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2日,巴西東北部的安日庫斯(Angicos)城鎮,一場成人識字課的最後一堂課。一群甘蔗工人合寫了一封信,當面遞交給總統古拉特。他十分欣喜,打算在巴西全國推行這種成人識字教育。
然而,當天也在場的軍事將領布朗庫(Branco)卻是憂慮萬分,他對這堂成人識字課的策劃人說:「年輕人,你是在養肥這區域的響尾蛇!」
「全民識字」的潮流與阻力
這300位甘蔗工人在45天前,和當時巴西東北部的7成民眾一樣,都是文盲。上了這個成人識字課程後,他們會讀能寫,還對社會現況有了不同看法。
他們的生活現況,每2人只有1人有鞋子穿,所以識字課程名為「光腳讀書」。當地土地有一半掌握在3%的人手上,但是土地改革幾乎不可能,因為法律規定不識字的人沒有投票資格。因此,當時進步派的總統古拉特打算在全國推動這項成人識字教學法,協助幾百萬文盲識字,參與選舉,影響公共決策。
1963年,推動成人識字教學的教育學者佛雷勒(Paulo Freire)在總統授權下,在全國風風火火推動。有次他們登報徵求600位成人識字教師,結果6,000人來應徵,他們不得不選在大體育館進行面試。
1964年,巴西軍人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進步派政權。推動成人識字教育的佛雷勒被捕入獄70多天,獲釋後流亡海外20年。而巴西軍事政變後的首位軍人總統,就是那位憂慮萬分的布朗庫。
從貧窮中走出教育想像
佛雷勒的成人識字教育,引來兩極評價。前任總統巴不得全國推廣,後任總統則把他驅逐出境。流亡期間,佛雷勒把他的教育理念寫成《受壓迫者教育學》這本書,獲得廣大迴響,翻譯超過40種語言,全球銷售破百萬本。
巴西東北部是巴西最窮地帶,佛雷勒在那成長,在那推動成人識字教育,也在那風土中提出「受壓迫者教育學」。他1921年出生(比台灣的李登輝年長2歲),兒時家境優渥,但是接連遭遇1929全球經濟大蕭條和父親過世,先是搬家,然後休學兩年。他們家的鋼琴跟冰箱還在,但是飽足感不在。貧窮跟飢餓不是書上寫的文字,而是他和玩伴肚子咕嚕咕嚕叫的聲音。
佛雷勒的母親積極奔走,才讓一所私立高中願意免學費讓佛雷勒入學,而他哥哥開始賺錢養家,家境才慢慢改善。20出頭,佛雷勒考上大學的法學院,那年代巴西大學生很稀有,6,500萬人口,大學生不超過10萬個,而且每4個大學畢業生就有1人當律師。
佛雷勒沒有當律師,他喜歡對話多於辯論。大學畢業後他回高中母校當葡萄牙語老師。幾年後他換工作,在巴西東北部一個民間組織做了10年的成人教育。他大量接觸工人、農人,了解他們的生活困難,推動各種改善在地居民生活的教育方案。
他找到的方向是,教育不能灌輸,也不可能中立,要打破學校跟日常生活的藩籬,要確認教育跟社會現況的關係。從多年高中教育、成人教育實務中,他把他的理念寫成博士論文,接著再回到教育實務,也就是,如何在巴西東北部推動成人識字教育?
他們開始認識字詞,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經驗與世界
教文盲識字,佛雷勒不從文法教起,也不先談單詞。他先了解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然後畫成一張張圖片,都是學習者熟悉的情境,像是農人手拿工具站在家門口、獵人在林間手持弓箭打獵等,然後跟學習者聊這些圖片,從中開始識字教學。
一開始農人可能會問:「為何你不先解釋這些圖畫?又花不了多少時間,也不會讓我們這麼傷腦筋。」或者農人講到一半突然說:「對不起,我們應該保持安靜,並且讓你說話。你是唯一知道的人,而我們則一無所知。」
藉著談農人日常情境,教師也碰觸到農人理解經驗的方式:老師知道很多知識,我是無知的。透過提問與對話,農人理解經驗的方式慢慢從被動接收轉成主動建構。
有次一個農人在上課時有感而發說:「現在,我了解到,如果沒有人的話,也將沒有世界。」在場教師回應:「讓我們進一步討論,在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會死,但地球本身依然存在啊。包括樹木、鳥兒、動物、河流、海洋和星辰……那兒不是還有一個世界嗎?」農人馬上反駁說:「哦!不,那時也將不會有人可以說『這是一個世界』。」
佛雷勒的教學關鍵在於,教字詞不脫離語境,也不脫離學習者的日常經驗,學習者在認識字詞的同時,也再次認識了自己的經驗跟這個世界。
你如何理解世界?
從「學習者的日常經驗跟思考方式」出發,是佛雷勒屢屢強調的教學起點,他說:「在一所位於鄉村地區的學校中,其課程內容與鄉村生活無關、或者幾乎無關,你認為這樣是好是壞?」「唯有當教育工作者的思維拒絕『抑制』受教者的思考能力時,才有可能發生教與學的行為。」
所以,只要和學生聊他們的日常經驗,就不用教任何知識?教師只能同意學生的觀念嗎?當然不是,了解學習者的經驗跟思考方式,是教學的起點,而非終點。
除了師生兩端,佛雷勒還問,師生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現況中進行教學?要了解社會現況時,還是只能從學習者的經驗跟思考方式出發,而且,了解現況,不等於同意現況,了解現況,也不等於已經改變了現況。
做個日常比喻,好比說,當小孩做了一件大人不允許的事,我這個大人再怎麼不認同,是不是可以做出區分:我的思考方式跟觀念是一回事,小孩的思考方式跟觀念是另一回事,我會不會好奇他行為背後的思路,會不會想去「理解」他到底是怎麼「理解」事情的?
或者,你會怎麼「理解」佛雷勒的教育思想?很重要!在台灣,從高考到地方特考,從博士到研究生入學考,都有考佛雷勒(Paulo Freire)的教育理念,夠重要吧。
那麼,再接著問,佛雷勒的教育思想為何重要?嗯,因為考試會考。這種問答循環有沒有很像小孩常問大人:「為什麼要學XX?」這裡的XX,可以代換成任何「知識」。
如果小孩問你「為什麼要學XX?」這類問題,你都怎麼回答?因為考試會考,因為對以後找工作有幫助?還是,你會好奇小孩的提問,跟他聊聊他的經驗跟想法?
如果你是前者,那你就是「填鴨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的思維,教師把他知道的「知識」存在學生腦中,學生有時記住,大部分考完就忘,就算記得也不知所學跟生活有什麼關連,遇到難題也不知怎麼用所學來解決。延伸情況就是,人要「適應」社會,若要改變,要改的是自己的適應力。
如果你是後者,那麼你跟佛雷勒的思路是比較相近的,他說:「不管是大學生、小學生、工人或農夫,我都會堅持從他們對他們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的描述開始,而我這麼堅持的原因,是基於從具體、從常識開始,以達到一種對現實嚴謹瞭解的可能性。」
教育不是填鴨,也不是仙丹,教育一直在面對極限,只能從學習者的經驗出發,想方設法促成學習者的「理解」,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會,沒有止境,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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