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剛過了115年國慶，除此之外，近年今年正好也是僑委會創立100年，若筆者研究無誤的話，或許徐佳青是台灣民主化以來第一位自行請辭的僑委會委員長，也算是締造了百年歷史。
徐佳青是在2020年擔任僑委會副委員長，3年後因原委員長童振源調任台灣駐新加坡代表而升任委員長。然而，徐佳青從上任至今就爭議不斷，幾年前被指控在處理駐巴西聖保羅僑教中心性騷擾案時涉及「吃案」、2025年3月公開抨擊《天下》的「僑生淪為學工」的是「偽專題」，以及最近一年多以來年的特權爭議。
在剛過去的10月7日，徐佳青宣布請辭僑委會委員長。面對近日爭議，她強調自己依法行政、問心無愧，並表示願配合行政及司法調查。不過，在各大媒體都在聚焦僑委會特權爭議的鎂光燈之外，還有個僑委會所舉辦的活動，也是時候重新檢視了，那就是辦了5屆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
最近，台灣最具公信力的新聞獎項之一的「卓越新聞獎」，也公布了入圍名單，這新聞獎項成立的背景，就是主張政府不該延續威權時期的作法，頒發新聞獎給監督自己（政府）的新聞工作者。因此，就算僑委會頒獎給境外媒體，就能合理化這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嗎？
只願媒體說好話的僑委會
過去僑委會所涉入的重大爭議，主要是該組織存廢的問題，鮮少針對僑委會委員長的操守。無論是陳水扁政府、馬英九政府時期，都曾提出過行政院組織改造計畫，欲將職能與其他部會疊床架屋的僑委會裁併進僑委會，但因受到所謂「僑界」反彈而作罷。
本文無意針對僑委會的存廢，或徐佳青的特權爭議深入解析，而是針對僑委會從2020年開始舉辦的「海外華文媒體人報導大獎」，探討這活動是否該繼續辦下去。
任何唸過新聞系的學生都知道，媒體的角色是監督政府，不應由政府以獎項來判定新聞報導的好壞，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媒體的報導皆然。
僑委會的主要職責是強化台灣與海外台灣人社群，以及外籍華人社群的聯繫（這裡姑且先不談充滿爭議的「華僑」身分定義），其中也包括打好與海外華文媒體的關係。然而，僑委會所舉辦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卻開宗明義倡導境外華文媒體的參賽作品要是對台灣的「正面報導」。這不禁令人懷疑，如果提交的作品是關於僑委會的負面新聞，還能參賽嗎？由官方來推動境外華文媒體發表對台「正面報導」，這敘事與中共統戰、宣傳部門搞的「講好中國故事」，又有何區別呢？
筆者從2020年起便主張，僑委會應停辦「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這個從童振源任內開始舉辦、2025年已辦到第5屆的活動，一直沒有解決最基本的矛盾：媒體的職責是監督政府，政府卻拿公帑獎勵它認為值得鼓勵的報導。這個問題，不會隨著委員長的去留而改變，因為底下的公務員總會避免預算被刪減，而不得不編預算繼續把活動辦下去。
或許，僑委會會辯解台灣的國際處境不容易，因此需要更多友台媒體為台灣發聲。僑委會當然可以聯繫海外華文媒體，說明政策、接受採訪，也可以回應它認為不公允的批評。然而，爭取台灣在境外媒體的曝光，與出錢評選「正面」新聞，是兩種不同的事情，尤其後者涉及到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的倫理、權力關係。
這個新聞獎項的參賽組別分為「平面／網路報導大獎」、「廣播報導大獎」、「電視／影音報導大獎」3組，每組分別都有「鏈結臺灣報導獎」和「風采人物報導獎」，會誕生6名得獎者，每個獎項獎金為新台幣9萬元。
徵件規範中說明，「鏈結臺灣報導獎」著重能彰顯台灣亮點、卓越成就的議題；「風采人物報導獎」則希望呈現傑出華人的貢獻。當然，報導這些事情本身並無不妥，新聞也不必以揭弊為唯一價值，但當官方預先圈定值得「正面報導」的方向，再以獎金鼓勵媒體投入，新聞專業便與僑委會的「大外宣」需求糾纏在一起。
而且，誰又有權力來定義「正面報導」呢？僑委會期待的「涉己新聞」，可能是一名在曾在台灣留學的僑生，回國後成為成功人士的「正能量」報導；但假如海外媒體調查台灣招生制度，發現僑生遭學校剝削，在學習與勞動之間遭遇不合理待遇，最終這些報導可能有助於改善僑生在台灣的處境，難道不是一種正面嗎？
這裡無須先認定所有評審都聽命於僑委會官員，也不能據此推斷得獎作品缺乏品質，就如一部好電影報名了「野雞影展」，也無損一部好電影的價值。關鍵在於，題目尚未開始評分，主辦方期待看見什麼，已經寫在活動主題裡。即使評審認真衡量報導深度，欲參賽的媒體仍得先審慎評估、挑選參賽作品，是否符合官方想要呈現的「講好台灣故事」，或「講好僑委會故事」。雖然不能因此斷言參賽媒體都會迎合官方，但制度是否鼓勵媒體靠近政府所偏好的敘事，仍應受到檢驗。
而且，我們也可以從主政者的言行，看出當事人的媒體倫理觀。過去徐佳青回應《天下雜誌》的〈台灣，偽留學天堂〉調查報導的態度，就是鮮明的例子。2025年3月，《天下》推出僑生來台求學與打工「偽留學天堂」調查報導，在社會引起廣泛討論，徐佳青卻批評該報導是「偽專題」，認為內容提供錯誤資訊，將建教合作學生稱為「學工」是貼標籤。
僑委會官員當然有權指出新聞的錯誤，記者也有責任接受檢驗，但要反駁報導，就應說清楚哪項資料有誤、哪些訪談不足以支持結論，而非對為查證而付出心力完成調查報導的媒體貼上「偽專題」的標籤，以蠻橫的姿態冷對媒體的監督。
不過，令人鼓舞的是，最終〈台灣，偽留學天堂〉在去年獲得第39屆吳舜文新聞獎調查報導獎。相比僑委會舉辦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由民間發起、資深傳播業界評審組執行的吳舜文新聞獎更具有業界公信力。
