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德國、奧地利的政治、漢學學者，以及「台灣學研究」專家與外交官，在11月11、12日兩天的「自由亞洲：台灣」（Das demokratische Asien: Taiwan）學術論壇中，從歷史、政治、人權與經濟各個面向，談論台灣的國際地位與未來，以及台灣被中國侵犯危機的議題，甚至日本學研究專家也分享了第一手觀察。我好奇詢問應政治教授之邀到場發表報告的二女兒睿恩，究竟有怎樣的感覺？
用台灣庶民的聲音，訴說台灣認同
睿恩在大學主修政治與社會學，大二時即在學校擔任助教並授課，對於台灣政治議題非常熱衷，未來計畫從事外交工作。兩個多月前接到政治學教授來電邀約發表報告，隨即自訂題目進行研究。對於我的疑問，她深思了一下隨即表示：縱然每一位學者皆以個人專業進行長篇論述，但她認為台灣庶民的聲音更需要被聽見，特別是在地的生活、語言、文化經驗與身體空間感，乃至於面對「中國」這專權與強勢他者的恫嚇時的感受。如實澄清台灣認同、以及試圖從國際孤立與中國打壓中找尋族群去路的努力，更需要被國際與當權者重視。
她直言：「相較理論辯證與國際現實，台灣這片土地遭受殖民政權多次更迭下的庶民生活史，更能將台海危機聚焦於人權基本問題上，進行更深入的反思，以及找尋更實際的解決方案。」
所以，面對與台灣相隔遙遠的這一群歐美菁英「他者」，她以個人身為新世代最鮮活的台灣認同發展經驗為核心，再加上跟隨父母旅居上海5年半的中國經驗，進而以五大議題清楚闡述「台灣認同」（Identitäten in Taiwan）發展歷程：
- 為何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 哪些關鍵因素形塑了台灣認同？
- 台灣認同的世代變革：2005-2007認同出現「剪刀開口效應」與新世代「天然獨」增加。
- 台灣認同形塑的理論：歷史記憶論、雙重身分論、認同變遷論。
- 為何認同如此重要，卻在公共議題上持續被忽視？
睿恩試圖提供學者與政治家另一種理解台海危機的視角，而非困囿於地緣政治學，或任由漢學家曲解的歷史觀點，謬誤錯置台灣為清朝領地，從而合理化中國侵略的意圖。尤有甚者，台灣的未來並非全由國際強權角力、經濟體系的恐怖平衡、政治語言與權術決定，因為所有人的民族與國家認同都應該被尊重，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根本，以及放諸四海皆準的基本人權問題，而不是暫時的政治議題。
學術論壇舉行前一週，睿恩透過視訊，中英夾雜的向我解釋簡報內容。我先被簡報上一張張以台灣地圖為中心的畫面所感動。她提醒我，視覺設計的重點在於每一張簡報的右上角都有台灣地圖，而且列點符號也是台灣微縮版，也就是19張簡報共計出現54次台灣圖樣。睿恩的立論全面，而我唯一能建議的就是人類學提出的南島語系與文化觀點，並請她參考一些紀錄片與研究。
台灣血淚斑斑的漫長殖民史
有趣的是，德國先生在仔細閱讀完簡報內容後提出疑問：「確定要將1945～1988年國民黨極權統治時代，定義為殖民時代嗎？」
睿恩不假思索地表示肯定。除了引用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這本書，以及諸多研究觀點之外，最關鍵的是，這正是她身為台灣人最直觀、切身的審視。
睿恩自十個月大就居住台灣，母語是台語（小時候她稱為「台南的話」或「阿嬤的話）」，而第二語言則是華語，讀的也是本地幼稚園。所以自有記憶以來，即認為自己跟大家一樣是台灣人，直到進入歐洲學校德國分部念小學，她才被同學告知自己是台德混血兒。「但是，被人從外表認定身分，與自己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切身感覺，是完全兩回事，」她說。而這件事也促發她慢慢思考，台灣認同究竟是什麼？
第一次為身為台灣人感到傷悲，並且意識到「台灣認同」浸透了許多先人犧牲的鮮血，是她念幼稚園時在「鄭成功文物館」（現為「台南市歷史博物館」）目睹日治時代初期台灣人被暴力統治的資料，特別是日治中期1915年發生於台南的「西來庵事件」（亦稱「余清芳事件」或「焦吧哖事件」）。幾張放大的清晰照片呈現余清芳等人被押解經過台南停車場前，以及成群穿著褐色囚衣、手被緊銬、頭戴竹簍蓋住臉面、赤腳站在台南監獄門前的犯人，由成列日警解送，氣氛肅殺。對照日警一身整齊的白衣黑鞋，她感到非常震撼，原來台灣土地存在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位階、權力與資源差異，以及衍生出的暴力鎮壓與迫害。
「那時我還很小，根本聽不懂什麼是殖民？但每次回台南，你就一定帶我們去延平郡王祠與一旁的鄭成功文物館，反覆跟我們說照片中的故事，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平民服裝和軍裝的對比，以及手無寸鐵和軍刀武器的差異。」睿恩回憶。
不僅如此，2014年離台旅居上海前，大女兒睿家三次主動提議去「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儘管我母親警告勸阻，怕對小孩產生陰影，幾經考量，我們還是於上飛機前幾天成行。當時睿家凝視受難者林連宗律師抱著女兒林貞信坐在大腿共讀的照片，當下因同理共感親子共讀的溫馨、林貞信痛失父親的痛苦，因而淚眼婆娑，甚至被現場工作人員心疼摟抱時忽然哭出聲音來。當時在一旁目睹姊姊大哭的睿恩表示，自己雖感到難過卻哭不出來，主要是德國老師已經講解過納粹的惡行，也知道大規模屠殺的恐怖，而令她更難忘的倒是近距離看著陳澄波遭槍決時那件被子彈穿過的衣服，當時她腦中想著：「即使是手上沒有武器的平民，也可能在生活中就突然被抓去槍斃！為什麼最安全的家園，卻變成一座最大的刑場？」
