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石田徹也〈めばえ〉,靜岡縣立美術館藏。

人類在晝夜和寒暑之間,感受到地球自轉和公轉的神秘步調,繼而去捕捉和定位時光的流動,發展出日月、時、分、秒等計時單位。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社會,世界上各文明都有某種形式的日晷,15、20分鐘誤差,在當時並不是大礙;而計時技術也是權威的象徵,朝廷、教堂敲響暮鼓晨鐘,作為人們依循的準則。後來,機械時鐘的設計以宣揚國家工藝技術之名,在全球各處出現零星火花。

人類在捕捉時間的技術上的精進和普及,曾經有兩個大躍進:

首先是在大航海時代,那時還沒有衛星定位系統,人們發展出使用「時間」來定位「地點」的方法,將所在地時間和本初子午線的時間做比對,推算出確切的東西經度位置。在龐大的殖民利益推動下,歐洲最好的頭腦們傾畢生之力,把笨重龐大又不可靠的時鐘,改良成為每個船長手上拿著的精良航海鐘4.0,這是第一次躍進。

而鐘錶技術的大幅普及,是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活漸漸脫離了作物生長的自然框架,同時單位生產價值大幅提高,於是勞動漸漸不再以一季或一日,而是以時數來計算。就在此時,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鐘錶量產公司,人人皆可擁有,也出現了「準時」這一項新美德,這是第二次躍進 。

鐘錶工廠生產帶上吐出了無數鐘錶,人們把它戴在手上,也把自己的時間化作了商品,滴答、滴答,在市場上論斤兩販賣。然後,人化為勞動時數,化為成本,化為會計報表上推演的數字。

從前,人們曾經一天工作16小時

工業革命初期,是人類史上工作時數最大的時代。那時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男女,每日平均工作時數是12~16小時。說來諷刺,「勤勉」是從農業社會傳承下來的美德,但是我們的老祖宗卻從來沒有像現代人這樣工作過。

1817年,一個英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他本身也是工廠老闆),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的口號,也就是我們現在孰悉的8小時工作制。而這個口號從空想成為常識,花了人類100多年的時間。

工業革命初期勞工運動的主軸,幾乎都是環繞著限制工作時數這項訴求。1847年,英國國會經過多年的爭議,終於簽下了「女人和孩童一天不應工作超過10小時」的法條。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為法國人民爭取到了每天工作不超過12小時的權利。在太平洋另一端,美國礦業勞工們爭取10小時工作制,拉著:「8點工作到8點,2個小時吃飯時間」的訴求標語,如今看來,帶著一點荒謬,一點悲傷。

從12小時、10小時到8小時,把全世界勞工此起彼落的抗爭一字排開,這其中的舉步維艱和腥風血雨,令人怵目驚心。此時期的勞工運動也成為歐美革命浪潮的主要動力,抗爭者走進法國國會,把原本佔據了立法機制的貴族和紳士們硬生生擠到大廳的右邊去,成為歷史上第一批被稱作「左派」的人,從此左派歷史的巨輪,分別在體制內、體制外,用商議或革命的方式,刻畫出了不同面貌的歷史軌道。

「要休息」還是「要薪水」?

1860年代,美國勞工通常一天工作10小時,一週工作6天。在工會組織相繼罷工下,各州政府陸續簽訂8小時工作制的法條,但是法條充滿漏洞,執法力道不足,而其中最讓勞工不滿的,就是減時也減薪的假退讓:要8小時是嗎?好啊,那麼薪水也要一起減。這個看來合邏輯的做法,讓勞工為了維持生活依然必須加班,改革有名無實。(以上這一切,是否在今天的台灣都似曾相識呢?)

1887年5月1日,8萬名美國芝加哥的勞工走上街頭,大喊「一天8小時,薪水不能減!」(Eight-hour day with no cut in pay.)這就是史上第一次五一勞工遊行。這次罷工連結了全美國1,200家工廠,超過35萬名工人。兩天後,罷工團體和工賊發生衝突,受命保護工賊的員警在混亂中往人群掃射,槍殺了數位民眾,其中包含2名工賊。在接下來的一場抗議中,一顆土製炸彈在乾草市場引爆,導致7位員警,和至少4位勞工身亡。(在罷工衝突中受傷的民眾常因害怕被逮捕而不敢就醫,所以難有切確的死傷數字。)後來當局逮捕了100多名工會幹部,在幾乎沒有罪證的情況下,4位最具影響力的工會領袖被處以絞刑。