怎樣才算是合格的新聞獎？
其實，台灣自解嚴以來已有過對官方頒發新聞獎的反省，僑委會卻開民主倒車。
根據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介紹，蘇正平（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中央社前董事長）在2001擔任新聞局長期間，決定廢除金鐘獎、金鼎獎中的新聞獎項，並號召企業界捐助，於2002年正式成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當時的理由很清楚：新聞媒體有監督政府的責任，由政府頒獎並不恰當。
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於讓新聞的評價與行政權力拉開距離。當然，民間新聞獎也需要檢視資金、評審與利益關係，不是憑「民間」二字就自動取得公信力，但至少20多年前台灣官方願意退出直接評選新聞的位置，承認了其中存在的新聞倫理應衝突。
已第二次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既然在當年理解其中的倫理問題，為何最近6年卻放任僑委會重新扮演頒獎者呢？難道報導刊登在境外，媒體與政府之間應有的距離，就可以另作解釋？境外華文媒體同樣可能報導台灣政策，也同樣需要追問涉外的台灣外交部、僑委會官員，官員的受檢視程度不應到了國境之外便打折。
早在2022年11月，國民黨立委江啟臣質詢童振源時，便批評政府邀海外媒體參賽，再評比報導、發給獎金的作法。他說：「政府不應該花錢去做這樣的事嘛！」這項質疑至今仍值得回答：政府與境外華文媒體建立關係，為何需要建立在物質上的獎金？
另一方面，筆者也要強調的是，國民黨執政多年的新北市政府，旗下的新聞局舉辦的有線電視金采獎已有15屆，藍白在野黨也應檢討這新聞獎的存在。
至於境外華文媒體，也不能因為使用中文，就被視為等待台灣官方肯定的「僑媒」。以馬來西亞為例，華文媒體服務的是當地讀者，關心台灣可以出於新聞價值、文化聯繫或讀者需求，沒有必要把政治宣傳性質的新聞獎項，當作自身專業的證明。
倘若台灣政府認為有必要向海外介紹政策與社會成就，可以用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宣傳，讓讀者知道資訊來自何處、由誰出資。至於哪些報導值得鼓勵，應留給與行政權力保持距離的新聞專業社群所舉辦的新聞獎項來評斷。
第一屆「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是2020舉行，至今共辦了5屆，除了第1屆到第4屆（2020-2023）是每年舉行，第5屆則是在2025年舉辦。由於今年沒有第6屆的消息，或許該獎項已改為每2年一次，有可能在2027年「死灰復燃」。
鑑於僑委會近年來的種種爭議，僑委會的名譽已備受社會質疑，向來被視為冷衙門的僑委會，一舉一動已更受各媒體的關注，因此應更被檢視、監督的僑委會，若執意舉行「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已不合時宜。既然目前是立法院會期，朝野黨團也應檢視僑委會的相關預算，停止以新聞獎之名支應這項活動。
應由民間或官方間接舉辦「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
最後，筆者不會只提出批評，而不給予建設性的建言，若台灣官方認為有必要舉行和境外華文媒體建立連結的新聞獎項，應推出有別於大外宣性質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
以外交部編列預算支持的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為例，他們自2006年起頒發「亞洲民主人權獎」，以表揚為世界民主和人權作出卓越貢獻的個人或組織，是多年來信譽受肯定的人權獎項。
因此，若推出新的「海外華文媒體報導大獎」，主辦單位就不能由僑委會這類的統戰單位直接推動，而是支持具公信力的民間單位去執行，就如外交部支持的台灣民主基金會，組織成員仍有一定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新聞獎項的設立必須奠基在明確的價值觀。台灣本土的卓越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等民間獎項，宗旨離不開鼓勵真相、社會關懷與人權，還有「財團法人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舉辦的「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多年來也有境外華文媒體共襄盛舉，這意味台灣新聞界和境外華文媒體的連結始終是存在的，沒有非僑委會頒獎不可。
對比台灣民間的各大追求民主、人權、永續價值的新聞獎項，僑委會長官只意在「促進對臺灣正面報導」，哪一個新聞獎項更具有公信力，相信多數的專業新聞工作者都心裡有數。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曾僑居台灣多年的馬來西亞華人，不是「華僑」。 著有《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2020），與《北漂臺灣：馬來西亞人跨境臺灣的流轉記憶》（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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