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社區大學」，你會想到什麼？是比私人補習班便宜，且學習壓力輕鬆許多的外語班？還是可以帶來生活小確幸、做手工藝、活動筋骨的多元才藝班？事實上，「社區大學」的核心意義可不僅只如此。當年社區大學在台灣的出現，可是與台灣一步步走過解嚴、民主化的歷史有著緊密的關係。
這幾年「地方學」吹入教育界，不只十二年國教強調在地知識，沒有課綱綁手綁腳的社區大學，更走進大量社區營造人才，透過探訪、走讀或小旅行等方式，讓更多人開始「認識在地」。即便仍有不少人把這類活動課程當作休閒、交朋友的管道，但這卻算是讓社大積極意義重新「回歸本位」的第一步。
究竟社區大學對台灣的重要性在哪？未來我們又應該如何做，才能讓社大的發展更好？本篇文章將試著梳理、說明這個問題。或許在這個民主意義極為混淆的時代，透過重振社區大學，能讓台灣脫胎換骨、真正走向先進國家之列。
社大的初衷，是為了深化台灣的民主
911事件在最近恰好滿20週年，當年美國打著優勢武力的復仇行動，連帶在10多年前發生的阿拉伯之春，讓不少長年掌控中東、北非國家的獨裁政權垮台，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方強國所扶植的「民主政權」。而這些政權的下場，我們都不陌生：在一場一場標榜「民主」的選舉下，不久之後再度陷入貪污、奪權等「不民主」的泥淖。
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旋即進入民主時代，一場場的選舉也接踵而來，但我們的運氣似乎很好，跳脫出許多新興國家的宿命，有了今日富足、穩定的社會。2020全球疫情肆虐，台灣政府因防堵政策奏效、限制民眾的法律少，在《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國家排名中，一口氣從2019年的全球31名躍升至2020年的全球11名，成為亞洲第一，並成功擠入「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的國家行列之中。
不過，若我們仔細解讀經濟學人的分析，他們也針對台灣提出了一項隱憂：相較起鄰近的澳紐等國，早已有針對個人隱私權蒐集的中央主管機關，我國卻付之闕如。果然，當政委唐鳳主導、總統與行政院長掛保證的「簡訊實聯制」推出後，儘管一再強調「只做為疫調使用」，卻還是出現被警政單位拿來抓犯人的事件，也讓人對數位時代的人權界線產生擔憂。
歐美諸國常見的左派、右派政黨，是每次選舉中選民重要的考量根據，但這十分基本的觀念，在台灣選舉中卻絲毫不被重視。台灣社區大學最重要推手、前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在〈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台灣幾乎所有政黨都是右派。這是因為多數公民並沒有特別思考、也並不注意左右派的立場差異，導致台灣諸多政策往往只在意企業利益，而缺乏良好的制衡機制。
是故，「提升公民意識」成為1998年黃武雄教授與其夥伴們共同倡議建立社區大學的主因。他們衷心相信，唯有透過社大，補足過去僅受過黨國教育民眾的公民意識，才有機會一步步讓台灣的民主得以更加深化。然而，我們卻看見今日台灣各地的社區大學，因整體社會之忽視而顯得「人微言輕」。
社區大學成為現今教育界中的「小媳婦」
當年黃武雄等學者推動成立社區大學，並終於在北部逐漸往全台開花結果後，政府遂決定從善如流、挹注資源，由教育部統一分配預算至各縣市教育局，再由教育局進行公開招標營運者與分配預算。那為什麼至今社區大學仍然未獲得應有的重視？
在近年全球化的腳步下，類似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這樣的學生表現評比與大學排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教育成效不只要與自己國內的其他學生、歷史水準相比，更被放到全球角度檢視。這也讓「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意義有了改變。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著的《成功的反思》就點出這種整體社會希冀投入越來越多資金，把學生成就視作投資回報的心態，已經讓普遍性的焦慮在家長、校方與學生身上蔓延。
