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生於1910年，年輕時曾傾心共產主義，留學蘇聯兼當人質前後12年。回國後，到贛南工作，組訓三青團。1949年在上海整頓金融，「打老虎」慘敗，之後隨蔣介石來台，一路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總統府資料室（國家安全局前身）主任、救國團主任、國防會議副祕書長、退輔會主委、國防部副部長、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總統。
黨職方面，1950年任國民黨改造委員，進入決策核心；1952到1978年都是中常委。在國民黨權力結構中，小蔣一路挺進，接班之路雖有若干政治鬥爭，尤以陳誠派和夫人派為主，但無礙父傳子的既定安排。
蔣經國從特工起家，1950年開始，掌管全國情治系統，是特務頭子。老蔣常著戎裝出場，小蔣則著西裝或便服亮相，形象宛如文人，其實軍階曾拜二級上將，軍人統治的本質並無改變。
蔣經國不喜歡讀書，對民主、自由、人權也興趣缺缺。1955年，他接受美國學者懷廷（Allen S. Whiting）訪問，理直氣壯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共匪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
老蔣死後，政治標語也進入新時代，小蔣推出非軍事化的口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攻大陸云云，被技巧性地揚棄。
蔣經國時代的新造神運動
同樣是造神運動，小蔣不像老蔣維持高度神祕感，只在閱兵、接待外賓、視察前線時才露個臉。從「蔣院長」時代起，報紙和電視新聞總是小蔣視察地方建設，訪問農村、山地和離島，到處吃小吃，和老人婦孺握手，抱小孩，彷彿全中華民國只有他這個行政長官在幹活。
作家吳繼文在〈記憶．邊緣．迷路：一段異質的年代軌跡〉一文談到，1972年9月，他從旅居的日本返台，在台北補習，準備隔年考大學。他說：
在與朋友的通信中，我屢次談到對台灣新造神運動的不滿：國民黨為了蔣經國順利接班而對全民展開的赤裸裸的、肉麻兮兮的政治文宣攻勢。調查單位開始注意我，但沒有約談。調查站的人直接去嚇唬我的母親，使得我的母親以為我參加了什麼非法組織，因而陷入極大的恐慌。我只能憤怒、詛咒，但這是台灣，是我自己選擇的台灣。
70年代的世界，延續60年代的學生運動、左翼運動、嬉皮文化，年輕世代反體制、挑戰傳統價值。美國十萬人參加華府反越戰大示威（1970年），智利選出馬克思主義者阿言德為總統（1970年），《紐約時報》連載關於越戰機密的《五角大廈祕件》（1971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通過〈人類環境宣言〉（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因為水門案辭職（1974年），巴勒斯坦以觀察員身分進入聯合國（1974年），美蘇太空人在地球140英里上空握手（1975年）……當然，還有1979年的三哩島核電事故。
這些國際事件，不斷開展當代世界史的多元視角、多元觀點、多元價值。但在台灣，這些事件很少受重視，甚至很少有報導。台灣只有單一的視角、觀點和價值，那就是官方的意識形態。
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殷琪回憶，70年代末，她從美國返台工作。她說，家裡訂的英文雜誌，敏感字詞塗黑，有幾期永遠收不到。「我覺得不能呼吸了，這裡沒有自由的空氣。」
髮禁、舞禁、報禁、黨禁、左禁
世界潮流風起雲湧，相形之下，台灣的校園和街頭，非常平靜，像育嬰室。準軍事管理，觸鬚伸入生活細節：中小學實施髮禁（小平頭、清湯掛麵頭），中大學實施舞禁（不得開舞會）；警察當街取締「奇裝異服」，男士留髮過長，一律帶到警局剪短，多名男藝人也因留長髮而遭取締。
70年代仍是禁忌的年代。報禁、黨禁、集會遊行禁、民營電台禁、母語禁。1970年，黃俊雄福佬話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大受歡迎，當局強迫停播；1971年，教育部函令三家電視台，每天方言節目不得超過1小時，每天只能播出2首台語歌。1972年，行政院下令「暫緩接受籌設各級私立學校之申請」，把民間辦教育的權利也禁了。
另一個徹底執行的禁忌是「左禁」。此禁到後來近乎杯弓蛇影，描述社會底層窮苦生活的作品，常被刁難或查禁。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反鄉土文學者也是把鄉土文學扣上「工農兵文學」的大帽子。
那是一個沒有人民主體性、台灣主體性的時代。電視新聞或節目，人人安居樂業，感謝政府「德政」。國內新聞以台北市的黨政要聞為主，除非重大災難或總統、院長出巡，幾乎沒有外縣市的風貌。教育內容亦然。大部分學生能背誦中國35省和河流鐵路，台灣有哪些縣市和重要鄉鎮，卻是茫然不知。
「吹台青」與台灣本土角色出現
