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24日還沒結束，冰島男人已經把這一天稱作「漫長的星期五」。超市的香腸全都售罄，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即食食品」。辦公室到處都是跑上跑下的孩童，大人用糖果賄賂，只希望他們安靜下來。學校、托兒所、漁業工廠不是全面關閉，就是半關閉。至於冰島女性呢？她們在放假。
聯合國將1975年訂為「婦女年」（Women's Year），而冰島女性決心讓這一年實至名歸。冰島規模最大的5個婦女機構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經過一番討論後，婦女罷工的點子應運而生。10月24日，全冰島的女性都罷工一天。不只不做支薪工作，也不煮飯、清掃、照顧小孩。少了女人擔下那些讓國家順利運作卻被視而不見的勞務，就讓冰島男人瞧瞧會發生什麼事。
90%的冰島女性參與罷工。雷克雅維克的市中心廣場聚集了參加遊行的25,000名婦女，這是全冰島最盛大的一場示威活動，除了首都，還有20餘場遊行在各地進行。冰島全國人口只有22萬人，這樣的參與度可謂十分驚人。隔年，冰島在1976年通過《性別平等法案》，將工作場所和學校的6種性別歧視列為違法。5年後，維格迪絲．芬博加多蒂爾（Vigdís Finnbogadóttir）擊敗3名男性候選人，成為全球第一位由人民投票選出的女性元首。今天，冰島國會雖然沒有使用性別配額制，卻是全球最性別平等的國會。世界經濟論壇編列的2017年全球性別落差指數中，冰島連續8年拔得頭籌。
女性不只無薪工作的時間長，還更可能因此受傷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把冰島譽為對職業婦女最好的國家。雖說這件事值得慶祝，但我們也得注意《經濟學人》的用語──要是冰島的罷工真發揮了功效，其所揭露的事實之一就是「職業婦女」一詞實為累贅。事實上，世上沒有不工作的女性。只有勞動但未支薪的女性。
放眼全球，75%的無薪工作都由婦女完成，她們每天從事無薪勞動的時間為3～6小時，相比之下男人平均只花30分鐘到2小時。這樣的不平等很早就開始了，5歲大的女童做的家事都比她們的兄弟多，而隨著年齡增長，兩性的差異就更加明顯。男性無薪勞動時數最長的國家是丹麥，女性無薪勞動時數最短的國家是挪威，但丹麥男性的勞動時數卻比挪威婦女的還短。
只要我提起男女負擔的無支薪工作量不平等，總會有人回應：「但是情況應該有變好吧？男人應該漸漸會負擔愈來愈多的勞動吧？」以個體來說，的確有些男人開始從事多一點的無薪工作。但說到整體男性人口呢？不，情況並沒有改善，因為男人從事無薪工作的比例停滯不前，令人吃驚。
澳洲一項研究發現，就算比較富裕的夫妻平日會雇用家事幫手，但剩下的無薪工作依舊以傳統比例分配，擔下大部分勞動的仍是女性。當愈來愈多的女性加入有薪勞動力，男性卻沒有相應做出改變，沒有增加他們的無薪工作量，因此女性的工作總時數不斷增加。過去20年來的各種研究都發現，不管兩人的薪資各有多少，分別花了多少在家庭支出上，大部分的無薪工作都由女性完成。
在老人照護方面，男性也絕少從事比較私密、骯髒或耗費精神的工作。在英國，70%失智老人的無薪照護者是女性，而且失智者的沐浴、更衣、如廁和失禁時的處理，都是由女性照護者負責。女性承擔24小時密集輪值看護的機率是男性的2倍，而且女性照護失智者5年以上的機率也比男性高。女性照護者所得到的幫助遠少於男性，因此她們感到孤立無援的機率也比較高，得到憂鬱症的機率也較高──而這些正是造成失智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男人照舊從事日常的休閒娛樂——看電視、做運動、玩電動。美國男性每天的休閒時間比美國女性多1小時，而英國國家統計局發現，英國男人每週享受的娛樂時間比女性多5小時。澳洲一份研究揭露，女人的休閒時間極短，讓她們比男性更容易發生「骨折和其他危險」。
低薪與貧窮的惡性循環
有人說大部分女性之所以從事收入較低的工作，不過是種職涯選擇。但要是她們不低就，小孩就無人照顧，家事就無人完成；因此這恐怕無法被稱作是自由的選擇。不管怎麼說，美國長達50年的全國普查證明，當許多女性加入一個產業，該產業就會出現低薪現象，失去「高薪光環」，看來與其說女人選擇低薪工作，不如說低薪工作選擇了女人。
