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訪問奈森的地點，是倫敦最饒負盛名的西區劇院其中一家。現年45～46歲的奈森，履歷上滿是舞台與螢幕上備受讚譽的角色。他最近出現在一份全國性報紙的文化版面上，被盛譽為罕見的驚世天才。他本人卻是非常謙虛。任何的功成名就，他對我們這麼說，歸根究底都「只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以及「做出好的決定」。特別重要的是，拒絕接演任何自己存疑的戲：「任何工作都不值得你犧牲自己。」
同樣也是40多歲演員的吉姆與奈森完全不同。訪問完奈森數週之後，我們在另一間倫敦的頂級戲院裡訪問吉姆。但是吉姆並沒有參與這家戲院的戲劇演出。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工作，而且大概已經有半年沒有參與任何演出工作了。但是吉姆的履歷也一樣令人驚艷。20～30歲的時候，他一直都有參與電視與劇場戲劇的演出，幾年前還曾接演過一齣電視連續劇中一個相當突出的角色。不過4年後，劇組砍掉了他的角色，之後的這段期間，他一直在努力地重新調適。
「我只能去爭取愈來愈不重要的角色，錢也賺愈來愈少，」他這麼說，並解釋他最近決定要放棄這個職業：「氣數已盡的徵兆已經很明顯了。可是我還是覺得很難過，因為……因為這有點像在說我失敗了。」
若依照表面價值來比較奈森與吉姆的工作歷程，那麼許多人或許會判定奈森就是一個比較有才華的演員。不然就是他可能比較努力，或做了比較睿智的決定。然而，當我們深思奈森與吉姆的經歷，並完整標繪出兩人在戲劇職涯的發展路線後，出現了另外一條故事主軸。
你以為自己選擇了夢想？其實金錢才是主導者
以奈森為例。父母都是文化界成功專業人士的奈森，就讀的是倫敦非常昂貴的私立學校。大學畢業後，他申請了好幾所戲劇學校都遭到拒絕。但是因為他鐵了心要走戲劇事業，於是搬回倫敦老家，開始接演任何他可以找到的戲劇角色──「無償工作或只求溫飽。」奈森告訴我們，最初的那幾年，真的是決定他未來最重要的一段時間，那幾年他拚了命地工作以及決定與「最有潛力與前途的導演們」合作，都讓他後來收割了相當豐厚的股利。
當然，奈森努力工作的能力，亦即他專注於（通常都是無償的）戲劇演出，以及他作出睿智決策的能力，也就是他可以拒絕（即使是支薪的）工作，全都高度依賴他父母的財政支援。他的父母有能力將他隔離在戲劇勞動市場那令人心灰意冷的不穩定環境之外，提供他免費以及地點優秀的居住環境，而且還負擔他實質的生活費用。
吉姆的父親是名小貨車司機，母親在當地的酒吧工作。吉姆違背了他父母的建議，在搬到倫敦之前，以超齡的成年學生身分，進入了一所位於新堡（Newcastle）的戲劇學校就讀。接下來的15年間，他雖然一直努力試著打造出成功的事業，但是他也說錢一直是個令他焦慮不安的問題。在他接到一個長期的連續劇演出機會時，他面臨到的是困難的抉擇。一方面，連續劇代表的是「第一個可以真正確保財務安全的機會」。然而另外一方面，這個機會也代表要為一個他其實並不喜歡，而且也並不「尊重」的節目工作。
最終，財務方面的迫切需求贏得了勝利，吉姆接受了那個角色。但隨之而來的是製作團隊和他針對如何詮釋他的角色產生了爭執。政治上，他與自己扮演的角色產生矛盾，但同時他又有工作的基本需求，「支付帳單」侷限了他拒絕工作的能力──或甚至侷限了他對自己的角色提出部分反對或保留意見的能力。吉姆告訴我們：「你必須乖乖遵守他們的遊戲規則。我發現你根本不能表達任何意見，不然就會有一頂找麻煩、難搞的大帽子扣在頭上，然後大家就把你當成了風險。」
這個故事裡，處處都出現了錢的影子。如奈森一樣，金錢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吉姆職涯中有機會可以選擇的行動路線。然而與奈森不一樣的是，金錢對吉姆來說並不是一個推動力量。相反的，金錢促使吉姆選擇了一連串最終對自己職涯發展有害的決定，而且最後也迫使他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這個行業。
擁有經濟資本，就有向上流動的安全感
英國的文化與創意產業（通常稱為文創產業）的標誌，就是高度不穩定，已是大家完全認同的一件事。曾有一份廣泛的研究記錄了整個文創產業中，低薪、無薪，以及極度競爭的狀況，是如何普遍地存在。這種不安全感，在我們個案研究的戲劇表演產業中，顯露得尤其深刻。