這次事件平息之後,芝加哥政府立了一尊員警銅像紀念殉職同仁。這個銅像不斷被人毀損,又不斷修復、遷址。一直到下一個世紀,芝加哥政府才為在這次大罷工失去生命的勞工們樹立了紀念碑。

不管樹立誰的銅像誰的紀念碑,罷工者、工賊、員警其實都是歷史的輸家,而真正的贏家,永遠都是那些坐在會計報表後面運籌帷幄,把人力化作數字進行精算的人們。

人們終於慢慢意識到,勞資雙方並不對等

接下來美國勞工組織持續在限制工時的路上前仆後繼,強悍的工會們如印刷、建設、鐵路業陸續取得8小時工作制,但大環境阻力也絲毫不讓步。1905年,美國最高法院釋憲,認為立法限制工人一天只能工作10小時,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人民簽訂契約的自由。說白話一點,就是不能剝奪工人們想要工作超過10小時的自由(這聽起來是否也很似曾相識呢?)

這是一個極具有時代意義的判決,凸顯了美國極端重視個人自由、主張放任市場的特質。而在十幾年之後,美國的大法官們也終於意識到,勞資雙方簽訂契約的權力地位並不是對等的,因此開始推翻這項釋憲判決。從此時,也開始有美國總統候選人把限制工時作為競選的政見。

大約在同時,在無論工業化或民主法治進展都比歐美慢一步的俄國,人們早已失去耐性,共產革命呼聲越來越高。1917年十月革命,共產黨直接闖進了皇宮,革命後4天,蘇維埃政府開始實行8小時工作制。十月革命的成功讓其他國家的勞工組織受到鼓舞,如火如荼地展開罷工抗爭,各國共產黨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熱烈支持。

後來共產極權統治的荒腔走板,我想不需要我多說,從小課本上毛澤東、史達林的頭像,就是邪惡的化身,而「反共」,似乎就是絕對的正義。其實對當時的上層階級來說,如果還有什麼比勞工組織(organized labor)更讓他們睡不安穩的,大概就是共產主義了。面對共產勢力的興起,歐洲政經高層六神無主,這種緊張關係讓許多國家只好步步退讓,陸續簽訂了8小時工作制。而在同時,紅色恐慌也造就出許多比毛澤東和史達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獨裁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他們都是反共出身的。

接下來是全世界都被捲入意識形態之戰的瘋狂年代,在歐美上層社會陷入恐紅的同時,也不乏像海明威那樣,飄洋過海為西班牙共產黨而戰的人們。漫長的二戰過去了,遠東、南美相繼成了美國蘇聯的角力場,在國共之戰、韓戰、和越戰後,東亞被一刀劃過,留下現在身處台灣海峽這一端的我們。

8小時工作制的烏托邦夢想,經過抗爭、商議和革命的方式,終於在100多年之後成為了一個普世常識。柏林圍牆倒下,俄共、中共接連張開雙手擁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大獲全勝,有人說歷史已經走到了終點。但是,勞工的歷史呢?

學校沒教的歷史

這段歷史是何其恢宏龐雜,我在這裡只是簡要統整幾段瑞典中學生都必修的勞工運動史。而透過這篇文章,我主要想提出的是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台灣義務教育課堂上教的全是帝王將相、菁英紳士的歷史,嚴重缺乏勞工史(Labor's history 或 People's history)的這項事實。

我年輕時曾經開口閉口「我認為……」、「我覺得……」,帶著斬釘截鐵的自信。直到有天來到和台灣截然不同的瑞典社會,我才發現,至今我拿來構築世界觀的知識和材料,都有一個很關鍵的缺角。在慢慢去發現和填補這個缺角的過程中,我的價值觀漸漸產生變化,曾經斬釘截鐵的信念,變成一個隨時需要檢視的立場。

當然我並不是說把這個缺角補上後,價值觀就一定要改變,讀了勞工歷史之後仍然選擇自由主義的瑞典人也不在少數。我只是多麼希望,台灣人的「信念」,也可以是在獲得更全面的資訊後,所做出的選擇。