這些「不是選擇的選擇」讓婦女陷入貧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近年一份報告揭露，要是一國婦女耗費在無薪照護工作上的時間遠超過男性，男女時薪的差距也就愈明顯。在英國，薪資低於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勞工，61%為女性，而倫敦財政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也發現，生了一個孩子後的12年間，男女薪資差異會增加到33%，因為女性的職涯（和薪水）停滯不前。美國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的薪資差異，是沒有小孩的男女薪資差異的3倍。
隨著時間過去，這些薪資差異有增無減。在德國，生過一個小孩的媽媽，等到她45歲時，她比沒有中斷工作的婦女少賺285,000美金。來自法國、德國、瑞典和土耳其的數據都顯示，即使像某些國家一樣，以社會性移轉（Social transfer）計算女性無薪照護工作帶來的貢獻，女性一生賺取的薪資仍比男性累積的總薪資少了31～75%。
這一切都讓婦女在老年陷入極為貧苦的處境，部分的原因是她們沒有多餘的錢可儲蓄，為老年生活預做準備；然而政府在設計退休金計畫時，也沒有考量到女性一生的薪資比較低。這不完全是資料缺口的問題，因為這些數據的確存在。但要是政府不正視統計數據，搜集再充足的資料也是徒勞。而政府也確實沒有實際運用數據來制定政策。
在世界銀行等國際財務組織的建議下，過去20年來，各地政府漸漸從採行社會保險，轉型為（多半由私人公司管理）的個人退休金存款帳戶計畫。退休者領取的退休金直接來自過去繳納的退休金，並按照他們預計領取的年分分配。然而這對女性十分不利，她們過去把時間用在無薪的照護工作，工作年限比別人短（某些國家和職業法規限制了退休年齡），偏偏她們的壽命又比較長。
職場上的生育歧視
2015年，英國地方議員夏琳．麥克林（Charlene McLean）因早產不得不住院數個月。雖然她與地方議會保持聯絡，且對方告訴她，她享有一切應有的權利，但她要復職時卻被告知，由於她缺席6個月，必須重新競選才能回到工作崗位。
夏琳事件之後，紐漢（Newham）區議會仍沒有改變相關規定，罔顧女性生理構造的現實問題。他們唯一進行的改變，就是確保所有孕婦獲得充分資訊，了解自己沒有休產假的權利。隔年伯明罕市議員布莉姬．瓊斯（Brigid Jones）被告知，要是她懷孕了，就得卸下她在政府孩童服務部門的職務。
美國女性的處境更是悽慘。世界上有4個國家完全沒有保障給薪產假，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美國《家庭醫療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保障員工12週的無薪假──但限制繁多，其中之一就是過去12個月，妳就職的企業必須雇用超過50名員工。因此，就連無薪假也只有60%的勞工能夠受益。剩下的40%女性勞工，沒有任何法規預防她們遭公司開除的命運。當然，負擔得了無薪假的女性人數更少：每4名美國母親，就有1名在生產後2週內回到工作崗位。
截至2016年，瑞典的女性就業率傲視歐盟，有將近80%的婦女在職場奮鬥。同時，瑞典請陪產假的父親也是全球最多，每10名人父就有9人請了3～4個月的陪產假。相比之下，經合組織各國要是父親能請陪產假，通常每5個人父只有1名請假──而在澳洲、捷克和波蘭，每50名人父才會有1名請假，比例甚低。
如此懸殊的數據並不令人意外：瑞典的陪產假制度可謂世上最大方的政策，而且當瑞典政府開始推行陪產假，可說開創了全球先例。自1995年開始，瑞典就保障爸爸1個月的陪產假，並給付90%的薪資。這一個月的假無法移轉到母親身上，爸爸要是不請，那麼父母的親職假就損失了1個月。2002年，陪產假延長到2個月，且在2016年進一步延長為3個月。
雖然瑞典早在1974年開始，就允許父親們請陪產假，但推動「不請假就損失」的父職育嬰假之前，一直只有6%的男性會請。換句話說，男人堅持不請陪產假，直到政府規定他們不請假就會浪費這項權利才有所改變。冰島也出現同樣的模式，推動「爸爸配額」制（daddy quota）後，請陪產假的人數倍增。在南韓，政府推行專為父親打造的權益後，請陪產假的人數激增3倍。相比之下，英國政府卻在2015年實施父母共享親職假制度，沒有專為爸爸打造的父職育嬰假，證明即使有了數據，政府仍可能視而不見。想當然爾，英國父親請育嬰假的人數「令人感嘆的低」，政策推行後12個月內，每100名男性只有1人請了假。
看不到女性需求的工作文化