儘管演員都要面對一連串的類似挑戰，然而大家勇往直前的立足點卻不盡相同。特別是我們的訪談揭露一些演員可以取用自己收入之外的經濟資源，進而形成了厚實的職業優勢。在這裡，我們明確地認知到，那些「背後」有金援的人，在戲劇表演的路上，可以走得輕鬆一些。
首先，這個資源提供了隔離作用，讓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不會影響到當事人。對於奈森而言，這種隔離的作用，在他試著自我發展的事業初期特別重要。父母的支持非常關鍵，特別是這樣的支持可以讓當事人在接演戲劇表演的空檔期間，不必因為維持生計而去找其他的工作。
雙親都是醫生的安迪解釋他之所以具備演員的身分，完全是因為阮囊羞澀的時候，大力依賴「向母親求救」的能力。「這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情，」他解釋，「但是我實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母親，我要怎麼度過那段時期。我真的做不到。」
對安迪以及許多出身特權背景的演員來說，這種安全網的重要性，並不僅僅是維持存活的經濟力，更是快速反應戲劇表演這個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能力，他們可以為接演的角色做足準備、立即參與試鏡，也不會因為其他的工作而感到疲倦或過勞。他說：
就像你接到一通明天試鏡的電話，對方還跟你說他們要「背台詞」的那種試鏡，於是你就必須把試鏡前的每一秒都花在劇本上。我如果沒有外援，根本不可能做到。
沒有父母提供的奢侈，就在職涯中綁手綁腳吧！
儘管家族奧援通常都是個有些敏感的議題，但大多數具備這類奧援條件的演員都承認自己的好運。這樣的認知往往出現在他們與出身比較弱勢的同僚非自覺性地比較之時。以湯米為例，他來自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曾在菁英公學就讀。他說一開始，大概是25、26歲的時候，撐過一段無業遊民的時期後，就脫離了戲劇界。不過在他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旅行後，最近又重回這個職場──他承認這是他絕大多數的同儕所負擔不起的奢侈：
我現在30歲，而且確確實實又重新回來試試水溫，因為我在倫敦中區有棟公寓。我還有另外一棟收租的公寓。我有錢、有資產、有資本。這簡直就是無可救藥地不公平。我朋友每天都為了尋找各式各樣的工作奔波。他是劍橋畢業生，不過，你知道，他要賣地圖、口香糖，還要洗車。有時候他必須拒絕演出的工作，因為薪水不夠付房租。如果我現在就這麼一飛沖天地成功了，實在很不公平。非常非常不公平。
安迪與湯米的經歷抓住了經濟資本提供安全感的大部分精髓──他們可以在沒有或很少的戲劇表演工作期間，繼續生活，可以擁有庇護以及地點優秀的住所，更可以在機會來臨的時候，盡可能維持競爭力。
對於沒有後援的受訪者而言，經濟不安全是一種長期性的問題。以雷為例，他來自北英格蘭的一個勞工家庭。畢業展讓他有了一個很不錯的經紀人。他和其他演員一樣，很早就搬到了倫敦。一開始的9個月，他的演出工作不斷，但現在，在失業了幾個月後，他突然陷入了財務「困境」。不但沒有金援提供的奢侈，還要面對「高到無法想像」的租金，於是雷被迫接下了一個不是戲劇表演的全職工作。但是這樣的安排，他解釋，卻讓他陷入了一個難以解決的束縛當中。他總結地說，自己的困境存在著「一大堆剪不斷理更亂的混亂因子──我覺得自己正在玩沒有降落傘的高空跳傘」。
用金錢堆疊的天分和努力
有些出身特權的人，其實很清楚他們自己的經濟優勢，也承認這樣的優勢在推進他們的職涯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這樣的認知其實相當罕見。大家往往會在生活的某些層面承認這樣的優勢，但其他時候又會忽略這種優勢。
就像一開始奈森的表現，出身中高階級背景的人，常常都會從「功績」的角度，來描述自己以及周遭人的職涯發展，並把這些功績看做是天分以及，更重要的，努力的結果。特別是相較於向上流動的受訪者，這群具背景優勢的人更是常常將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任人唯才」的結果。更有甚者，當這些受訪者真的觸及特權優勢話題時，他們的回應與交流就會變得相當尷尬。
