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中的突尼西亞。 圖片來源:khaled abdelmoumen@flickr, CC BY 2.0
[編按]2017年12月19日,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團體代表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與摩洛哥最活躍組織「另類南方論壇」(FMAS)執行長哈穆達.蘇柏希(Hamouda Soubhi),應邀到高雄中山大學演講,題為「沒有社會正義的民主,可能嗎?」本文為中山大學學生所做的紀錄與省思。

2010年,一名青年小販自焚了。不久,人們集結示威遊行。這股動員力量最終讓掌控國家20餘年的獨裁者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狼狽下台、流亡海外。這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序曲──尊嚴革命(茉莉花革命)。

強大的公民社會與工會組織

突尼西亞,是一個在非洲北部的小國家,北接地中海。對海遠望,是否就能看到象徵文明、民主與和平的歐羅巴大陸?但在東南方,卻有宛如人間煉獄的利比亞,那裡有嚴重的內戰以及伊斯蘭國(ISIS)勢力入侵。

班.阿里下台後,突尼西亞國會重新改選,緊接著上台的並不是清新開明的政黨,而是試圖將伊斯蘭戒律寫入憲法的伊斯蘭復興黨。與此同時(2013年)又出現許多暗殺事件:反對派代表人物肖克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及制憲議會議員穆罕默德.布拉米(Mohhamed Brahmi)皆不幸殉難。人們對於基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感到抗拒,使得伊斯蘭復興黨與反對派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

或許只差那麼一步,突尼西亞將墮入鄰國利比亞的悲劇。但由於強力的公民社會以及工會組織基礎,讓這次危機出現一線曙光:由「突尼西亞總工會」、「突尼西亞工業、貿易及手工業聯盟」、「突尼西亞人權聯盟」以及「突尼西亞律師聯會」組成的全國四方對話組織,成功與執政黨開啟對談。最終,伊斯蘭復興黨同意下台,政府由技術官僚接管並草擬現代憲法,準備重新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而在憲法制訂上,憲章內容不僅沒有伊斯蘭律法,還保障全國人民的宗教自由,也更加確立男女平等的概念。

四方對話平台所取得的這些重大成就,證明了人們在各團體互相包容、對等的前提下,和平對談是可能的。不僅如此,這樣的成果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2015年,四方對話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殊榮。

對話開始,偏見消融

突尼西亞人權協會副主席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出身貧困,受益於突尼西亞早期的免費教育,得以走向與父親不一樣的路,學會了英語、法語和阿拉伯語,並在畢業後成為一位教師,決心回饋社會。梅沙悟德認為:對話一旦開始,人們彼此的偏見便會逐漸消融,人們或許會發現彼此的相異之處,但更能發覺彼此的相似之處。

我們或許會好奇,一個在西方凝視觀點下認定的「保守」伊斯蘭國家,為何能夠亦步亦趨的邁向人權之路,而其中人民又那麼熱切地追求男女平等?梅沙悟德指出,只要理解突尼西亞深厚的文化底蘊就能得到解答。

回頭看看突尼西亞地區的歷史,曾是迦太基的發源地,先後經歷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洗禮;二戰結束後,又有強健的工會系統做為反對殖民者的行動要角,與民眾一同追求獨立。突尼西亞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個立憲國家、全世界第二個廢除奴隸制的國家。當地的女性在運動裡常扮演積極的角色,國內大學有60%的學生是女性。因此梅沙悟德認為,伊斯蘭應該融入當地社會,而不是讓當地社會適應伊斯蘭教。

即便如此,突尼西亞在推動國家民主化的路途上,依然充滿困境。過去獨裁政權的控制,不僅打壓公民政治權力,更是全面性的壓迫,尤其班.阿里政府的貪腐情況,深植於國家內部各層面。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介入更是幫兇:在1970年代經濟自由化後,境外資本入侵,並遊說突尼西亞推動結構調整計畫,廢除如健保、教育等公共社會保障措施,加速朝向新自由主義路線發展。諷刺的是,當2011年尊嚴革命爆發後,國際對班.阿里政權的輿論評價立即從「經濟奇蹟」創造者,變成了以家族政治把持國家的獨裁政府。

