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讓狒狒逃跑就是該死?哲學中的「內省」與「外省」

東非狒狒之死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激起許多討論,面對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新思想,你是抱持著開放態度?還是只是奮力捍衛自己的存在?圖為示意圖。 東非狒狒之死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激起許多討論,面對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新思想,你是抱持著開放態度?還是只是奮力捍衛自己的存在?圖為示意圖。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兩個星期的台灣,發生一件媒體上沸沸揚揚,但頂多再過2週就會被多數人遺忘的新聞事件,是一隻從桃園飼主家脫逃的東非狒狒,流浪18天之後終於被捕獲。但狒狒「落網」時,被發現遭到獵槍打傷,最終在移送救治後,因傷勢過重而死亡。不意外的,媒體上演出一貫製造恐慌、究責與各種後見之明。

「人類為什麼不能讓野生動物,在自己的家生活呢?」這是哲學諮商室這星期收到的問題。

正確的邏輯,不一定符合理性或常識

小時候,我喜歡去動物園,因為在動物園可以看到只有在電視上或是彩色圖鑑上才能看得到的珍奇野生動物,那些長相奇特的動物,竟然能從螢幕上、紙張上,活生生出現在眼前,那種巨大的感動,讓我永難忘懷。我甚至喜歡馬戲團。我永遠記得坐在白色的帳幕下,看著活生生的大象單腳站在一個皮球上,那簡直是童年最神奇的片刻。

長大一些之後,我開始學習不同的觀點。當我開始知道什麼叫做「動物保護」、甚至搞懂「動物福利」跟「動物權」有什麼不同,對於童年喜歡的動物園、馬戲團,我感到羞恥極了,從此不但拒絕去這些場所,甚至更進一步加入反對「動物表演」、「動物騎乘」的非營利團體。

我不只反對賽馬活動、寵物商業化的繁殖與購買,到埃及留學唸書時,去參觀金字塔,我也堅持不騎駱駝。到泰國工作,有機會旅行到鄉下時,也堅決不騎大象。不但自己堅持,還會對身邊不在乎的家人或朋友、甚至陌生人感到生氣。

然而,在這追求絕對「正義」的期間,我也遇到了經營馬場的朋友、甚至專門以馬術治療來幫助行為發展問題兒童的治療師,他們都違反我的道德原則,可是他們確實是好人。怎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可能,我矯枉過正了?」我的腦海裡升起了一些懷疑。

這是我「內省」(introspection)的開始。

當我們遇到衝突或問題時,很容易會開始嘗試「內省」的方法,檢查什麼才是對的?我們的動機是什麼?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在這過程中,我們學會質疑自己──就像我檢查自己去動物園、看馬戲表演的行為一樣。

「內省」很有用,因為小時候,父母會告訴我們,我們不能任性,人生並不能總是保證我們會得到我們想要的。有時候運氣不好,有時我們的想法或情緒會出錯,也有時,我們只是缺乏看到完整故事的能力,以致於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我覺得正確的邏輯,不一定符合理性或常識。

作為一個成年人,經驗變多了,我還是繼續質疑自己,因為經驗證實,大人以前告訴我的,往往是正確的。我一腔熱血,結果跌得鼻青臉腫,最後經常不得不在商業的運作、社會潛規則或社交互動的需求中妥協。甚至還有一段時間,青少年的我迷上了心理治療或勵志類型的書籍,因為這些書籍提供我有效的方法,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想法。

拒絕動物園、馬戲團等場所,會不會是矯枉過正了?圖片來源:Norenko Andrey/Shutterstock

從「內省」到「外省」,通過理解他者來理解自己

成年以後,我的旅行範圍越來越寬廣,從陸地延伸到海洋,從背包客變成了水手,最後,我開始迷上潛水。

在科隆群島(galapagos islands)的海裡看到鯨鯊在自然的生態中悠然自得的回憶,毫無懸念成為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前十名畫面之一。所以當我聽說波斯灣的卡達,利用餵食鯨鯊的方法,讓多達300隻瀕臨絕種的鯨鯊停止洄游習慣、停留在卡達的海域,讓來卡達的觀光客可以一年到頭隨時與鯨鯊共游的傳言時,我忍不住憤怒。如果這傳言是真的,那真是無法原諒!