父母的錢這個議題，特別令他們緊張。我們注意到即使那些認知到「父母銀行」功效的人，也常常透過抽象化、一般化的方式來處理這個議題，而且絕不會提及具體金額。六號電視台的初級委託製作人彼得表示，父母能夠在他試著打入製作領域的時候「幫忙」，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同樣的，演員艾莉在論及父母提供資金給她買了一棟倫敦的公寓時，「支持」與「捐助」是她不斷使用的兩個詞彙，但在我們請教她牽涉的實際金額時，她說她「希望選擇不回答」。
一種當事人會配上特別的故事，解釋家族財富的來源，作為優勢背景的正當化工具。這種呈現方式通常代表當事人會從向上流動的角度來敘述自己的背景──奇怪的是，他們的解釋基礎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出身，而是他們的父母或甚至祖父母一輩的出身。
派翠莎是六號電視台的一位執行主管，受的是私校體系教育。她的母親是老師，父親是一家大型製造公司的總經理。但是派翠莎在描述出身時，卻說自己是「勞工階級」。她沒有談自己的童年，但對她父母如何從西威爾斯的貧窮勞工階級家庭背景，一路向上發展的事業軌跡卻言無不盡。整場訪談過程中，她一再從她父母的角度來敘述她自己的背景，在她的眼中，她的身分與她父母的身分緊密連結在一起。這樣的表現既是淡化她的特權出身，也是在表明她父母的錢（以及透過暗示，父母給她的私校教育金、公寓頭期款，以及幫助她在「電視業立足」的餽贈）都具唯才是用的正當性。
其他人淡化特權背景的方式，是掌控對話的方向，把話題往獲得更多財務援助的同僚身上帶。六號電視台的初級委託製作人丹尼爾是兩位老師的兒子。他剛進電視圈時，職務是低階服務人員，他的父母在那段時間提供了他長達2年的廣泛經濟支援，而且他住在哥哥的倫敦公寓中，完全不用支付房租。然而丹尼爾卻非常自豪於自己從25、26歲就開始「完全地自給自足」。他告訴我們：
我當然感覺得到自己與電視台大多數的其他人分屬不太一樣的類別。所以我特別討厭大家看著你時，心裡可能想著好吧，你出身中產階級的背景確實挺特權，並認為「當然啦，你怎麼可能表現不好」的感覺。……在某種程度上，我父母一開始，的確在房租跟一些其他的東西上幫了我的忙，但是……但是我在電視台有一堆好朋友，他們，嗯，你知道，都從父母那兒得到一大筆買房基金，甚至有些人連電話費都還是他們父母出的！所以我只能繼續撐在那邊……我不是因為背景……就是這樣了……我他媽的真的工作得超級努力。
淡化特權背景的人，遺忘「父母銀行」對自身職涯的價值
最後，某些受訪者會移轉對話的方向，避談金錢，取而代之地聚焦於因為父母的介入而帶來的限制，以及他們因此而面臨綁手縛腳的境況。許多人藉由這樣的呈現來表示父母在財務方面的贈與和支持，是他們別無選擇的事情，而金錢其實，套句演員傑克的話，就是這樣「砸向他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拒絕財務支援就是不孝，或者會造成人際問題。
這群人的說法其實並不是要抹消自己的特權事實，他們常常藉此表達的是一種比較服從、認命的態勢。「我是說我也可以說我不接受，」六號電視台編劇凱特這麼說：「可是那也無法改變任何事。」
當然，要把思考與談論特權背景這兩件事分開，很難。但不論如何，我們都要強調這種淡化的行為，對於階級薪資差異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行為代表了父母銀行在職場生活中的真正價值，其實絕大多數的時間都無人提及，也因此這樣的資源對於個人職涯發展軌跡的扭曲影響，一直都躲在大眾目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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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特權階級怎樣自我複製並阻礙社會流動機會？我們如何打破社會不平等？
作者：山姆．弗里曼（Sam Friedman）、丹尼爾．勞瑞森（Daniel Laurison）
譯者：麥慧芬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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