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絕不僅是1947年228那一天發生的事情，卻是國民政府於緊接著的3月，對手無寸鐵的百姓計畫性地進行滅口：3月1日八堵車站、3月6日高雄屠殺、3月8日基隆港染血與海面浮屍、血洗嘉義水上機場與劉厝庄、3月25日嘉義「和平使」（包含畫家陳澄波、醫師潘木枝等人）被公然槍決，以及3月20日至4月10日的大規模清鄉。
創傷也不可能只定格於事件發生的當下，無數家屬漫漫長夜的擔憂與無邊等待，甚至被無良軍警藉機勒索的家產與身心掏空，乃至人類史上最久的軍事戒嚴，白色恐怖迫使他們顫慄地不敢哭出聲音，因而血淚持續漫溢出政治歷史的框架，恐懼仍於正義轉型前的暗夜中鬼影幢幢，失親的疼痛仍然卡在禁聲的僵硬舌尖。
於是，一天國定假日、一場中樞紀念儀式、一朵百合花、一只回復名譽證書與一群罹難家屬的眼淚，無法全然止息台灣集體無意識中的浩劫與傷痕，因為缺乏社會中每個人的同感與共痛，特別是那些自認為「無關者」的冷漠、不願走進228紀念館的怯懦，以及強求遺忘與寬恕的殘忍與粗暴，無異將228事件有始無終地延續，並以更隱微的手段凌遲台灣人的靈魂。
怯懦走進228紀念館，模糊瞥見台灣的傷口
去年8月線上參與楊翠老師「肅殺年代的女性身影」演講，她提到「比寬恕更溫柔的社會」、「讓無關者能共痛」的盼望，深深地觸動了我，讓我想起在台北228紀念館裡，大女兒睿家與罹難者女兒林信貞，跨越60多歲的隔閡與天差地別的人生際遇，無間地生命連結的那一幕。或許，轉型正義的真正推手，在於每一位走入紀念館中，用心閱讀每一則罹難者、倖存者與家屬的故事，乃至不禁身心撼動而拭淚的那隻溫熱濕濡的手。
2008年6月，我們家正準備隨先生的外派工作搬去上海。我問孩子們在離開台灣前最想去哪些地方？那時念台北歐洲學校德語部三年級的睿家斬釘截鐵地回答：「228紀念館！」
當時，我心底某個陰暗卻柔軟的所在，像猛地透出了光，卻也刺得睜不開眼。我掙扎了好長的時間，最後抝不過睿家的懇求，才於上飛機的前一天，帶著兩個女兒第一次走進位於和平公園的台北228紀念館。
在館內，我屏住呼吸，無法抬頭直視每一張受難者的照片，索性拿掉近視眼鏡，模糊了展場中所有的說明字句，一如接受洗腦教育的成長過程中，對於台灣歷史的無視。在滿臉驚恐繼而滿臉淚痕的孩子身旁，我沉默且不知所措，即使孩子要求我唸出她們不認得的艱澀字眼，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想逃跑，甚至焦慮地發起脾氣，念著說要趕回家去。
我的怯懦，是因為失去了相信，相信公義是可能的。而在文明社會之中，公義恰恰是保護人性不致泯滅的最後諾言。
看似無關的人，也能有「共痛」的連結
然而，當睿家看見受難者林連宗的一張照片時，小小身體彷彿定住般，站在她身後的我，看著她的雙肩從緊繃到微微地顫動，向來自持與忍耐的她終於大哭出聲。我趕緊過去抱緊她，就連在場的幾位志工們也迅速走來低下身軀輕撫安慰她。
那張照片中，林連宗讓女兒林信貞坐在他大腿上，由她撒嬌地依偎著，看似正為女兒講故事。無須任何文字說明，也不管族群的隔閡或意識形態的詭辯，睿家只是以她自己的生命經驗──與父親共讀，瞬間就突破了時、空限制，以及文化與語言的障礙，甚而是相異的生命脈絡，而有了「共痛」的連結。即使是身為228事件的無關者，她的淚水中，卻牽起與林信貞同為女兒的幸福與絕望。
當年8歲的睿家與228事件前的林信貞，同樣享有與父親共讀的溫暖與美好，只是前者仍是現在進行式，而後者則成了無可逆反的過去式。父親的寬厚胸膛撐起孩子們看向世界的自信底氣，吐露的字句則是對外宣示「我在」的存在價值，而所說的故事，更構築了天真性靈對公義與真理的相信。
父親的愛，像一把時代的梳子，以信直的真理耙開混亂的世局、解開打結的正義，並認證孩子終將成為自己。只是一場228剝奪了林信貞的一切，更在集體無意識上烙下傷痕，於是，「永遠缺席的父親」成為台灣人幽微心靈的孤兒情結，後來世代不僅於真相之前畏首畏尾地懦弱，也缺乏可以成功活出台灣主體的勇氣與信心。
德國積極用故事對抗遺忘，台灣的轉型正義呢？
後來，我的母親知道孩子去過228紀念館，嘆氣地責備我：為什麼要讓孩子知道這麼沉重的歷史呢？這樣會不會傷害了他們的天真？而知道台灣人慘痛的過去，又能改變什麼呢？
母親的疑問，也是我的，更是台灣絕大數沉默的人說不出口、甚至不希求任何答案的習得無助。但最弔詭的是，當無助潛抑、扭曲成自我審查，就會異化、投射成為強行勒住別人脖子、使其無法發聲的暴力，甚或被昧於事實的人或政黨利用，無所不用其極地阻礙轉型正義的推行。