也因為這樣，將目標放在讓更多成人有機會受教育、成為積極公民的社區大學，無法出現如其他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投資的等價交換效果，自然也無法成為政府的經營重點。
過去一年疫情導致諸多產業百廢待舉，不少政府經費也因此被挪作振興加碼之用。攸關國力、也是全民關注的義務教育，經費不可能被刪除太多，但相較起來需求性、重要性「沒那麼高」的社區大學，就再次面臨斷炊危機。即便政府最終還是編列了相關預算，但仍設下諸多規範，明顯是希望能讓社大課程扮演分擔義務教育教師負擔的角色。如此錯置的心態與舉動，更說明了社大所面臨的嚴重危機。
而在過去幾個月的疫情爆發中，我們也不意外地發現，到社大開設課程的老師雖無法像義務教育的教職人員提前打疫苗，卻在社大開放後被要求需有注射疫苗或核酸檢測（PCR）的證明，方能進行教學。在疫情舒緩的解封過程中，社大的開放順序也晚於許多商業行為，像是會有諸多肢體接觸的健身房之後。既缺乏經費挹注，又得承受學生因疫情而退費，種種狀況都讓不少因熱情而承接社大的社會團體面臨經營上的艱鉅挑戰。
黃武雄老師曾說過，希望能「以社團活動課程發展公共領域，建立公民社會」、「以學術課程提昇批判思考能力，進行社會內在反省」、「以生活藝能課程充實生活內容，重塑私領域價值觀」，作為社大開設課程的三大目標。但在「自籌財源」於社大間越來越普遍後，開設學習無壓力、能滿班的社大才藝課程，就成為不得不的選擇。本來社大具備的三項遠大目標遂逐漸矮化、成為我們今日看見的唯一目標──散播小確幸。這種惡性循環，很自然地就讓社大的重要性持續被削弱。
相信社大、參與社大，台灣的未來才會不一樣
放眼世界各地，成人教育已是多國投入超過百年的教育志業，其中社區大學設立又以北歐諸國與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德語系國家最為普遍。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德國的社大（Volkshochschule，VHS）就是為了所有想要學習的人們做好準備，不管是年輕時即投入職場的德國在地人、或是在阿拉伯之春後湧入德國的中東移民，都可以在各地區的社大得到他們需要的課程資源。也因為這些課程費用低廉、離家不遠，人人只要想要都能輕易取用，即便在線上學習趨勢下，這種人與人真心互動的寶貴經驗，迄今仍相當受歡迎。換言之，無論是尋找事業第二春的在地人、希望適應新生活的移民，雖然表面上到社大是學習新技能，但更重要的，他們都在社大獲得信任、感到溫暖。
在《後疫情效應》一書中，作者也是CNN記者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提到了法國巴黎市長伊達爾戈（Anne Hidalgo）的「一刻鐘城市」政見。伊達爾戈期待「大巴黎」有朝一日可以轉變成為一個個美好且獨特的小社區，無論是到雜貨店、公司、學校、醫院、公園、咖啡廳、健身房，都能在15分鐘內完成。她相信，如果這類社區真能百花齊放，未來的「好學區」、「貧民窟」等概念都將一一消失。
我們都知道，這個想法有違目前包含台灣在內各個世界大城市的主流觀念：將城市分成住宅區、商業區、娛樂區和工業區，可是卻能呼應偉大的都市規劃家珍．雅各（Jane Jacobs）的理想。她一輩子都希望能將城市還給「人」，讓溫暖的「人心」取代冷冰冰的水泥叢林。
過去一年多的疫情，已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真實互動的珍貴。期盼未來全台近90間的社區大學能繼續肩負起這份責任，除了提供社區民眾更多元、更有趣的「生活藝能課程」外，也能積極地挑戰開設「具公民發展意識」、「具批判思考能力建立」之相關課程。而身為居住在社區之中的我們，何不試試看在自己所生活的這塊土地持續認真學習，好好地成為一介「積極公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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