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空服員罷工在上個月結束。許多教師跟學生介紹這個重大爭議時，往往將焦點著重在集體勞動權的相關內容，希望學生未來出社會後，能將這些知識運用在自己身上，以保障自己的勞動權益。
這種連結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此的連結方式隱隱將「學生與勞工」、「學校與工作場域」、「現在與未來」區分開來，彷彿這個議題與學生的「當下」沒有關係，而僅是為了「未來」做準備。
我認為，這種區分存有三個思考上的誤區，因為長榮空服員罷工可以直接提醒學生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學生也是勞工，學習也是一種勞動
「學生」與「勞工」並非互斥的兩種身份。不用談校外打工，高中職校園裡就有許多工讀生。從法規來看，去年教育部修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已明訂「學校應依法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保險費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不得自工讀獎助金內扣除」，等於承認學生為部分工時人員。
因此，「學生未來成為勞工才會用到」的想像，忽略許多學生實質上已有勞工身份，也忽略這些學生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集體勞動權（雖然限制行為能力人在組織工會上可能會碰到種種問題），或是某種有學生代表參與校內會議的民主程序，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或許有人會說：在校內外工讀的學生只是少數，大部分學生還是沒有勞工身份吧！的確，大部分的學生都不是勞工，但這並不意味他們沒有勞動。學生其實常常處於「過勞」的狀態，卻受到社會大眾的無視。
學生和社會之所以會認為他們沒有過勞，不是因為事實上沒有，而是因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工作賺錢」才是勞動，或者是說只有從市場上得到報酬的行為才算是勞動。因此，當很多學生述說自己很累，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才能回家，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學生有什麼好辛苦的，你們又沒有在工作，等到未來工作之後就知道現在有多麼幸福！」
跟未來嚴峻與艱辛的工作條件相比，學生的日常或許是「幸福」的，但是這其實忽略學生也有相當可觀的體力與腦力勞動──他們從事的是一種以「學習」為名、而不斷改造自己的勞動。這種勞動是為了要讓大多數的學生成為市場上合格的人力資源：有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有各行業所需的基本常識、能夠反覆而熟練地操作各種器具、服從管理階層的指令，甚至是口頭演說與製作影片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新課綱所在意的「素養」，其實也是想要培育資訊時代所需要的人才。
這些改造都不是輕鬆的，彷彿從網路按個鈕下載就能取得，反而都是需要投注大量的時間，重複大量的實作，然後再接受大量的評鑑制度（考試、報告、多元評量），以確保自己得到國家認證，具備相關的知識與技能。這些改造不僅讓學生能夠在未來生存，也讓資本得以使用各種合格且優質的人力資源。因此學生的學習不僅僅是學習，也同時是改造自己的勞動。
空服員罷工可以直接提醒學生：當他們同樣處在一個不合理的環境，每天都過勞的時候，可以從「罷工」中想像，用什麼樣的方式爭取合理的學習條件？
第二件事：當「制度問題」化約為「個人問題」
當學生想要追求更合理的「學習條件」，「不爽不要唸」大概會成為許多民眾對學生的批評，就像這次很多人對空服員說「不爽不要做」一樣。
「不爽不要唸」的說法，主要是認為沒有人逼迫學生選擇某所學校。如果學生不滿某校的學習環境，他們可以改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學校。然而這樣的想法忽略了：如果整體環境一樣糟糕，絕大多數的場域都不是合理的選項。
在一些情況下，無論你選擇Ａ校、Ｂ校或是Ｃ校，都缺乏一些合理的學習條件（例如都要在8點前到校、都在輔導課上進度）。此時學生雖然不是「不能選擇」，但是這些選擇，只是從眾多不合理的選項中選出「沒有那麼糟」的，就像是從眾多的爛柿子中選出較為不爛的一樣。
因此，所謂的「被迫」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沒有「合理的選項」可供選擇，就像是在餓死與偷竊之間，看似有選擇，但是這兩個選項都會導向令人無法忍受的結果。用學生能夠「選擇」學校的理由，就斷定他們沒有受到整體環境的迫使，其實只是一種誤解。
再者，就算少數學校有合理的學習條件，可是並非所有學生都有「移動」到這些學校的本事。有些人缺乏天賦，有些人沒有讓天賦得以發展的資源與環境，而有的人則是同時缺乏兩者，所以他們實質上並沒有做選擇所需的各種資本。不管是明星高中、實驗教育還是出國唸書，大部分的人並不能夠「選擇」這些選項。這告訴我們做選擇的人並非同質，而是座落在各種有利或不利的處境之中。
還有一種情況是：學生有足夠的資本能夠選擇，整體環境也存在合理的選項，但是這些選項的數量往往是極其有限的，如果別人選了，自己可能就不能選，或是自己選了，就封閉別人選擇這個選項的機會。位置有限的結果，導致每個人都在與每個人競爭，只有少數人能夠實現真正的選擇自由，多數人還是處於選擇不自由的狀態。這也讓「不爽不要唸」隱含有「你不爽，給我唸」的意涵。
當多數人在競爭中失利，嫉妒少數人所擁有的學習環境（例如可以穿便服自由進出校園），為什麼我們卻是希望對方跟自己過得一樣慘，而不是思考如何讓更多的學習環境變得合理？
「不爽不要唸」的同義是「要唸就要爽」，在這兩者之間，個人的選擇提升到至高位置，要求所有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彷彿出於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就是一切結果的原因。你選了就必須欣然接受，你不欣然接受就不要選。但是選工作也好，選學校也好，這些選擇都不是在真空中形成，反而每個人都是在複雜的社會脈絡中做選擇，這些社會脈絡為看似孤立的不同選項之間，提供大量的制度性條件，而「支持／限制」每個人做出選擇。
