她。於是,我大聲地罵起睿家,強迫她要展現「競爭力」,不顧其他孩子地爬上去,否則就完全別玩了。
半晌,見她還是遲疑一旁,雙手緊捏在胸前,完全沒有要行動的樣子,我竟情緒失控地掉頭走人,任由她在我背後哭喊著媽媽,並用小腳努力地追趕。
氣急敗壞的我大約走了10公尺,突然一陣晚風拂面而來,瞬間將我的心降溫,我聽見睿家在微微暮色中的微弱啜泣聲,一聲聲「媽咪~媽咪~」裡交雜著不解與害怕,竟隱隱觸動著我深埋了太久,乃至已遺忘的恐懼。我已經無法辨識這一切既熟悉卻又刻意被解離的感覺,流下眼淚轉身跑回去蹲下身抱著她,並於寶藍的夜色裡哭到不能自已。
當時的我,哭得更像無助的孩子,而睿家卻是溫柔地抱住我的頭,輕輕哄拍著,不解我的一切。
其實,事件之後我都一直耿耿於懷,即使也好幾次帶她去公園玩溜滑梯,但是總望著睿家天真的笑容失神,心頭隱隱地刺痛著,只是那時的我,既無法也不願辨識自己犯行的背後,有段說不出口,卻最想被聽見的故事。
女兒的溫柔目光中,我召喚出最內在的恐懼
就在事發5年後,準備向睿家講出這則「小時候的故事」之前,我讓思緒重回事件現場,當時睿家看似怯弱與退讓的反應,實際觸動了我的孤兒情結,這情結肇始於童年時的親情匱乏,與長期目睹、承受家暴的恐懼。每每在父親施加肢體暴力的第一線,懦弱的母親只會怨咒與哭泣,而身為長女的我被迫早熟、成為保護母親的小大人,並且得抓準時機向外尋求援助。
於是,對於人際場域的風吹草動,我既懂得察言觀色,卻不允許自己去覺察感受,而是以迅猛的行動解除危機。如同當年一大堆德國孩子鬧轟且強勢地出現,完全沒法依序排隊,而我則無意識地向外投射到睿家身上,導致內在警報瞬間鳴放,由防衛機制全面主導,內在信念更是高分貝全力放送:「一定得踩著別人的頭,才能搶來東西得以生存!」
眼看睿家如此退縮與害羞,便勾召出我內在瑟縮的小女孩,「她」的無助與害怕,這些都是我不願再度感受,也沒能力處理與消解的,而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喝斥睿家,不許她的畏縮引動我曾經面對家暴,習得無助且脆弱的「既視感」。我將內在小女孩投射在睿家身上,要求她必須跟後來的我一樣剛強好鬥,並複製我生存防衛的「孤兒情結」。
「睿家,對不起!媽媽不應該這樣對待你,我有自己的害怕與擔心,所以才會用了不正確的方式逼你往上爬!」
首次說出這則「小時候的故事」的當時,其實尚未有勇氣直面家暴目睹更鬱黑的創傷,以及顧慮睿家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被「天下無不是父母」的傳統教條控制,仍刻意不讓孩子對外公反感,僅能如此說出抱歉。但是6歲的睿家聽完竟眼眶含著淚水,以天真將我抱個滿懷,如同她1歲半被我轉身遺棄在公園,還願意拍拍蹲在地上哭泣得像個孩子的我。只是後來近7歲的睿家卻比事件發生時更多了一份理解,知道眼前的母親並不完美,也有自己的恐懼與匱乏,還有許多的生命功課待解。
儘管如此,即使只是「擠牙膏」似地透露了母職失手的故事,雖尚未直入陰暗核心,但被睿家寬恕的經驗,不僅柔軟了身心長期自我規訓與備戰狀態的緊繃,更於內在重劃了「自我原諒」的空間。

凝視內在小女孩,成為「夠好」的母親
最難能得到的原諒,其實是自己。
對於家暴目睹兒而言,另一層無形的傷,正是以有毒素的自我罪咎,將自己火烤紋身,因為目睹父母肢體、言語暴力與親情土石流般地崩塌,既無法理解衝突的緣由,更沒能找到解法的挫敗,眼前無可測與不受控的一切,唯一能做的就是譴責自己,並以「只要我努力變乖、變好,家暴就不會再發生」的內在信念,幫助自己熬過不知家暴厄運何時降臨的焦慮、惶恐。
「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的內在信念,既驅使我奮力地自我修正,以及追求完美,但也因此更無法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與錯誤。於是,日常生活的小失誤,可能就導致信心崩潰,與帶著毒素的自我譴責,甚而陷入惶恐又分裂的身心狀態。
然而,被6歲的睿家這一抱,將我長期被千萬條橡皮筋給綑綁死緊的身心,像瞬間剪開糾結的抒放,並且在她稚嫩的懷中,我感受到可以不完美,卻仍能全然擁抱完整的愛。
那一年35歲的我,終於在說出這則睿家的「小時候的故事」後,開始直面自身童年目睹家暴的事實,並且嘗試以書寫陪伴自己,在無聲的文字空間裡,收留那些年還來不及消化的創傷經驗,更在記錄時慢慢覺察那個重說故事的熟年的我,擁有比目睹與經歷家暴的那個內在小女孩更多的人際網絡、社會資源與心理支持,更重要的是,睿家的寬諒給予的接納,更是我可以學習的自我溫柔與善待。
從此,這則有些疼痛的故事被我一再地重說,如同其他溫馨的「小時候的故事」,只是在每一次訴說裡,我會不自覺地多揭露一些內在陰暗,而睿家眼底溫柔的光,折射成我內視的觀照,並層層融化了我腦袋裡的許多防衛機制。終於,我不再困囿於母親的社會角色,以及「完美母親」的社會期待,而是體會每一位母親都是由小女孩長大而來的,即使身體變大與成熟,但心裡面始終躲著一位內在小女孩,以及專屬於「她」的生命故事,其中有童年的錯失經驗,以及諸多創傷等待療癒。
於此,我慢慢放掉「母親」這單一社會角色的扮演,並同時關注與之對立面的「女兒」,正視自己從女兒過渡到母親,的確因為自原生家庭的學習不足,也喪失了母女一體的親暱感,剩下的只是僵化地扮演父權社會定義下的母親,無意識地將女兒教養成主流價值所接受的樣貌,若用女性主義的語言來說,對自己的陰暗面毫無覺知的母親,即是沙文主義的共犯結構。
有意識地覺察自己既是女兒又是母親的雙重身分,親職現場的許多時刻,我就多了一些自我反省的游移,不再那麼服膺社會所賦予母親的責任,以及遵從主流所定義的「完美母親」特質,就只是讓覆述著女兒們「小時候的故事」過程中,重層揭開創傷事件的真相,以及深化下探受苦的意義,於是慢慢發現,即使說著同一則故事,每一次都延展更多元的視見,並且越來越貼近自己。
要成為一位「夠好」的母親,首先得從凝視自己的內在小女孩開始,溯源生命史的每一個事件,帶著她回到創傷發生的現場繼而給出夠好的陪伴。於是,在現實生活擔任母職,對孩子慈愛的每一刻,也同時將恩澤轉向自己的內在小女孩,有意識地成為雙向的滋養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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