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台灣的解嚴與開放探親,讓兩岸關係開始解凍,但如何與中共打交道,始終是台灣領導人最嚴峻的挑戰。

雖然基於以往與共產黨鬥爭經驗,對於中共,蔣經國始終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未與中共交手過的李登輝,在台灣解嚴的開放氣氛下,企圖和緩兩岸僵局,推動務實外交,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

1989年3月,李登輝就任後首次出訪新加坡,當地媒體稱之為「從台灣來的總統」,而李光耀在正式邀請函上寫的是「中華民國總統」,極為禮遇。繼新加坡之後,李登輝也赴菲律賓、印尼、泰國、阿聯、約旦等非邦交國訪問,是外交上很大突破。

而1989年5月,財政部長郭婉容以中華台北代表,前往北京出席亞銀年會,成為自1949年後,第一個踏上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部長級官員,在國內引起不少爭議。當演奏主辦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郭婉容以起立抱胸,並與團員交談的方式,表達不承認與抗議的立場。兩岸官方該如何相處對待,台灣內部始終缺乏共識。

1991年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成立,和對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成為代表兩岸政府出面,處理文書驗證等日常交流事務、協商與聯繫的管道。但私底下,李登輝有一條與對岸領導人溝通聯繫的祕密管道。雙方都希望透過溝通,降低誤解的機會。

兩岸的「祕密溝通管道」

這條祕密溝通管道的主要執行者是當時的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而另一位李登輝欽定的「密使」,是持有美國護照的華視企劃室經理鄭淑敏。

「李總統要我和蘇主任一起行動有多重目的。蘇主任身分敏感,無法自由進出。他要我協助,確保蘇主任的安全,談判過程中,蘇主任必須專心一致無法分心,旁邊不但要有人記錄,還要幫忙關照整體情勢。……李總統告訴我:『妳要有心理準備,一定要謹慎小心,萬一曝光,我絕對會全盤否認。』」鄭淑敏2000年接受《工商時報》記者訪問時透露。

而中國的對口,由早期代表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中央台辦主任楊斯德,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到江澤民辦公室主任曾慶紅等。

據《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報導,李登輝授權蘇志誠前往珠海、香港、澳門與對岸的對口會面共達27次,前9次初期的牽線人南懷瑾全程參與,其後18次,兩岸都直接對話。

兩岸高層初期溝通時,曾努力建築雙方都能認同的基礎。1992年8月,國統會特別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點:「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與的涵義有所不同。……我方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這個決議也就是台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

一場演講引發的危機

1993年4月,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首度進行正式官方級會晤,由中華民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漸入順境的兩岸溝通,卻因1995年李登輝訪美,引發中國發射飛彈的激烈反應而翻轉。

1995年6月10日,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國家元首李登輝,在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強調中華民國主權與台灣民主化經驗,透過國際媒體的傳播,將台灣的主張推向全世界。而觀眾席裡,有中方與美方人員默默地在數李登輝的演講中,提到幾次「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國的反應非常強烈,痛批李登輝的演講是在宣傳「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又認為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是破壞中美關係政治基礎、違反「一個中國」原則、鼓勵台獨勢力,因而召回駐美大使以示抗議。

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結束為止,中國針對台灣舉行了6次軍事演習,其中有2次飛彈試射。引發自1958年金門砲戰以來,最嚴重的台海危機。美國甚至還調派「獨立號」與「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群前來台灣外海,向中共展現美國優勢的武力。

中共導彈試射演習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人在美國開會,他打了通越洋電話到總統府,向李登輝轉達他願意到北京去溝通,以化解雙方緊張關係。但李登輝認為,當時軍演正在進行,若同意李遠哲到北京,會讓中共產生台灣示弱的誤解,以為實施軍武威脅有效。

清華大學校長,常做兩岸調人的沈君山在1995年底來到大雪中的北京,一個晚上,到一位離休的老將軍家下棋,下完棋吃飯喝酒,閒談到緊張的兩岸關係,老將軍說:「你知道現在軍隊怎麼說?『遲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慢打不如快打』,我們還幫忙壓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嘛,但不做中國人可不行啊!」

沈君山指出,最棘手而微妙的是國際人格。李登輝訪美,在台灣一般人看來,台灣從國際上走出來,是為建立台灣人的尊嚴跨出第一步。但中國的大國心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是美國在打台灣牌,台灣又在打美國牌,「12億人口的大國,不能被李登輝一人弄得團團轉!」於是就成了加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耀武揚威只會徒增反感

「台海危機從此改變了美中台三方彼此的關係,」前國防部副部長、淡江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指出,對台灣來說,台海飛彈危機過後,台灣的本土意識明顯上升,「去中國化」的趨勢增強,社會統獨的爭論也加深。

對美國而言,飛彈危機使華府對台海問題,開始進行兩條性質不同的政策,在「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與「中國威脅論」間來回擺盪。對中共而言,對台發射飛彈並實施軍演,不僅未求政治效果,反而自曝其短,並刺激其加速軍事現代化的決心。同時,北京決定加強對美國會、智庫、社會族群等各方的外交工作,同時對台作戰更靈活多樣化,從「寄望於台灣當局」逐漸變為「爭取台灣民心」。

「很多中國人從95、96及99年的危機中得到一個教訓,單憑武力來壓迫台灣注定會失敗,」曾在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副助理國務卿,負責處理中美關係的謝淑麗(Susan L. Shirk) 指出,「耀武揚威只是徒增台灣人對中國的反感,讓台灣人更仰賴美國人的保護,而且還強化了美日軍事同盟關係。」

從康乃爾之行到台海飛彈危機,兩岸關係實質與心理上所劃下的不信任鴻溝,即使日後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都難以彌補。進入21世紀,面對中國以強國姿態崛起,兩岸關係也成為所有繼任台灣領導人最艱難,也最需智慧以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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