除此之外,我也認為勞工史和左派意識,本應是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台灣在義務教育期間不講授,推遲到高等教育的特定科系中才讓學生接觸,使得左派思想始終擺脫不了濃濃的學院味,實在是非常吊詭的現象。就如同推行性別主流化,並不需要大家都讀過女性主義理論,我相信在一般社會政策討論中的勞工階級意識,也絕不是,也不應該是要受過高等教育、讀過高深左派哲學文本才能理解的。

「勤奮」文化底下的隱憂

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個東亞國家,「勤勉」、「刻苦」等傳統美德的幽靈仍在遊蕩,受美國老大哥耳提面命遵循自由主義,又缺乏勞工組織傳統,這種種因素,都讓我們受薪階層的工時倒退回上個世紀,位居世界前幾位,而且這一次,從藍領到白領無一倖免。

日本NHK的長壽節目《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仕事の流儀》,我覺得是這種鞠躬盡瘁文化的最佳體現。這個節目以紀錄片的形式跟拍各業界翹楚,探究他們的工作哲學。而這些人的一個共通點,就是似乎都不需要休息,常常回家不到6小時就要出門,甚至乾脆在職場過夜,和家人也少有互動。而這種生活,經常被詮釋為一件榮譽、正面的事。

2015年年底,日本大企業電通公司發生員工過勞自殺事件,在日本引起很大的爭議,上個月某集《仕事の流儀》,就是以一位和電通周旋的勞權律師為主題。在開頭,這個節目一反常態的介紹了一位NHK記者同仁,和她在2014年過勞死的始末。這段和節目主角沒有直接關聯的內容,彷彿是NHK員工無聲的控訴。

這位NHK員工過勞死前一個月的加班時數是159小時,而電通員工死前一個月的加班時數是105小時。可以想像這樣的加班生活嗎?電通員工死前一個月在推特上說:「我現在除了想睡覺,已經失去了所有其他的情感。」電通事件發生後,電通公司被罰款50萬日幣,並且落實「晚上10點以後全館熄燈」的政策,但多位電通職員向媒體透露,他們現在只是必須把工作帶回家做而已。

《仕事の流儀》是一個介紹各界翹楚的節目,但是在這一集介紹的兩位死者,她們都是像你我一樣的一般人,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間尋找工作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面對大幅失衡的壓力,她們倒下了,很多日本網民說,會不會是她們工作不得要領? 真的那麼痛苦為什麼不辭職? 在台灣有些人可能會說,她們也許本來就有病?然而絕大多數「健康的」,咬牙撐下來的人,難道就是幸運兒嗎?

翻開歷史的下一頁

目前台灣《勞基法》規定每月加班時數以46小時為上限,但是在檯面下每個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的例子俯拾即是。2016年台灣年工時在世界排名第6,位居日本之上。

當父母的工時長,孩子們也只好長時間待在學校和補習班,父母下班接孩子回到家,一邊回上司傳來的LINE,一邊督促孩子寫功課,就這樣,一天又過去了。工業革命之後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的勞工們前仆後繼,喊破了喉嚨只為了提醒社會他們不是成本數字,而是一個個的人。而在台灣,人們的臉龐又開始模糊,化作一個個不合理的加班時數。

在社會上有少數人何其有幸,他們對工作有超常的熱情和能力,自發性地想以工作為生活主軸,這當然沒有人應該阻止,但是以「勤勉」之名,把不健康的工作生活平衡當作「職業道德」套用在大多數人身上,說穿了,不過是資方想壓低成本的好聽藉口罷了。除了職業道德之外,資方還有很多好用的藉口,比方說產業會出走,經濟會停滯,人會越來越懶,文明會萬劫不復等等。如果我們回頭看看歷史,就會發現很多困境,前人都走過了,很多藉口都被說了又被揭穿,很多領悟都已經被領悟過,眼前的爭論其實也都已經爭論了很久很久,至今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斬釘截鐵的答案。

日前何佩珊副秘書長以「左派幼稚病」一詞來批評台灣勞團訴求,似乎不知道這是俄共領袖列寧用來批評共產黨內部支派的用詞,體現出現在台灣中堅一代在歷史認知上的倒錯。同樣的,現在不少台灣人只要一見勞團抗爭就很不安,仿佛勞權的提升很快速又不可逆,會讓產業大受打擊。這時如果回頭看看勞權發展進一步退三步的歷史,就會知道對抗爭的進程真的不需如此樂觀。

瞭解這部歷史的前半部,也許並不能告訴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但至少能幫助我們更清楚掌握自己現在的位置,並決定在翻開下一頁時,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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