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茲．格林（Franz Grimm）是瑞士索羅屯邦（Kanton Solothurn）文化界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從1982年起，他獨自籌辦音樂會，至今進入了第37個年頭。
2020年是貝多芬250歲冥誕，對他曲子的獨奏、重奏、團奏及大型交響樂團的演出，世界各地音樂界早早計劃了各項活動。除了媒體報導，電視、廣播公司的音樂會轉播和分析樂曲的討論，必定是節目單上不可少的項目。在這重要年度裡，音樂人格林自是不例外，貝多芬的曲目勢必出現在他那以手繪製、簡易排列、稍嫌擁擠的小傳單上。不僅紀念樂聖，格林先生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他慶祝，那就是，他以一人之力舉辦的第650場音樂會將在2020年登場！
在一個高度工業化、資訊化，幾乎事事以金錢做為衡量單位的瑞士社會裡，格林單獨在37年歲月中舉辦650場音樂會，是怎麼做到的？以下是作者訪談格林的談話，以問答形式展現。
我：距離我們上次長談將近20年了！記得你當時正為學校對你的抹黑所苦。
格林：沒錯。有個日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2003年3月6日！
我：為什麼這一天最特別？
格林：我原本是小學老師，在史坦納學校時（Rudolf Steiner Schule，類似台灣的森林小學），不論教學或個人的生活都很愉快，直到學校發展得背離它的辦學初衷時，我才毅然離開。之後我找到只有一年的臨時教職，面對的學生都是「最弱」的孩子，接下來才落腳在專門接受智障孩子的特殊學校。
我和那些「最弱」的孩子相處得很好，到現在都還有當時的學生認得我，和我打招呼。在智障學校的教學也沒問題，由於我曾在藝術學院進修過，特別是美術、勞作課，更是駕輕就熟。兩年後，開始有其他老師質疑我的教學資格。的確，我是一般小學的老師，沒有修過特殊教育學分，在智障學校教學不夠格，但是我不願40多歲時又去上課進修。由於我和學生、家長們都處得很好，校長礙於其他老師的壓力，卻不願我離職，便主動到邦裡的主管機關，幫我取得特准證書。
校長心裡明白，啟智學校老師的離職率高，要找到像我這樣和智障孩子相處愉快的教職人員相當不容易。或許因為學校由民間基金會主持，較有彈性，不致於僵死在證書、證明等等外在形式裡。沒料到，這才是災難的開始。我必須戰戰兢兢地過日子，任何一個小錯誤都會是其他老師攻擊我的藉口。
我：為什麼呢？出於什麼原因？
格林：我想，應該是出於忌妒！我不但受到學生、家長的歡迎，我主持的Frag-Art音樂會也相當成功，當然有人不喜歡看到我校內、校外兩面討好。
支持我的教長離開後，新的校長讓我的日子更難過了。妳知道，謠言就像瘟疫。新校長不但聽信眾言，還讓人監督，我是否對女學生動手動腳，是否連男學生也不放過。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領著幾個孩子走過學校花園時，一位女老師以鄙視的眼神和嘲諷的語氣衝著我說：「好一個混水摸魚的手法唷！」
我：我知道，瑞士社會在教師性侵孩子或青少年的事情上，簡直成了偏執狂！對了，那個特別的3月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格林：事情是這樣的，那天，校長、幹部和基金會理事聯手找我去談話，我不願單獨前往，所以就請處理教師遭受聚擾事件（mobbing）的專家一起出席，這當然要事先得到學校首肯。可是，當天雙方根本沒進行談話。大家坐定後不久，校長就宣佈，「這事不用再談，格林先生明天中午就會收到解聘通知！」意思是，學期結束後，我不能再在啟智學校任職。
還有，由於這事讓校方歸於「保密義務」的範圍，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過問這事的始末，也因此，為了不至於不小心而犯錯，其他老師根本不敢和我交談，想想，這種日子怎麼過下去？我被迫去找家庭醫師談我的情況，他先出證明讓我請一個月病假，後來又延長3個月，直到學期結束。這期間，學校還故作姿態，他們知道這事對我不好受，願意提供學校經費，讓我去找心理醫生。我的家庭醫師夠好，我不需要他們的施捨。
