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著」（Vintage）不同於「二手衣」（Secondhand）──古著是二手衣，但二手衣不一定是古著。最直接的區分法就是年份。古著一般指至少20年以上至30～50年的衣物，更講究，還可以設下「具有該年代風格感」的門檻。如果是百年以上，會另外稱作「古董衣」。
從年代的重要，可想見對古著來說，「衣物標籤」就像是身分證，翻看這些標籤就像是翻開一段織品的歷史故事，可以從標籤牌上看到是由該時代哪間公司製作、甚至該年代流行的特殊織品纖維。衣物有趣之處就在於，紡織品既是原料資源的消費，推入市場後，又化身成為風格時尚，展示著社會品味。
筆者並非專業古著藏家，只是剛好住在一座有好玩古著店與紡織史「交織」的城市，偶而去店裡探探訪織歷史。店內服裝價格論斤秤重決定，還可能找到獨一無二的「那一件」。2月底店家未受疫情影響仍正常營業時，我在那裡遇到一件上面標籤寫著「Vestis VEB Leipziger Bekleidungswerk」的無袖波爾卡點上衣，立刻購入，並不因為造型好看或是材質特殊，而是那件衣物本身，訴說著一段與過去東德緊連的紡織史。
VEB Vestis見證一大戰結束到兩德統一的歷史
VEB是人民企業（Volkseigener Betrieb）的縮寫。1945至1960年間東德（DDR）將私人企業大規模國有化，職責是協助政府及工會主席管理工廠，以鞏固生產，減少浪費。到了1989年兩德統一前，VEB雇員佔東德勞動力的79.9%。兩德統一後，共計約8,000間的VEB則由新成立的信託機關接管，監督東德VEB再次私有化的過程。
根據萊比錫所在的薩克森州博物館史料，筆者手中衣物的紡織公司成立於1914年，1952年歸為VEB萊比錫女裝紡織廠（Damensbekleidungswerk），1959年加上了好記的品牌名稱「Vestis」，拉丁文德國服裝的意思，並且除去公司原名稱中的「女裝」後，繼續為國家服務。公司進行的項目包括在1964年時為奧運選手製作服裝。兩德統一後，他們曾經嘗試私有化GmbH轉型，但仍不敵自由市場競爭，於1995年破產，2001年正式從貿易公司名冊中除名。
官方時尚政策多次轉彎，透漏時尚矛盾特點
1956年時任蘇聯領導人的赫魯雪夫（Khrushchev）實行「去史達林化」，其中包含離棄史達林時期實行的孤立主義，此一方向也直接影響歐洲東邊一帶蘇聯管轄國家官方看待「時尚」的立場。
赫魯雪夫政府要推行與過去史達林時代宏偉風格（grandiose style）大相逕庭的「好品味」（good taste）風潮，做為「去史達林化」直接具體的表現之一。服裝學者Bartlett在《Fashion East》中指出，冷戰時期除了科技競爭外，戰場也一路延燒到時尚，因為時尚包括的既是表面的形象，讓居民走在街上的模樣光鮮不灰暗；另一方面，也隱藏著紡織生產的原料資源與技術比拚。
VEB Vestis也聽從推廣「好品味」的指令，1956年起，每個月推出一本名為《Forum》的8頁紡織刊物，內容包括紡織品產能提升改善、為期半年的紡織計畫、或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紡織夥伴合作的近況等；而東德「服裝文化機構」（IBK）則是為了拉近民眾對服裝時尚的興趣，向東德輕工業部提案，於1956年發行雙月刊時尚雜誌《Sibylle》，取名自古羅馬先知的名字「Sibyls」，有預測未來流行之意。雜誌希望接觸到更廣的群眾，此外也帶領機構的設計師前往巴黎等城市收集「西方」資訊。
