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我願意付錢,請你不要告訴我你支持哪個黨派」

選舉後,我們無法接受的不是結果,而是必須去面對「原來台灣大多數人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選舉後,我們無法接受的不是結果,而是必須去面對「原來台灣大多數人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我願意付錢,請你不要告訴我你支持哪個黨派、哪個候選人。」

這句話,聽起來或許很奇怪,但在台灣面臨2020年大選前夕,我身邊出現許多為著家人、親友們與自己相衝突的政治觀點而苦惱不堪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內,或許付身邊每一個我們在乎的人100塊台幣,請他們這樣做,會是一個最合乎邏輯的好方法。

我們的哲學工作坊裡,有人大膽提議應該要用學了很久的哲學思辨來好好思考這件事。工作坊結束之後,我有一個意外的發現,我們真正害怕的,其實不是誰選上,也不是誰選上了台灣就會怎麼樣,真正惱人的是:我不得不知道了對方真正的想法──尤其如果這個對象是你在乎、或不得不繼續相處的人。 

聽與自己不同的意見,痛苦得就像沒麻醉而去拔牙!

經過2016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同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2018年的台灣公投,2019年末的英國大選,這幾年的每一次重要投票,都帶給我精疲力盡的情緒三溫暖。我和身邊相同理念的朋友,在巨大的心理衝擊下,每次選後都感嘆自己的同溫層太厚,厚到讓我們對投票結果如此吃驚。

這一連串的體驗,也讓我開始能夠理解加拿大溫尼伯大學(University of Winnipeg)的心理學教授傅利曼(Jeremy Frimer)在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後,隨機選出200位美國人所做的一個心理學實驗。他讓接受實驗者做一個簡單的選擇:如果你在同性婚姻議題上,願意閱讀並且回覆8個跟你相反的觀點,就可以得到10元美金;但如果只願意閱讀、回覆跟自己所支持相同的觀點,就只能得到7元美金。

結果這個心理學實驗發現,竟然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人,都願意少拿相當100元台幣,讓自己免於聽到跟自己不一樣的聲音!傅利曼教授在另外一個類似的研究裡也發現,要美國選民去聽自己反對的總統候選人政見,有一半的人認為那種痛苦程度相當於「沒有麻醉的拔牙」。

所以,如果你也覺得聽你所反對的總統候選人說話很痛苦,不只血壓飆高,甚至真的開始胃抽筋,一點都不奇怪。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對別人所宣揚的理念,對跟你想法不同的人來說,也是切膚之痛。

人類的理性,往往只用來強化自己的信念

這也就是說,無論是同性婚姻還是氣候變遷,台海兩岸關係還是英國脫歐,無論多少數據擺在眼前,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樂意忽略事實,以維護自己原本就堅信的立場。一群美國學者最近也針對1,500個川普支持者做研究,他們把川普胡說八道的堅實證據發給其中一半的人,另一半則沒有。有拿到證據的那些川普支持者,對於川普言論的正確性評價雖然有所下降,但這兩組人對於川普的支持,卻絲毫沒有任何動搖。

所以,再多理性的說服,證據的顯示,基本上只對少數人有用,就像蔡英文的博士學位,韓國瑜的愛情摩天輪,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如果人類的行為如此非理性,那麼我們為什麼還需要學習邏輯思辨、鍛鍊理性思考呢?就像2017年Hugo Mercier跟Dan Sperber這兩位行為認知科學家在他們合著的《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這本書裡面說的,理性的存在,從來就不是像我們以為的那樣,是為了讓人們具有更多的知識,便於做更好的選擇,而是為了讓人類能夠像老祖宗那樣,在小團體裡面合作得更好,打獵、採集都更有效率。所以用理性的能力,來合理化自己的信念、跟對別人做的行動(包括傷害),讓自己確立在同溫層裡面的地位,並且更加確信自己原本就已經相信的想法。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行為研究中,一群數學非常好的美國共和黨員,如果他們本身就是支持私人合法擁有槍枝的立場,那麼無論怎麼算槍擊案的死亡率,也算不出可以支持禁槍的結果,因為用來運作數學的知識,到頭來只會被用來加強自己所屬的小團體想要支持的意見,而無法透過證據撥雲見日看到事實。

真正令我們痛苦的,其實不是選舉

聆聽和我們自己不同的意見,讓大多數人都覺得身心受苦,也不會改變原本就已經打定的心意。我的理性告訴我,無論台灣2020年的1月11日選舉結果是什麼,其實台灣都不會怎樣;但是我們真正抗拒的,是開票後不得不承認同溫層之外,原來有那麼多「自己人」,是如此厭惡著我和我的想法,而我也無法抑遏的厭惡著他們。我們真正討厭的,是必須接受「原來台灣大多數人一直都是這樣想的」,不是因為選舉才改變,只是透過民主投票,變得清楚明顯而已。

就像康德說的,這個世界一分為二,眼前的世界是「表象」的世界,是自己所架構出來的主觀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而「真實」世界,是我們凡人絕不可能接近的,所以我們活在「表象」世界,永遠無法得知「真實」。理性只能幫助我們理解,表現不是真實,但是卻無法改變我們難過的感受。

所以,我們都應該去投票,但請不要告訴我你支持哪個黨派、哪個候選人,因為我可能會忍不住討厭你。開票後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會難受一陣子,但那只是真實世界跟表象世界難得交會、雲破天開的一剎那,很快就會過去,然後,我們就又可以繼續舒服地活在自己的表象世界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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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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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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