我得知,菲律賓Oslob村的漁民,以前也會每天定時餵食吸引鯨鯊來,漁民因此轉業成為觀光業者,專門帶遊客上船賞鯨鯊、與鯨鯊一起游泳和潛水。這聽起來當然是錯的。但聽到漁民觀點的說法時,我又動搖了:

「以前靠捕魚維生時,我們每天的收入只有1.4美元,海流強勁時連一毛都沒有。但現在,我可以每天給家人豐富三餐,我蓋了一棟磚房,買了一輛摩托車,可以送女兒上學。」

如果透過這樣的商業模式可以改善了當地貧民的糧食安全、醫療保健和教育,也避免違法捕獵鯨鯊、讓牠們變成台灣夜市餐盤上廉價的「豆腐鯊」,難道不算進步嗎?難道漁民家人的生活與受教育,比鯨鯊能不能自行覓食更重要嗎?

我有一個在美國的大學教哲學的教授朋友,把這這種在成長路上、旅行路上不斷發生的思考過程取了一個特別的名字,相對於我原本已經熟悉的「內省」,叫做「外省」(outrospection)。

與內省比起來,「外省」是一種相當哲學的追求。簡單來說,就是通過理解他者、人性和建立更普遍的觀點,來理解我們自己。當我們努力理解其他人、其他地方的邏輯系統、倫理、動機、慾望和優先順序時,我們就會對理性和人性形成更全面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重新思考自己如何理解、質疑、並把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重新排序。

狒狒一有機會就逃離人類控制,錯了嗎?圖片來源:截取自截取自公視新聞網YouTube

我可能是對的,跟我相反的想法也可以是對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1781年提出了他的內在批判性概念。在這個概念的討論中,康德認為人有必要跳出系統,來定義一個人、或是一件事的本質、局限性、益處和危害。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挺難的。想想資本主義競爭者、教條主義的選民、宗教信徒或性別歧視者:他們相信他們一直相信的,或遵循他們已經從過去經驗中學到的東西,所以從來沒有必要站在他人的角度考慮,他們甚至用自己已經知道的,來加強對外來事物的恐懼,讓自己停留在自我安慰和懷舊之中。

正好像科幻故事經常提到的那樣,意識到你在一個系統中,並不足以讓你自己脫離這個系統。脫離,需要努力。那些「過度內省」、閱讀自助書籍或養成談論自己習慣的人,反而可能會強化自己的主觀性,變成偏激的「基本教義派」。

我發現那個過去的自己就是這樣:過度強調正義,禁止所有人去動物園、不准我認識的人騎乘任何動物、批評去寵物店購買寵物而不是領養流浪動物的飼主。現在分析起來,當時的我,是希望別人認可我,關心我所說的話,讓我感到自己很特別。然而我很容易忘記為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如果我這樣做,真的如我自己所宣稱,是為了理解差異和相同、理性、慾望和動機,或者理解有限性,那我應該早就得道升天、昇華到另一個境界了吧?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幫助自己來過一種「外省」的生活。「同理心」和「同情心」是最常用的。我們試圖理性地看待對方的觀點和情感,以探索他們的經歷。觀看或參與高品質的「辯論」也是一種好方法,各種想法和後果都被細細把玩,攤開在陽光下,讓我們看清這些想法如何運作,包括對手如何攻擊和捍衛這些想法,讓我們看見一個好的立場,往往不是平面的、理所當然的。

「旅行」則是另一種方法,似乎更適合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又好動的我。通過旅行,我盡可能的從一個熟悉的環境中脫離,將自我暴露在各種意想不到的環境與情境之中。

但所有上面這些提到的方法,都有可能陷入自我放縱、挑戰和捍衛先入為主的信念。真正帶來區別的是「態度」:我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新思想,是抱持著開放態度?還是我只是奮力捍衛自己的存在?

透過思考,我們可以學會內省。

透過旅行,我們可以學會外省。

外省,就是邀請對方改變我的想法、允許對方改變我的想法。我可能是對的,跟我相反的想法也可以是對的。

換句話說,反對野生動物飼養,可以是對的。狒狒一有機會就逃離人類控制,可以是對的。非法飼養狒狒的飼主,可以是對的。口頭委託獵人協助的公務員,可以是對的。用獵槍擊中狒狒的獵人,也可以是對的。

慢慢的,旅行中的我,在這反覆思考和理解的過程中,學會成為一個有原則、更寬容的成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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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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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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