睿恩回憶，當時她既恐懼又困惑，習慣緊張時就咬下唇，竟在慢行過兩遍紀念館後，嘴巴紅腫發疼。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認同就此成型
「為什麼日本與中國殖民的殘暴手法都一樣？為什麼台灣人就應該不斷地被屠殺？」
7歲的睿恩將「西來庵事件」與「二二八事件」歷史影像重疊，意識到台灣歷史的演變，幾乎如出一轍，只是將軍裝與槍枝從日本交到中國國民黨手中，台灣人始終一身平民服、手無寸鐵。等她年紀稍長，從僑居地上海與吉隆坡回到台南，又去了4次「台灣歷史博物館」，總算全面了解台灣血淚斑斑且漫長的殖民史。
「這就是殖民者的暴行，將武器對準被統治者，進行各種語言與文化的歧視，以及經濟上的剝削與差別待遇，甚至是大規模殺戮！」
睿恩在學術論壇堅定陳詞，簡報中更貼出2018年228紀念日當天上午，由台灣教授協會在自由廣場所舉辦的1,025人靜坐，排出「勿忘228」的字形。她大致說明228事件的慘狀，藉此直陳：不僅過去的荷蘭、西班牙、明鄭、清朝、日本與1945～1988年的國民黨是殖民者，就連當前的中國霸權亦是以殖民者的顢頇，對人群進行威逼、恫嚇。睿恩援用許多研究，論證台灣社會集體於日治時代發展顯著認同，而228大屠殺事件發生後，台灣認同就此定形。
會場中許多教授紛紛交頭接耳，有些學者點頭同意，坐在後方拍攝的我，猛然想起睿恩在上海德國學校二年級討論國籍的專題中，曾表明自己是台灣人，立即被中德混血學生們圍剿。當時她不疾不徐反問全班：「在同一個國家內，會將上千萬飛彈對準自己的領土嗎？由人民選出的政府，會將槍砲對準自己的人民嗎？」同學們紛紛搖頭時，她才一一列舉中國威脅武力侵台的事實，「由此可見，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課後，我接到導師的電話得知詳情，導師還因此盛讚睿恩年紀小，但政治分析已邏輯清晰。越是知道台灣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就越能辨證外來政權與殖民的不具合法性，以及發展主體性與台灣認同的迫切。睿恩更闡釋台灣民主化後，政府推行原住民正名與歸還土地措施，以及各族群母語的深耕學習，讓更多元的聲音與故事被說出、被聽見，也更有利凝聚台灣認同。
學術論壇報告後的迴響
學術論壇報告的尾聲，睿恩以切身經驗為例說明：「德國人自詡是民主國家，更在二戰作為侵略者的教訓下，深切反省與極力維持和平，並且尊重所有人的國族認同。但是，就我自己在上海德國學校的親身經驗，當時念四年級的大姊應課堂需要，作報告介紹自己國家的時候，台灣國旗卻被撤下來，國歌不能唱，就連報告也不能進行。對於國小的孩子們而言，這究竟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這真的是德國所珍視的民主嗎？」
事實上，2010年大女兒睿家在準備報告時，曾向我確認國旗樣式與國歌內容，我早就料到會遇到阻擾，所以列印了由世界台灣人大會（World Taiwanese Congress， WTC）首倡綠、白相間的台灣代表旗幟，以及「台灣翠青」這首歌作為B方案，但校方依然剝奪睿家的報告機會。當天全家在晚餐餐桌鄭重討論這件事，並由我在翌日向學校抗議，但最後還是只能無奈接受學校說詞。因為學校不若外交領事館，仍屬中國領土，所以只能尊重中方「一個中國」與「反台獨」的原則。
至於學術論壇上，睿恩這番「德國民主也轉彎」的親身經歷，立即引發些微騷動。後來許多學者表示，他們是第一次聽聞228事件與台灣人的真實想法，其中還有位政治博士與媒體特派記者，決定安排明年去參觀「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且採訪紀念活動。至於會議後的晚餐與隔天多場休息時，許多教授更表示想深入了解日治殖民與戰後政權轉移所發生的屠殺詳情，以及原住民文化歸廣。被詢問的睿恩客氣表示，母親因為小說創作而研究日本殖民史，或許能補充更多資料，而我則盡力如實回答所有的提問。
會後，我問睿恩：若台灣真的被中國侵占、殖民，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台灣認同？還會繼續宣稱自己是台灣人嗎？她說：
「族群認同高於一個國家實體的存在，並包括最切身的語言、文化與族群記憶，甚至是食物，就像俄國攻打烏克蘭，就算烏克蘭人流離失所，只要堅守以母語傳續族群故事，就永遠能夠保有認同與伺機驅逐侵略者。」
睿恩這番話讓我想起，她曾表示要回台灣半年，同時學習台語文與華語。當時我還不解地質疑，這對她的外交職涯沒有助益，建議她選另一門較簡易上手的國際熱門語言，但她卻正色表示：台語文學習與現實價值無關，卻是她發展台灣認同的核心。
學術論壇中，睿恩用德語訴說台灣認同，但真正的發聲卻是台語。政治是一時的，而說母語傳承族族群記憶，卻是世代永續的集體潛意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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