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年來香港電影的朋友們或許還記得， 2014 年雨傘運動之後，由5位香港新銳導演分別各創作一部短片、集結而成的獨立電影《十年》（2015），因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引起了香港社會的熱烈討論。
在電影《十年》中，5位導演各自想像了10年之後、2025年的香港，以不同角度呈現反烏托邦式的警示：郭臻的《浮瓜》描繪中聯辦企圖製造假騷亂事件，以促進國安法在香港通過。黃飛鵬在《冬蟬》中則以實驗手法，勾勒了一個充滿廢墟、消逝與死亡意象的香港未來。歐文傑的《方言》，刻畫10年後的香港將全面推行普通話，廣東話使用者因而在生活中遭遇到種種不便與歧視。而周冠威的《自焚者》則以仿紀錄片之形式，將鏡頭對準港獨運動中悲壯的抗爭者與犧牲者。伍嘉良的《本地蛋》，預言10年後的香港將面臨言論審查，甚至連「本地」這個詞彙都無法使用。香港電影工作者以影像創作回應時代抗爭精神，我們甚至可以說，《十年》的誕生，本身就是一種反動的力量，也可以說是一種影像行動主義之體現。
然而，10年不到，不過4、5年的光景，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一國兩制已然崩解。透過新聞與即時影像轉播，我們心痛地看著在香港街頭、大學校園、地鐵裡的警察暴力與對峙現場，上演著比《十年》電影中所描繪的反烏托邦世界，更殘忍、也更加殘酷的現實。
即便局勢日益嚴峻，從傘運到反送中，甚至追溯至更早年的反高鐵、反國教與佔中運動，這群以回應時代抗爭精神為使命的香港影像工作者始終未曾放棄，無論透過虛構抑或紀實影像，多年來皆如此奮力地，找尋介入現實與社會的可能。在《十年》之後，我們看見更多具政治性的香港電影誕生，包括偏向商業製作的《樹大招風》（2016）、《選老頂》（2016），或是在獨立電影光譜上的《風景》（2016）、《中英街一號》（2018）等。此外，更有大量與雨傘運動相關的紀錄片出現，例如《亂世備忘》（2016）、《地厚天高》（2017）、《傘上：遍地開花》（2018）等，乃至目前正在群眾募資中、紀錄反送中運動的《催淚之城》（2019）。
有人說，現今香港正開始台灣過去的白色恐怖，又有人說，當心今日香港可能變成明日台灣──歷史恐怕不斷地重演。在香港走上台灣抵抗威權、追尋民主化的道路，當我們同樣面對極權的高牆，那麼，台灣又有什麼樣的電影作品敢於處理這段歷史，而對未來具有啟示與政治意義？
如何好好說一個白色恐怖的故事？
環顧過去，與威權歷史和白色恐怖時期相關的台灣電影，寥寥可數：台灣新電影巨匠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描繪當年警總審訊與國家暴力；後繼者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1994），以白色恐怖受難者之視角，爬梳主角及其友人不可逆的創傷；侯孝賢的《好男好女》（1995），則以多重時空敘事切入歷史，再現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與其妻蔣碧玉的遭遇。而觸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電影，則有侯孝賢享譽國際之作《悲情城市》（1989）、以及林正盛的《天馬茶房》（1999），與上述白色恐怖相關電影，皆為以作者導演美學與風格表述歷史之案例。
於是，20年過去，直至今年，我們終於有了《返校》（2019）。
截至目前為止，《返校》全台票房已突破2億5千萬元。本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說明了台灣觀眾並不是無法接受嚴肅的白色恐怖歷史題材，而須以各環節皆製作精準的類型化電影，亦或是以電玩遊戲改編的跨媒介元素吸引眼球，讓更多普羅觀眾願意購票進戲院觀影。《返校》的拋磚引玉，更使得台灣社會開啟對威權歷史與轉型正義議題的進一步反思。
與上述80、90年代的台灣電影，以相對隱晦而幽微之方式介入歷史的手法大不相同，在台灣電影的產製條件改變與類型化之後，當代商業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媒介的傳播力量，是不容小覷的。
唯有再次直視歷史與傷痛，才有真正解殖的可能
2年前，當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與《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2017）出現之際，我們欽羨著韓國影壇何以具備如此道德勇氣，敢以商業電影製作再現南韓民主史上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1980年的光州事件以及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兩部電影皆以大規模的場面調度、精密的音像部署，再現光州事件與六月民主運動的鎮壓畫面，為觀眾創造出極為震撼的觀影感受，並引發了韓國民眾的觀影熱潮，使這兩部政治電影成為韓國影史上的前50大賣座電影之二。於此同時，在台灣社會亦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聲音：「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拍出，台灣版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假使在不遠的將來，我們能有一部聚焦於二二八事件、或四六事件、抑或美麗島事件的電影，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來臨的那一天》等政治電影描繪民主化過程中之重大歷史事件般，我們是否可以藉由事件現場的擬真重演，以商業電影音像部署之動能，使得更多普羅觀眾可以透過大銀幕，感受當年民眾與學生面對國民政府威權統治與警總暴力的劍拔弩張和苦痛，進而喚起大眾反抗極權政體的意識？而當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媒介，是否更可以在娛樂功能之外，使觀者形塑並展現其政治能動性、甚至具備開啟觀者對於自身之歷史情境，展開反身性思考的潛能？
在《返校》之後，是不是會有更多電影創作者，願意更勇敢而直接地介入台灣複雜的國族歷史、反省威權體制的暴力與鎮壓，甚至以歷史觀照未來，正視當前中國因素的滲透與其銳實力之威脅？
或許唯有再次直視歷史與傷痛，才有真正解殖的可能。
我們是如此引頸期待著。
（作者為台灣台北人，影像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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