例如學生之所以能夠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多元選修課程，涉及到新課綱對課程結構的鬆綁，涉及到學校大小與所處位置，涉及到學校是否擁有足夠的專業師資開設滿足學生需求的課程，以及國家是否編列相關預算支應這些課程的運作。另外，學生在選擇時有沒有充足的課程資訊，有沒有可以諮詢課程內容的對象，有沒有加退選的選課設計，都會影響到學生的選擇。
當一名學生選了課之後不好好上課，抱怨課程內容不符合他的想像，當然有可能是學生自己沒做好事先調查，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為上述的制度性條件出現了問題，例如選課資訊並不充足、學校沒有適合的教學設備，或是實際上的授課內容與教學大綱不符。
所以當一個「唸了卻不爽」的學生，要求學校改善某些制度性條件，而學校的回應卻是「不爽不要唸」時，其實並沒有回應到這個學生的問題。學生針對的是中介在選項之間的「制度」出了狀況，學校的回答的卻是「個人」要為「個人的選擇」負責。雙方在「制度」和「個人」之間出現了錯置，而這種錯置將會阻礙人們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因為這會粗暴地將「制度問題」化約為「個人選擇問題」，彷彿一切都與異議者的選擇有關，使雙方的討論無法繼續下去，停留在原地打轉。
在日常生活中，「不爽不要Ｘ」其實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句型，像是「不爽不要聽」、「不爽不要吃」、「不爽不要看」，說話者將一切意見通通化約成惡意的批評，並且認為只有「全有或全無」兩個選項，而忽略在0與1的二元對立之間，才是需要雙方意見交流的地方。因此我認為這樣的句型是種「語言恐怖主義」，不僅沒有回應到異議者的訴求，而且消滅雙方討論與運用自身理智的機會，最後只是維持什麼都沒有改變的現狀。
第三件事：校園內部也需要民主機制
如果學生想要改善學習條件，並且能夠與學校討論制度上的問題，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民主參與機制，讓學生和學生代表可以進入校園公眾事務的決策過程，以及得到審議所需的相關資訊。就這點來看，其實與長榮空服員要求開放勞工參與公司治理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目前校園公眾事務的決策，普遍都缺乏學生的參與。例如校慶要不要辦？怎麼辦？有哪些活動內容？或是空間的規劃與分配，哪些教室交由哪些社團使用？可以在哪些時段使用？或是學生可不可以訂購外食？學校可不可以開放學生外出用餐？基本上都是由學校行政單方面地決定。
另一方面，學生也好，教職員也好，對於校園民主的想像，都還停留在「學生會（包括班聯會、學生自治會等等）就是個辦理諸多活動的組織」，像是舞會、萬聖節變裝、紀念衣服、聖誕糖果與傳情等等，而讓學生會運作「社團化」與「娛樂化」。大多數學生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即使有，許多教職員也不認為學生有參與決策過程的權利，而將學生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
事實上，依據目前《高級中等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注意事項》，以及《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等法規，制度設計是讓學生以「代議民主」的方式參與學校事務，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所產生的學生代表，不僅要出席最重要的校務會議，也同時是各個委員會中的當然成員，例如「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學生社團活動審議小組」等。
從學校的硬體到軟體，從學生的日常生活到例外狀況，法規建構了一個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空間，雖然離校園裡所有成員共同決定公共事務的理想還很遙遠，但是目前的困境並非法規不足，而是學生自治組織的運作，遠遠無法發揮法規所創設出來的權利。
雖然大部分的學校行政尚未迎頭趕上法規的變革，不過目前的學生會運作也往往去政治化，僅僅以辦活動為目標，對於自治組織的權利義務認識不足。而現有社團化的經營，由學長姐選出下一任幹部，更是讓學生會與眾多學生脫節，結果就是多數學生的低度參與和低投票率。
當然，去政治化的學生會並非突然出現，而是有著過去戒嚴時代的歷史成因。但是當中央法規已經開始鬆動過去校園的權力結構，如果學生自己不向學校要求依法行政，自己不去嘗試讓整套制度實際運作起來，那麼從上而下單方面決定的威權風景，還會在21世紀的台灣校園裡延續下去。
因此，長榮罷工所要求的企業民主，正好可以刺激學生自主培力校園民主運作的相關知能，並且提升學生目前所欠缺的公共參與意識。
一個習慣受擺布的學生，無法學會為自己站出來
若將上述提到的三件事情綜合起來，其實我們一直在培育擁有這些特質的學生：
「一個不能說累的學生，一個認為沒有制度問題的學生，一個不參與公眾事務而由師長從上而下決定的學生。」
面對這樣子的學生，如果「當下」不點燃他們的意識，怎麼可能想像他們「未來」會追求自身的勞動權益？怎麼可能期待他們「未來」會將勞動教育的知識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們不能期待一個缺乏自主意識的學習勞動者，未來突然變成一個捍衛勞動權益的勞工。這一切，都必須要從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當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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