228事件過去已經75年，缺乏加害人的歷史報告，讓台灣人受困在知道後的無力感，卻缺乏一個公義的出口，然後又各自跳到被害者與加害人的位置，只能硬扯著那塊看似族群和諧的遮羞布，落得危險的恐怖平衡，許多人至今仍不敢走進228紀念館，直面台灣這片土地的傷口。
我在想，有沒有一種可能，暫時跳脫自身預設的立場，就只是走進去228紀念館，僅僅以同樣為人的角度，去感受體會受難者所不該接受的凌遲酷刑與死亡，以及同理受難者家屬求助無期的痛苦？
去年8月在紐倫堡旅遊，中央車站大廳裡正舉辦「對抗遺忘」的特展，將二戰倖存的一張張容顏放大成等身人高，羅列矗立於人來人往的走道上，並且詳細記錄他們於集中營飽受折磨的生命故事，特別是回憶起那些於集中營罹難的家人，與一生天倫夢斷的遺憾。另外，納粹黨集會場檔案中心、紐倫堡審判紀念館600號法庭、審判紀念館文獻中心，乃至於老城街道的一棟棟平凡民宅的門口、一處處不起眼的角落與牆壁，或是腳上踩的一塊塊石板上，都豎立起紀念碑，標誌出曾於某棟建築物中被帶走送進集中營、或由此被被驅逐流亡海外的猶太人姓名，以及出生或死亡年月日。
這一切清楚呈現：他們被不義終結生命，或被暴力收編家產與拆散家庭之前，都與我們無異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也擁有自己的家人與所愛，歡笑與夢想。他們曾經存在過，不會因為一時的人為暴行，就此消聲匿跡。而重現他們最後的身影與生命故事，即是讓生活中的每個人與世世代代記住：一念人我分別之惡，就是屠殺的開始。
事實上，德國清查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工作，至今仍於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進行地毯式的搜索，套句台灣的話就是「查到動搖國本」。換言之，整個德國就是一座大型的戰後紀念館，在納粹遺跡誠實呈現所有人性的罪惡，也於凡常空間的處處，重現受難者的面容、身影與故事，讓看似無關的人們，也能在共痛同感之中，進行最謙卑的生命連結。
「我們都希望那是一個從沒有存在過的時代」這是納粹黨集會場檔案中心簡介中最沉痛的一句話。但德國人選擇用故事對抗遺忘，以懺悔與省思直面歷史的陰影，積極處理集體無意識中的邪惡，乃至希冀能以懺悔與意識，成就最大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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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发布于 2021年11月18日周四
我們無視的歷史，是受難者家屬的傷痛
在台灣，老師帶孩子去228紀念館教學觀摩，竟然會被檢討；當友人提起228或「轉型正義」兩個字，就得被惡意訕笑是「政治提款機」。事實上，那年睿家邊哭邊緩慢地走完一遍228紀念館之後來到出口處，竟再度噙著淚要求我陪她進場走完第二遍，現場年邁的志工們看到這一幕，都側臉別過頭去偷偷地哭了起來。
那一天我們待了幾乎4個小時，最後於出口處，睿家突然仰著頭問我：「媽媽，他們會不會等不及了？」
當下，我被問得愣住了。她手中顫抖地抓著一張心願卡，眼眶含淚、雙唇緊抿，似乎要壓抑住更深層的悲傷，一字一句說出：「我怕他們等不及了！因為他們得等我慢慢長大之後，認真地為他們寫一本歷史的書，用各種我會的語言，讓全世界知道他們竟然被這樣殺死，他們的家人永遠這麼痛苦！小女孩永遠都沒有了爸爸！我想為他們找出真相！」語畢，睿家幾乎淚崩。
228受難者仍於幽冥中等待，而至今已是第三、四世代的受難者家屬，不是只有在228這一天承受無邊暗夜的夢魘，卻是靈魂時刻被殘暴啃噬，卻始終等不到正義的鬱結，而他們其實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邊，惴惴不安地懷著「說不出口，卻最想被聽見」的想望。
我們的無視，正是對於轉型正義來臨前的霧鎖，讓社會集體以為前方無路。我們的無感，緣由自身的怯弱，走不進228紀念館，卻也失去了共痛的連結。我們的無關，僅僅因為不願將紀念館裡頭的受難者，當成與我們無異的人。我們的無謂，不過因為缺乏承擔歷史共業的勇氣，於是既無法與腳踩的這片母土連結，更沒能望向屬於台灣人的明天。
228事件不是只發生一天，卻是時時刻刻於生活脈動中，促勵我們面對集體創傷的勇氣。走進228紀念館與受難者家屬共痛，我們就不再是無關者，並於深度連結之中，齊心建立一個比寬恕更溫柔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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