我：所以你4個月不上班，薪水照拿？
格林：當然！我離開啟智學校後，以56歲年紀非常幸運地找到另一所小學教書，直到退休。
我：現在你退休了，再也不用受氣了。
格林：原則上是的。不過，人一旦成了某種程度的公眾人物時，那些外來的，令人生厭的忌妒就會應運而生，不請自來。比如，一旦我發出的音樂會廣告單上有「世界級」（weltklasse）的字眼時，就會有人說「噢，你現在也請得起世界級的演奏家了！」意思是，在我籌辦音樂會裡登台的人，不過是要找機會表現自己罷了，世界級的演奏高手哪會到瑞士的一個小城來，更不可能會經由我這個連經紀人都談不上的退休教師的介紹，來為不知道是否真正懂音樂的人演奏。這話當然是某種軟性攻擊，認為我不自量力。
持平而論，這話也對，也不對。我的演奏者，他們的名字也許出不了一個城、一個邦，更遑論「全國皆知」；但凡事都有個開始，那些頭頂世界級光環的人，有誰知道，他們成名之前曾經有多長時間經過什麼歷練？在我的名單裡，確實有許多演奏好手，他們身經百戰，不見得需要小城的登台機會，但是基於情誼，他們總是願意回來和老聽眾見面。這種人際間珍貴的互動和是否是「世界級」有什麼關係呢？不過，我的確會考慮往後是否再使用「世界級」這樣的字眼。
我：除了這些「社會現象」之外，還有讓你不舒服的事情？
格林：SUISA！
我：沒聽過。
格林：那是音樂領域的智慧財產保護組織。這機構在蘇黎世，規模相當大，有上百個工作人員。他們的規定是，如果曲子在作曲家死後50年演奏，就不需要付費。他們把不同的樂曲分成各種類別和等級，相當複雜。我依稀記得，基本費用是60瑞朗（約1,800台幣）。有一次我收到一張特別的繳費通知，才知道，50年的限制，現在改成了70年。通常我請演奏家儘量選擇舊曲子，他們也都願意配合。如果非要演奏現代作曲家的作品，我會事後主動通知SUISA，並繳費。
我：奇怪，你不在媒體上刋登廣告，他們怎麼找上你的？
格林：我可以想像，他們在瑞士各地派人「刺探」，只要隨便一張我的傳單落在他們手上，要找到我就太容易了。還好，這方面的支出不大，畢竟古典音樂作曲家往往是幾百年前的古人了。
我：保護創作者的權益，理所當然，不過年限怎麼定，規則不在我們一般人的手裡；而且權利金到達創作者或他們家屬手裡的過程中，究竟經過哪些手續以及付多少手續費等等，大概只有少數人知道。對了，你的Frag-Art音樂會似乎變貴了，有幾次我看到傳單上有40瑞朗（約1,200台幣）的票價。
格林：那是極少的狀況，不過，這不正是人們批評的「世界級」應有的票價！這是玩笑話。妳知道，一開始，有14年的時間我採取自由捐款，每年我自己拿出1萬瑞朗（約30萬台幣）支持演出。光是市政府大音樂廳的租金就要900瑞朗，演奏用的三角鋼琴，租金和調音費是460瑞朗，還有我自己寫看板、印傳單、郵寄節目表，開車到處去掛廣告牌、貼節目單、買花束送演奏者、接送他們，如果有人在我們家過夜，為他們準備早餐等等，許多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費用，相當龐雜。
我也寫信給政府機構或彩券公司請求協助。這裡一點，那裡一些，多少給演奏者小小的酬勞。我退休後，經費更困難，後來想到一個辦法，如果我每年能找到100個願意捐助100瑞朗（約3,000台幣）的人，那一年就有救了！
格林還告訴我，他和太太去聽音樂會時，往往會留到最後，觀察演奏者在台下和聽眾互動的情形。只要他覺得演奏者誠懇、有心，他便會上前，自我介紹，試探演奏者是否願意來參加他籌劃的音樂會。有的欣喜地答應，有的必須先回問自己經紀人有關檔期的安排。至於那些一看就是高傲、冷酷、自認為有「市場價值」的演奏者，不會是格林進一步願意認識的人。
這就是我認識的法蘭兹．格林先生。他是傲慢的，特別是在無邊的虛偽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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