無家累勞工的生活很單純，可輕鬆分為2部分：工作和休閒。雇主斷定每個勞工每天都能順利上班，在特定時間出現在特定地點。然而，當工作的時間和場合完全無法配合學校、育兒中心、醫生、雜貨店的地點和服務時間，女性就無法兼顧兩者。而工作場所一開始就沒有考量女性的需求。
有些公司的確想改善傳統工作場所和工作日程所隱藏的男性偏誤。金寶湯公司（Campbell Soup）在工作場所為員工孩子提供課後班和夏令營。谷歌員工生小孩後，頭3個月公司會提供外帶餐點津貼、托兒補助，且在公司附近提供衣物乾洗等各種便利服務，讓員工能在工作日完成日常雜務。索尼愛立信和印象筆記（Evernote）公司更進一步，出錢雇用清潔工去打掃員工的家。美國有愈來愈多的公司為家有新生兒的母親提供集乳室。美國運通公司甚至出錢讓哺乳中的女性員工在出差時，能把母乳及時寄回家。
但照顧女性需求的公司仍屬例外的少數。蘋果在2017年宣布他們的美國總部是「全球最佳辦公大樓」。然而，這棟領先世界的完美辦公大樓提供了醫療和牙醫服務，甚至設有奢華的健康水療中心，卻沒有日間托育中心，引起眾人撻伐。看來這是對「男人」來說最佳的辦公大樓吧？
實際上，世界各地的工作文化持續剝奪女性的基本權利，而這一切都歸咎於深信男性需求就是全人類需求的信念。絕大多數的美國全職主婦、主夫（主婦占了97%）在近期一次民意調查中表示，要是能夠在家工作（76%）或工時可彈性安排（74%），他們願意重回職場。這樣的結果揭露了一項事實：雖然絕大多數的美國公司都宣稱提供員工彈性工時，但現實情況絕非如此。實際上在2015及2016年，美國有彈性工時的勞工人數不但減少了，而且數家美國大企業廢除了遠距工作政策。英國勞工中，一半雇員希望有彈性工時，但只有9.8%的職缺提供──據稱要求彈性工時的女性甚至遭到懲處。
資方似乎仍把辦公室的長工時視為有效率的象徵，習於大方獎勵那些加班的員工。這根本是專為男人設計的紅利制度。統計學家奈特．席佛（Nate Silver）發現自1984年起，美國每週工作50小時以上的勞工（70%為男性）的時薪，與那些每週工時35～49小時，合乎一般標準的員工相比，前者加薪的速度快了2倍。而某些國家的稅制更加劇這些看不見的男性偏誤──在某些國家，加班所得無須課稅──這就是「沒有後顧之憂」的勞工的福利，與瑞典大不相同。瑞典正試圖推動減免處理家務者的稅額。
有些女性決心挺身而出，親自解決問題。在德國，贏得諾貝爾獎的發展生物學家克莉斯汀．紐斯蘭－沃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發現門下的女博士生有小孩後，處境遠比男學生不利，因而設立了基金會。這些女性都是「認真奉獻的學者」，她們的小孩需要一整天的托育照護。然而，光是在白天送孩子到托育中心，無法真的讓受縛於長工時文化的女性與男性平等：托育時間一結束，女性又必須擔負照護責任，與此同時，男同事及沒有小孩的女同事「正在抓緊時間，多讀點書或進行多一點研究」。因此，就算這些女性再認真研究，也不得不敗下陣來。
紐斯蘭－沃哈德的基金會旨在阻止這條漏洞百出的管道。贏得基金會獎學金的人，能夠獲得1個月的補助金，讓她們花在「任何能減輕家庭負擔的事物上：包括家事清潔服務，購買省時省力的家電，比如洗碗機或烘乾機，或者在托兒所未營業或沒有名額時，讓她們能雇用夜間和週末保母」。
以上事例足以說明，有薪工作文化必須進行全面的檢討。政府與企業都必須意識到，傳統的工作環境專為無後顧之憂的勞工打造，然而女性經常有後顧之憂；雖然男性員工比較容易實現資方心中「勞工都該自動自發為公司奉獻」的理想，但也有愈來愈多的男性員工不想再只為工作賣命。畢竟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企業，都不能失去照護者所做的那些看不見的無薪勞動，這是簡單明瞭的事實。因此，現在該停止懲罰那些願意擔下無薪照護責任的人。相反的，我們該開始正視無薪工作的存在，評估它們的價值，並依此重新設計有薪工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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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
譯者：洪夏天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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