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那些官員，能像龍應台所說有點「歷史縱深」的話，應該就不會惹出「台灣設計蔣」這樣的風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當天，蔣在上海《申報》頭版刊登了一則標題為「我們的今日」的啟事，其中有這樣幾段話：
「余今日得與最敬最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
「余奔走革命以來，常於積極進行之中，忽萌消極退隱之意，昔日前輩領袖常問余，汝何日能專心致志於革命」
「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
「余平時研究人生哲學及社會問題，深信人生無完滿之婚姻，則做人一切皆無意義」
由於蔣介石在啟事中大談特談革命與婚姻之關係以及他的人生哲學，卻惹得《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大表不滿，他在隔天的《大公報》頭版寫了一篇標題為「蔣介石之人生觀」的社評，痛罵蔣介石：
「若謂戀愛不成，則人生一切無意義，是乃崇拜本能…得戀愛與否，與人生意義無關也」
「古今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不得戀愛者多矣，寧能謂其人生無意義乎」
「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
「嗚呼，常憶蔣氏演說有云：『出兵以來，死傷者不下五萬人』。為問蔣氏，此輩所謂武裝同志，皆有美滿婚姻乎？抑無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緣？其無之耶，豈不虛生了一世？」
「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
「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於革命！」
用白話文來說，張季鸞這篇社論的意思就是：蔣介石你想結婚就結婚，幹嘛扯什麼革命、人生？更何況數萬人因革命而死，你還大發謬論，真是情何以堪，又於心何忍？
蔣介石結婚時雖因國民黨內鬥而正值下野，但仍是手握兵權的「新式軍閥」，張季鸞敢以社評痛罵凱撒，而且罵得那麼痛快淋漓，不但讓《大公報》聲譽鵲起，也讓這篇社評滿城爭讀，甚至成為日後新聞史上的經典社論。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那些官員如果讀過這段歷史，「讀史應知今日事」，就該知道當年蔣宋聯姻已被如此痛罵，遑論鼓吹「夫妻恩愛，家庭和樂」的「台灣設計蔣」活動？
而且，中正紀念堂那些官員更有所不知的是：蔣介石雖然自稱「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余理想之中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蔣某為夫寧肯終身不嫁」，但他們的婚姻當時不僅被視為政治婚姻，婚後二人之關係也並不足以作為「夫妻恩愛，家庭和樂」的典範。
稍知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一九四四年雖是對日抗戰最後關頭，但當時流傳甚廣的一則八卦新聞卻與戰爭無關，而是蔣宋婚變。原因是蔣介石「別有所愛」，而讓宋美齡一怒之下以養病為藉口遠赴巴西、美國，即使國難當頭，她卻在海外滯留一年不歸，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重慶。
蔣宋情變這則八卦新聞不但在國內流傳，也傳到美國。蔣介石在當時日記中即坦承「美國朝野對我個人生活之謠諑層出不窮，尤關於我夫婦家庭之猜測亦未已」。而且為了闢謠，蔣介石在宋美齡出國前還特別辦了個茶會，邀集黨政官員與駐外使節，以替宋美齡餞行之名進行婚變闢謠之實；蔣介石親信王世杰在他的日記中曾對當天茶會有這樣的紀錄：「外間近有人散布謠言，污藐蔣先生私德，謂其有外遇等情事，有人欲藉此類造謠以搖動同志與軍隊對彼之信心」。
甚至連陳寅恪這樣的學術大師，當年也為蔣宋情變這則緋聞寫過一首詩《聞道》：「聞道飛車十萬程，蓬萊恩怨未分明。玉顏自古關興廢，金鈿何曾足重輕。白日黃雞遲暮感，青天碧海別離情。長安不見佳期遠，惆悵陳鴻說華清」，借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比喻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變。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蔣宋復合後，陳寅恪為此又寫了兩首詩，其中《七夕》一首是這樣寫的：「七夕來時果有期，仙家蹤跡總迷離。聲容胡漢花爭妒，恩怨瓊簫鏡未虧。海外長門成短別，人間舊好勝新知。劉郎將種兼情種，莫道京華似弈棋」，借七夕傳說比喻蔣宋的重歸於好。
中正紀念堂那些官員如果也讀過這段歷史，就該知道其實蔣宋婚姻關係，距離「夫妻恩愛，家庭和樂」標準甚遠矣，否則何以連陳寅恪這樣的大師也有詩為證？
「台灣設計蔣」也許是個好的創意，但創意而無歷史縱深，卻足以變成壞的創意。更何況，張季鸞當年即曾以「人生不平，至此極矣」痛批蔣介石之婚姻與人生觀，遑論後來歷史又因蔣介石而造成更多的「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中正紀念堂以蔣宋婚姻為範例而鼓吹「夫妻恩愛，家庭和樂」，豈不如同在歷史傷口灑鹽？
如果張季鸞復生，想當然也一定會痛而罵之、撻而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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