被國際孤立，「中華民國」的招牌不管用，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遭到更多質疑。隨著本土反對勢力的增長，外省人獨占的權力結構，已必須調整。
1972年，蔣經國組閣，開始啟用「青年才俊」和台灣人。後者包括：徐慶鐘任副院長，林金生當內政部長，高玉樹當交通部長；李登輝、李連春、連震東為政務委員，謝東閔任台灣省主席，張豐緒任台北市長。在此之前，台籍人士頂多擔任酬庸性質的職務，像黃國書任立法院長（1961年）、徐慶鐘任內政部長（1966年）之例，極為少見。
李登輝當年49歲，踏上學者從政的第一步。他是三芝人，生於1923年。20歲赴日就讀京都大學，戰後返台，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任農學院助教。和蔣經國一樣，青年李登輝曾傾心共產主義，也加入共黨組織（省工委），後來退出。
1971年，李登輝由經濟學者王作榮推薦，加入國民黨。1972年被蔣經國延攬入閣。6年後任台北市長；1981年，任台灣省主席；1984年，任副總統；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和國民黨主席。
蔣經國提拔台灣人，既得利益者無法釋懷，語帶嘲諷，以歌星崔苔菁為諧音，取名「吹台青」，譏為「善於吹捧、吹牛的台灣青年」。那一波的「吹台青」，還有施啟揚、梁國樹、翁岳生、張豐緒、林洋港、邱創煥等人。但李登輝認為，蔣經國用人仍以外省人為中心，台灣人只是「搭配」。
十大建設的功與過
1969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主持財經決策。老蔣晚期最重用的財經首長李國鼎說，蔣經國對財經問題並不太瞭解，卻很固執，尤其迷信穩定物價，喜歡大型公共投資，卻不肯加稅。
3年後，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次年發生石油危機，油價一年內從每桶美金2元漲到10元，蔣經國堅持物價一年內不得調漲。財經官員都反對，因為實際不可行，黑市價格已飛漲數倍，民不聊生。蔣經國不予理會。他成立5人財經小組，每星期開會一次，由院長召集。參加者有財經二部長、央行總裁、行政院祕書長、主計長。李國鼎說，該會議沒有議程，沒有幕僚；大家報告重要事件，很少做決策，小蔣一人說了算。
1973年11月，蔣經國宣布進行「十大建設」。蔣介石視台灣為「反攻跳板」，充滿過客心態，各項建設都缺乏長遠計畫，都像違章建築。孫運璿回憶他任職台電時，規劃6個5年電力計畫，預估未來30年的用電情況。立法委員指著他罵：「孫運璿，你搞什麼鬼！還想不想反攻大陸？」
十大建設是戰後台灣最大的公共投資案。之前20年，國家預算絕大多數用於軍事，基礎建設闕如。10項建設中，有6項屬交通運輸，如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桃園國際機場、台中港、蘇澳港。重工業建設有大造船廠（中國造船公司高雄總廠）、大煉鋼廠（中國鋼鐵公司）、石油化學工業（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能源建設有核能發電廠。
小蔣逕自宣布這項重大政策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嚇一跳，許多財經官員也都被蒙在鼓裡。十大建設工程浩大，5年內投入50億美元，平均每年10億，相當於外匯存底的40％和流通貨幣的60％。但小蔣照樣一個人說了算。
被視為小蔣畢生功業代表作的十大建設，以成敗論，高速公路、北迴鐵路、桃園國際機場，是台灣經濟轉型的基石之一；蘇澳港、台中港形同虛設；核一、核二，則禍害至今。十大建設的政治意義，是宣示台灣不再只是跳板，納稅人的錢不再只是養軍隊買槍炮，而是用在搬不走的基礎建設。
十大建設被媒體塑造成「德政」，此後歷任行政院長都如法炮製。1984年俞國華推出十四項建設，1991年郝柏村推出六年國建，2003年游錫堃推出新十大建設，2008年馬英九推出愛台十二大建設……
蔣經國啟用吹台青，推動十大建設，是基於國民黨政權本土化的企圖；結交台籍有力人士，構築利益共同體，鞏固國民黨統治的優勢。簡言之，就是把國民黨壟斷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來個「大秤分魚肉，小秤分珠寶」，以換取政治效忠。此舉支撐小蔣度過政權危機，甚至使他可以騰出一隻手，強力壓制反對運動。這正是分贓和迫害兩手並行，所謂「蔣經國統治模式」。
好書推薦：
書名：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作者：胡慧玲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時間：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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