世界各地的對立最終都必須對話達成和解

雖然2011年的社會運動促使威權政權垮台,往後卻因為收編、動員舊有宗教力量的伊斯蘭復興黨贏得大選、成功取得執政權,而使保守勢力再次反撲。公民團體只得繼續維持批判力道,強力呼籲男女平等、宗教自由,阻止保守政權的修法。同時突尼西亞人也發現,國家雖有強健的公民社會,但政治社會孱弱,因此追求重建國會、要求媒體自由並準備重新舉辦選舉。

在這樣的改革過程中,公民團體也承認了憲法條文與在國家實際操作的差別。不同於外界所想像,在尊嚴革命後,青年仍舊不願參與政黨政治,全國民眾也對政治充滿不信任,參與度十分低落。因此,梅沙悟德強調,如今突尼西亞的公民社會組織者仍須努力推動青年的培力以及動員,且不能仰賴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此類治標不治本的外援。

這場演講的與談人「另類南方論壇」(FMAS)執行長哈穆達.蘇博希 (Hamouda Soubhi) 也高度肯定對談的重要性。他認為世界各地的對立最終都必須以對話來達成和解,不論是南北韓、香港與中國、台灣與中國都應如此;在以、巴主權問題上,早已有奧斯陸協定要求兩國開啟對話,哈穆達更譴責川普對此事火上加油。他提到對話要有「3C」:妥協(Compromise)、無條件(Unconditional)及共識(Consensus)。但有些時候還需要更多條件才能促使雙方對話,包括排除利害關係人以及雙方均勢,使對談成為不得不的行動,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最終,正如本次講座的另一位與談人、成大台文系鍾秀梅副教授所提到的:台灣需要以第三世界作為方法,跳脫西方主流視野,把第三世界公民社會的國際視野帶入台灣大學場域中,讓青年學子能夠借鏡於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發展經驗,從而反省自身。

2017年12月19日,梅沙悟德.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與哈穆達.蘇柏希(Hamouda Soubhi)在中山大學演講。國立中山大學提供。

突尼西亞經驗的啟示──青年世代的政治參與

那麼,若我們以青年觀點出發,當今突尼西亞於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面臨的困境,能夠給予身處台灣的青年世代何種啟示?

首先,2013年伊斯蘭復興黨同意下台,政府由技術官僚接管並重新舉行了總統與國會選舉。但即使政權和平轉移至今,仍無法改變經濟困境: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5年調查報告的數據,突尼西亞國內仍然有超過1/3的青年人口無業,62%的應屆畢業青年無法找到正式的工作。生存壓力迫使大量青年選擇非法偷渡,到歐洲尋找生存機會,甚至因為無法獲得社會大眾的接納,加入如ISIS等極端伊斯蘭武裝組織的年輕人數量遠超過周邊其他國家。

如此處境持續惡化的結果,便是青年對政治的信任感日益降低,更逐漸缺乏動力參與國內的政黨政治。

2015年10月2日,當新任總統艾塞布西宣布解除緊急命令時,世界銀行(World Bank)宣布提供突尼西亞5億美元貸款,然而前提條件為:必須加速金融改革、擴大開放私部門投資。此舉等同要求該國繼續維持長期以來不對等的經濟生產運作方式,政府既不能對外國資本徵稅,又無助於解決國內區域發展不均、所得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然而在國家未來的決策權皆為傳統政治菁英、外部勢力所把持的同時,突尼西亞的青年卻似乎無法在政治體制內組織有效的制衡力量。儘管青年團體近年來仍持續發動靜坐、示威,要求執政當局落實於2014年憲法內載明的「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原則,但這些新興抗爭運動卻刻意與傳統政治場域保持距離:拒絕政治領導人介入,甚至規範抗議者「不得在靜坐場所中討論政治。」換言之,青年世代否定了政黨政治能夠帶來改變的可能性,更懷疑所有政治人物都是「渴望權力、以選舉考量為優先」的功利主義者。

