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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諮商室】為什麼要學外語?知道別人想什麼,才能跟自己好好溝通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為什麼要學外語?」

每次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最常聽到的答案就是:「這樣才可以跟外國人溝通。」

不過也通常會有人提出,現在中文越來越盛行,好多外國人都在學中文,而且有一天在世界上說中文的總人口,會超越說英語的總人口。「如果大家都會說中文,這樣還需要學英文嗎?」

這時候,我通常會得到兩種反應,一種是安心得意地認為太好了,這樣就不需要學外語了!另一種則是開始陷入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

那些「不是母語者」就難以理解的概念

一個人用什麼語言,就會怎麼思考。我們先跳離「學不學外語」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如果問你,「孝順」是什麼?我打開維基百科,看到釋義裡面有4句話:「為了回報父母的養育、對父母的肯定、尊重父母的指令、基本上不違背父母的意願行事」。

你應該從來沒有去查過孝順在維基百科的定義,因為一個說中文的人,不需要上網查,就知道「孝順」的意思,也會在跟親人的相處中,很自然地考慮自己或別人的行動是否符合孝順、不孝的概念。然而,一個母語中從來沒有「孝順」這個詞語的西方人,就算透過重重的翻譯跟解釋,確實地理解了這個詞的意義,孝順的概念也只會停留在知識層面,而不會進到生活日常,或是思考方式裡。

但是,這就變成了一個有趣的思考問題:如果父母跟子女,都從來不知道「孝順」的意思,也不知道為什麼孝順有必要,那麼孝順還重要嗎?

同樣是維基百科,將「孝順」的定義轉換成英文版時,孝順叫做filial piety,這是任何一個母語是英語的人一看就像外星文的詞,完完全全無法望文生義去理解,甚至猜測這是什麼意思。在釋義中,也強調這個華人圈的概念,跟古羅馬人說的filial piety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請大家千萬不要用古羅馬的哲學觀去理解。

同樣的,一個說中文的人,也不會知道當一個母語是英文的人,在描述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時,用「possible」表示的是這件事情可能性低到基本上不用考慮,用「probable」時則暗示這件事情八九不離十。所以說中文的人往往有嚴重的選擇困難症,認為只要「有可能」就會躊躇,猶豫不決難以抉擇,而不理解「可能」不見得就需要納入考慮。

不信的話,在維基百科裡面用中文查詢「可能」,會看到釋義底下有四個定義:表示可以實現,能否,也許,能成事實的屬性,可能性。但是如果試著轉換語言,卻會發現「可能」這個對我們說中文來說,如此平常的字眼,竟然沒有英文的維基頁面。驚訝嗎?我並不訝異,因為我知道。

學了外語才知道:原來不同文化的人是這樣想的!

我之所以認為學習外語重要,並不單純是為了要「和外國人溝通」,而是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別人又是怎麼想的。而知道別人會怎麼想,腦子裡的邏輯是如何運作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理解對方使用的語言。

知道別人的語言之後,也才會知道使用跟自己一樣母語的人,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像我是在學了好幾種外語之後,才知道中文裡時常大家掛在嘴上的「孝順」跟「可能」,是如此不合邏輯。因為即使說中文的人,只要打開維基百科對於孝順的定義,也會立刻發現,為了回報父母的養育,對父母的肯定,尊重父母的指令,基本上不違背父母的意願行事,不但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就算做到了,也沒有什麼意義。

於是原本是一個中文語詞無法翻譯的問題,卻變成了有趣的人生哲學問題:我們應該要「孝順」嗎?

一旦學習外語,發現中文對於「可能」的理解,沒有區分可能性的高低,翻譯的時候會造成雙方的誤解。韓國曾經有一齣受歡迎的連續劇,講述富家子弟跟小學老師因為遺產繼承問題而發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議的故事,劇名就叫做「1%的可能性」。

這又會變成另外一個有趣的思考問題:如果一個手術的成功率,有1%成功的可能性,我們應該考慮嗎?

如果從小自然而然就說英文的人,知道可能性低的不用去考慮,只需要考慮可能性高的,所以病人聽到醫生說只有1%的成功可能性,根本就不會考慮動手術,但是一個華人聽到媽媽的手術有1%成功的可能性,卻會說「既然有可能,我當然應該拚拚看!」而且認為這種表現叫做「孝順」。

有趣嗎?

我為什麼要學外語?老實說,我主要不是為了跟外國人溝通,我只是想跟自己好好溝通,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讓自己成為一個頭腦清楚、會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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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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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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