但時尚果然如歷史學者威爾森形容，「是資本主義的親生骨肉」。東德當時的領導人烏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不得不在1959年發表的文章〈關於標準化與時尚〉中大動作宣告：「我們不能再老是跟在西方的時尚後面跑了！」「時尚」的角色繼續在東德矛盾下去，而且還面臨「內憂外患」的問題。對外需與西方一別高下；對內，在不追隨西方每季變換潮流的前提下，如何定義「好品味」，也在VEB紡織廠的設計師間出現不同意見。
1960年，東德在此背景下，推出舞台劇《在展場大受歡迎的Gisela》（Messeschlager Gisela）。該劇內容設定發生在VEB Berlin Chic公司，總設計師Kuckuck為了萊比錫服裝展覽特別到巴黎取經，依照西方流行趨勢依樣畫葫蘆，但學不到精髓，抄回了誇張又不實穿的款式；主角則是公司裡的小設計師Gisela，利用紅色與灰色的搭配，依照「好品味」原則設計了簡單、優雅、方便互相搭配的服裝款式，一設計出來就大受VEB內部同事們的歡迎。但她的設計遭到Kuckuck否決，堅持展出自己的作品。最後，在一位傾心於Gisela的記者幫忙下，她的設計順利到達萊比錫會場展出，結果當然大受好評，而Kuckuck的設計由於怪異、不實穿，遭到嘲笑。故事結局，Kuckuck雖然離開了總設計師的位置，但還是留在VEB裡繼續擔任會計師的工作。
社會主義的好品味，目標是讓服裝資源「活下去」
根據Bartlett分析，「時尚在社會主義觀點中，是一個時間的囚徒」，與西方資本主義時尚中定義的「時間」不同。社會主義的「時尚」，「透過中央系統控制的織品生產與製造，來掌控時尚改變的速度」，同時強烈質疑西方資本主義時尚產業中「定期更換最新潮流」的規律，認為這樣的時尚設計不是為了好看或實穿的目的，而是為了潮流而潮流，一季又一季拋棄消耗原料生產出來的紡織品，對資源造成浪費。
當時社會主義國家計畫用自己的方式，推廣「符合國家資源能生產出來、又經典不會被淘汰的好品味款式」。以當時的東德為例，定義中的好品味，首先要能在有限的資源成本內製造出來；其次要實穿好搭配，不易被淘汰；再來還得容易宣導、有不複雜的穿搭守則；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讓服裝資源「能活得愈久愈好」（langlebig）。最終，東德和蘇聯的「好品味」風格，簡約，甚至有些傳統，但經典耐穿。
攝影師Pholhemus在1978年的著作《時尚與反時尚》中提到：「西方服裝中無論是上層還是中層階級，任何能被稱上『好品味』的，都是種『反時尚』的宣言。各階層類別中的『好品味』包括以下幾個特點：低調匿名、不強調性別、恪守細節、協調、美（prettiness）以及緩慢改變（slow change）」。可見「好品味」並不與潮流畫上等號，反之亦然。在一篇1999年名為〈跟我說，Sibylle曾說...〉（Erzähl mir, Sibylle erzähl...）的文章中，引述前東德時尚雜誌《Sybille》總編輯Margot Pfannstiel談到過往東德紡織時尚理想時總結：「時尚創作者不該是瘋瘋癲癲、被時尚追趕的奴隸……，而是一群認真了解服裝與穿衣的專業人士。」
斯洛維尼亞哲學家Slavoj Žižek在3月中針對當前疫情及全球不同的應對方式發表文章，他從歷史經驗提醒「一旦身陷危機，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in a crisis we are all socialists），並且「遺憾目前發生的不是烏托邦的版本，而是生死攸關時期如何好好共存的版本」。當全球紡織資源由於原料供應鏈緊縮，或應對特殊情況需要進行緊急織品研發或大量供給，而無法「正常供應推陳出新的時尚單品」時，我們或許也需要像當年的「好品味」服裝那樣，先發揮功能，再談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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