這樣的發展方向,正是梅沙悟德所擔憂的:倘若過去的公民社會團體組織者無法將抗爭經驗傳承給下一世代,並鼓勵其做為獨立主體參與政治,那麼到最後,這股在體制內促進改革的力量終究會消亡,保守力量的反撲和既得利益者外援終將阻斷當今突尼西亞的民主化進程!

我們需要具備思想主體性的「青年」

回到台灣,青年參政的議題似乎更加複雜。21世紀以降,台灣青年世代便長期處於低薪、高工時的工作環境中。對於現狀的不滿情緒終於在2014年的318佔領運動中全面爆發──大量青年參與響應,目標不僅是針對失控的代議民主制度及外力干預的抵抗,也出現更加多元的訴求:例如反對自由貿易、檢討新自由主義發展路線,及討論階級不平等議題……等。這樣的動員能量創造了非常可觀的政治效應:以青年成員為主的新興政黨(時代力量)成立、公民團體成員結盟組織小型政黨投入2016年的國會選戰中。

然而我們似乎過分低估傳統政治的力量。民主進步黨作為最大在野政黨,順勢收編進步訴求至其政見,並將青年選民鎖定為宣傳主力目標;最終競選策略奏效,民進黨挾帶國會議員席次過半優勢,以完全執政之姿贏得政權。一切看似即將順利走向改革道路,可惜傳統政治菁英終究只願維持現有不平等的經濟生產關係,譬如「一例一休」政策推行未滿一年,行政院再次宣布將大幅修定內容,2017年12月4日,民進黨立委以多數優勢通過決議,將更加侵害勞工權益的修正條文全數送入院會審查,粉碎了大量青年勞動者對於制度改革的期待。

此刻人們終於意識到,若不能脫離舊有政治勢力框架,並以青年為獨立政治主體親自投入公民組織、政黨政治,延續上一世代的抗爭精神,就無法凝聚足夠力量與保守政治勢力抗衡。與所謂政治世家二代參選或由保守政黨團體收編、包裝的青年成員不同,我們要建立的政治動員力量,不只是年齡,更必須是具備思想主體性的「青年」,才能真正在體制內達到創造全新選項的效果,突破原先政治場域的僵固現狀。

如同梅沙悟德對於全球青年世代的期許,反抗威權的力量必須世代傳承,公民社會必須更為團結,且永遠不要放棄行動與對話。突尼西亞與台灣的經驗都揭示著一個明確的答案:任何體制都會有替代選項,縱然受制於資源條件、掙扎於生存邊緣,青年世代絕不能夠將自身的政治權力拱手讓人,使自己成為舊政治的代言工具,否則情勢僅會更加惡化。畢竟,行動才是絕望唯一的解藥。

(作者張皓為中山大學社會所研究生、施馬懿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大三學生。)

瀏覽次數:3521

編輯推薦

延伸閱讀

自從2011年初阿拉伯世界爆發抗爭風潮以來,北非與中東地區成為全球動盪之源,加上伊斯蘭國(IS)的崛起和恐怖行動無邊無際的擴衍,「阿拉伯」和「伊斯蘭」成為令人不安的名詞。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既是對阿拉伯世界公民力量的肯定,也是對區域和平的期許。2017年12月下旬,浩然基金會和成功大學台文系將聯合邀請曾任「突尼西亞人權聯盟」(「全國四方對話」的四大團體之一)副主席、並為「突尼西亞經濟與社會論壇」現任主席的Messaoud Romdhani以及摩洛哥最活躍組織「另類南方論壇」(FMAS)執行長Hamouda Soubhi來台,希望能夠促進台灣社會對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議題的認識和理解。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