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富士康的大逃亡到工人的血汗暴動，反映著獨裁國家內政府與企業的共生與共謀。有企業績效就有仕途往上攀爬的政治邏輯，剛好與企業追求低成本的逐利動機，一拍即合。這是中國接軌全球化以來的追求高成長模式的縮影。
富士康的依賴症：中國需要郭台銘
富士康的中國版圖，遍佈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以及中西部。此等由南至北、由東到西的廠區租地，早已超過9,200公頃，14個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綽綽有餘，正有謂中國單一民企集團所租用的最大工業用地。
2020年，富士康的進口總額占中國進口總額3.5%，出口總額占4.1%；在2021年《財富》雜誌的全球500家公司中位居22，在對中國經濟貢獻最大的前100家外資與港澳台企業中，名列《2021胡潤在中國的外資及港澳臺企業百強》榜首。換言之，郭台銘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他。
中西部的富士康更有著中共「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的的區域平衡發展戰略意涵。一個富士康鄭州廠，聘雇超過20萬名員工，廠區就是「富士康城」。富士康成為創造鄭州財富的火車頭，帶動產業生態與生活圈，供應上百萬工作機會，養活很多人的全家。除此，它更一舉改變河南原本「窮省」的印象。
河南省雖是炎黃子孫與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但改革開放以來有很長時間乃屬於經濟後段班，成為中國內部被地域歧視的對象。2009年，河南貿易進出口只有134.38億美元，省排名第17；2010年富士康鄭州廠設立，此後的GDP排名，河南穩坐中部6省之首。鄭州廠替中國帶來每年超過3百億美元的出口額，貢獻鄭州進出口總額8成、河南省則有6成。富士康改變鄭州與河南省，河南人的就業規劃可以不必離鄉背井。
黨企共生共謀
對富士康的依賴，形塑政府與企業成為「共生結構」。「穩富士康，就是穩河南」的思維，充斥在河南省各級黨政要員的招工宣傳術語裡。急著彌補用工缺口，官方傾「洪荒之力」動用龐大的黨員、公務員和退伍軍人網絡。招工責任層層下壓，鄉鎮政府更向管轄村鎮分配人數指標。果真「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
發展至上的獨裁政府，自然允許企業去除人性化的機械式管理。「黨領導一切」匯合了「魔鬼藏在細節裡」。
富士康做為全球工廠，軍事管理作風出名。為保證生產順利即時完成，廠區作業與管理圍繞著「紀律」轉。大量保安進駐不足奇，工作規範、工作流程與生活作息均有綿密佈置，員工就如螺絲釘長時間被「鎖入」於一個極度制式卻冷漠的環境。為防堵勞工集體抗爭，寢室安排必須斷絕員工透過關係網絡、同鄉結黨的可能性。不能出錯的嚴格氛圍，管理階層幾近人格羞辱的「訓斥」普遍，體罰時有所聞。
不難想像，員工彷彿孤立於世的「原子」存在，情緒得不到宣洩甚至被壓抑，反覆交融的不滿、憤怒、失落與焦慮，衝破「抗壓」的底線，產生極端行為的反撲。縱然黨政與企業幹部不斷公開強調做好身心健康，但這是否又是一場又一場的表演式政治？「大逃亡」一舉揭露防疫上的各種資源不到位，外界批判就如其他地方高喊的「韌性社區」一樣，真實是違反人權。
但，富士康是「赴死坑」，每日上千人離開，為何仍有許多人想進去？有錢能使鬼推磨是一招，道德勒索的愛國主義又是一招。大企業慣於「加碼激勵」，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更何況又有「黨的領導」此一中國特色。富士康的特權，在於可以不停工的「閉環生產」；密集接觸者可以不隔離，員工自願選擇是否上班。尤有甚者，「黨的領導」除了施力，更在於長期灌輸人民的忠黨愛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如今，地方發展嚴峻，人民必須唇齒相依、唇齒相依，拋頭顱、灑熱血。
只不過，當物質誘因不再、加上面臨生死關頭，利他的愛國主義也會醒悟。黨政合謀，允許企業減少成本的逐利作法，工人們所謂的「陰陽合同」（公開是一套激勵，進廠簽約則是另一套減利）再次浮現富士康過往被報導的「合同陷阱」。中共堅持「動態清零」卻讓企業開工有理；廠內疫情不穩，更讓大量短期打工者憂慮回不了家。黨企「共生共謀」儼然出現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缺口。
諷刺的是，中共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的基礎，正在於長期灌輸人民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恐懼，以此取得人民的犧牲與支持，進一步證明中國優於西方的防疫成績以及社會主義的民主；然而，也因為對病毒的恐慌以及對「封控」的標準不一與執行不滿，官方縱有優越的維穩暴力，企業早有防堵勞工集體行為的設計，廠區工人面對黨企的高壓，毅然決然走出一條血汗道路。
異化的中國
富士康模式的最大特徵在於黨的支持，但也因為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現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擔憂。包括郭台銘在內所有的資本家，應是惴惴不安：若有一日得不到黨的支持怎麼辦？尤其，依賴富士康，有違「自力更生」；又按照當前中共術語，「第三次分配」強調高收入群體與企業家的自願貢獻。
市場的政治風險向來是跨國企業評估佈局的重要一環。政治淩駕經濟、外行領導內行、人治高於法治、社會維權動盪等，將令投資者卻步。偏偏近年來的中國發展趨勢，中共不僅「政左」，「經左」也正在發生。「共同富裕」的「重分配」、「強監管」與「國進民退」，會不會又重演歷史上1950年代對私營企業的「共產風」？全球供應鏈從中國移出，已是現在進行式。
矛盾的是，創立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源頭其實是關懷工人從工作到生活「人不像人」的人道主義者。師承馬列主義的毛澤東高舉中國特色，處處強調工人與農民於革命與新中國的重要性。只不過，想比肩毛澤東的新時代第一人習近平，「二十大」政治報告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卻迎來工人的大逃亡與流血抗議。中共一直說的「不忘初心」，正受到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放大鏡檢視。
（作者為政大法學博士，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地方發展暨對外交流促進會理事，企業顧問，專欄作家。曾任政府機關專案計畫主持人、金融企業投資研究室主任。昔獲德國獎助赴德交流。長期觀察並關懷兩岸關係、中國、國際關係等情勢發展。認為知識分子具有改造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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