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化時代來臨前畢業的你，還記得中小學時曾寫過一本本報上血型、貼著各式祝福小卡、並用彩色原字筆畫上「百事可樂」、「一帆風順」、階梯狀「步步高升」等藝術字的「畢冊」（畢業紀念冊）嗎？
來自16世紀德國的「紀念冊」習俗
我們熟知的「紀念冊」（Stammbuch）源自16世紀德國威登堡（Wittenberg）大學。青年學子在數年求學或遠行期間會隨身攜帶這本小冊子，邀請萍水相逢或相知相惜的人在上面留下痕跡，成為歐陸保留友誼與思念的精緻傳統。
研究德國幾世紀以來的紀念冊時，我看見歌德在82歲時聽到年僅 12歲的克拉拉舒曼（當時姓維克）演奏後留下的題字「致親切的紀念」；也看到布拉姆斯對克拉拉的情深，在她生日時親筆手抄〈致紫羅蘭〉（An ein Veilchen）樂譜收錄在紀念冊中。這首歌改編自 Hölty 的詩作，講述一位男子將自己的「眼淚與深情」寄託在紫羅蘭花上，期待花朵代為傳情。
1937年的空軍紀念冊：關於靜觀與理解
今年夏天，我無意間看到了一本祖父 1937 年紀念冊的內容，封面寫著「Autographs」。研究年份，原來這本紀念冊不是畢業時寫的，而是寫在起飛前。
翻開那本紀念冊，我首次得知祖父的英文名字是什麼；知道了祖父的同班同學是林徽因的弟弟林恆，因此找出林徽因悼念弟弟的詩〈哭三弟恆〉。我也看到了每位題記者的字跡文風與創意，有貼郵票的、有附上騎馬英姿的照片……祖父的班級才剛開始飛行訓練，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最後，這個班級從 1936 年時入學的 379 人，到 1940 年 3 月於昆明畢業時，僅剩下 124 人。比如林徽因的弟弟林恆，1940 年畢業，1941 年即殉職。
這樣的人數，讓我在讀祖父紀念冊的內容時不那麼著重每位題記者的「後來」，而是決定專注好好地看一次留下字句的這位青年「本人」。不多問以後，因為對中央航校十期的青年來說，那是一種多餘的奢侈，畢竟他們身後的校訓是「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更多關於1937年空軍紀念冊與這群青年的檔案整理，歡迎參閱筆者策劃的線上展覽：ROC Air Force Archive）
整理家族歷史時，用人文視角跨越情緒
一位長輩推薦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這本書，寫的是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故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重點不放在意識形態，而在「人人」與「都」。原住民、新住民、本省、外省，如同台灣的美食，具有多元又獨特的味道。一本紀念冊除了能看見持有者的身影，更能看見每位題記者的性格。人人以自己的風格，形塑出了一個時代。
這本書讓我知道：歷史可以很好看，只要落腳到「人人本身」。研究所畢業後翻譯霍布斯邦《斷裂的年代》時，我謹記這幾個歷史研究原則：「要為已經不說話的人說話」（To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永遠不要站在『已知視角』回頭去批判『早知道』，當時的人怎麼不是這樣、那樣，因為當時的人還不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Avoid hindsight bias）。
畫家 Friedrich Bürde 在紀念冊中引用歌德《藝術家的神化》（The Artist's Apotheosis），送給此生大概不會再相見的朋友：「一個善人所能達到的境界，遠超越其有限生命的狹小空間。因此他死後依然存在，就如同生前一般具有影響力；其善行與美好的言語，將如同他生前所追求的無限永生那樣，無涯永存。」紀念冊流傳、後人還在閱讀，那些「善行與美好的言語」（die Gute That, das schöne Wort）就依然在世間發揮著力量。
「Memento mori」這個拉丁詞，是德國紀念冊中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memento」是「記住」，「mori」則是「死」。古羅馬時代當將軍凱旋而歸，身後會站著一名奴隸說這句話，提醒他不要被眼前的權力和讚美沖昏頭；中世紀基督教與西方藝術中，它常化為骷髏、沙漏等象徵符號，警惕世人放下對世俗名利的執著。在歐洲紀念冊歷史中，這個主題則用於提醒友人珍惜當下，因為生命有限，所以更要把握時間，活出意義。這個看來並不特別喜氣的主題，在紀念冊中卻深化為「超越死亡的友誼」，以及「在後人記憶中綿延不絕」的精神生命，這是百年來關於放手與祝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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