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0年前，某個用過餐的傍晚，我帶著微醺和身旁一位從長春藤大學畢業、目前正在歐洲任教的美國人聊天。隨著話題逐漸轉移到人生、婚姻和孩子，他的看法讓我非常訝異。他認為不管娶了誰，他會居住何處、住在哪一種房子、享受什麼樣的假期和娛樂，甚至小孩會讀哪一所大學，結果都是一樣的。
他的理由是：「當我進入『某所長春藤大學』，我知道我會在這裡預見未來的配偶。學校裡的女性也心知肚明。我們全都明白今後自己理想的伴侶候選圈從此變窄了。然後無論我娶誰都會是同一種類型：她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來自同一社會階級的聰明女子，讀著同樣的小說和報紙，穿著大同小異，對餐廳、健行路線、住家地點、開的車，和來往朋友的偏好也差不多，甚至是照顧小孩的方法和小孩要上的學校。所以不管我娶誰，在社會地位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補充道：「當時的我還不知道這一點，但現在我非常肯定。」
這件事讓我震撼不已，而且始終盤踞在我的腦海裡。這和我們所珍視的觀點，像是我們都是截然不同的獨特個體，還有婚姻大事至關重要會影響往後的人生等，南轅北轍。我朋友說的恰恰相反：他可能愛上甲或乙或丙或丁，但不管是在華盛頓、芝加哥，或者洛杉磯，他最後都會住進一個富裕社區裡看起來幾乎一樣的房子，和類似的朋友圈來往，孩子們也會去類似的學校就讀，然後從事一樣的競賽活動。
他的說法非常有道理。當然，這是假設就讀同一間大學的人們彼此結婚。如果他中途退學或者在校內始終找不到合適的伴侶，那麼結果可能會稍有不同（好比，比較普通社區裡的房子）。他的故事很戲劇性地描繪了社會化的力量：幾乎每一個就讀於頂尖學院的人都或多或少來自同樣富裕的家庭，而且幾乎每個人都有著大同小異的價值觀和品味，然後這些幾乎沒什麼差別的人們彼此通婚。
無論是男是女，有錢人現在都想跟有錢人結婚
近年來的研究清楚呈現了同質婚姻（類似教育背景和收入水準的人彼此通婚）的盛行。一份援用美國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數據來進行文獻研究的報告指出，1970年配偶彼此的教育程度相關性趨近於零，然而截至2010年的每個十年，相關係數都成正數並且不斷成長。
另一份研究則對此趨勢有不同解讀。該研究著眼於美國「年輕」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數據，年輕的定義為在20至35歲之間結婚。1970年，美國收入排名前10％的年輕男性只有13％的人娶了收入也是排名前10％的年輕女性。到了2017年，這項數據拉高至29％。同一時間，收入排前的年輕男性也越來越少和收入低的年輕女性結婚，比例從13.4％持續下滑到低於11％。
換句話說，1970年代美國年輕男性迎娶高收入和低收入女性的比例相近，但如今對高收入女性的偏好已經擴大為低收入女性的3倍。女性的變化則更劇烈：高收入年輕女性嫁給高收入年輕男性的比例從13％上升到26.4％，嫁給低收入男性的比例則減半。1970年代年輕女性對男性收入高低無明顯偏好，現在對有錢男性的偏好則是低收入男性的5倍。
同質性婚姻與加劇的不平等
皮埃爾─安德列．奇波利（Pierre-André Chiappori）、伯納德．薩拉尼耶（Bernard Salanié）和尤拉姆．維斯（Yoram Weiss）提出過一份雄心勃勃的論文，試圖解釋同質婚姻增加和女性教育程度提升（與男性教育程度停滯成對比）兩件事。他們認為高教育程度女性有更好的婚姻前景，因此，這種「婚姻教育溢酬」（marriage education premium）可能和教育所提供的其他技能溢酬同樣重要。雖然技能溢酬不分性別，作者們認為女性的婚姻教育溢酬高於男性。但這個理論的基礎是，男性對同質婚姻有很高的「純粹偏好」，否則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在婚姻市場上也可能有嚇阻效果。
另一方面，同質婚姻又更進一步關係到對孩子的投資回報，這些投資只有高教育程度的雙親可以提供。比方父母能在家裡營造出有助學習的氛圍，帶孩子們進行各種文化體驗（演唱會、圖書館、芭蕾）還有上流運動，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可能對這些興趣不大。女性教育程度、女性職場參與率、同質婚姻模式，還有日漸獲得重視的早期兒童學習，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發展之間的連結其實很重要，它說明了不平等在世代間產生並且被跨世代傳遞下去的重要機制之一。
如果受過良好教育、有能力且家境富裕的人傾向彼此通婚，那麼不平等勢必加劇。美國從1967至2007年間，不平等的增加中約有三分之一可以同質婚姻來解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中，從1980年代早期至2000年代早期的貧富不均成長約有11％是因為同質婚姻。
除此之外，如果兒童早期教育與學習的回報飆升，而且如果這些早期優勢只有高教育程度的雙親才能提供（因為如資料所示，比起低教育程度雙親，他們能花更多時間陪伴孩子），那麼等在前頭的絕對是更多跨世代傳遞的優勢和不平等。而且必須強調，即使課徵高稅率的遺產稅也一樣，因為金融資源只是這些父母給予孩子們的眾多優勢之一。很多時候金錢優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雖然遺產稅是促進公平競爭、強化均等機會的務實好政策，但以為光憑賦稅政策就能讓窮孩子和富孩子擁有同樣的人生機會，那絕對是個幻想。
更多跨世代的所得和財富移轉
針對美國的高度所得財富分配不均，過去的辯解是每個人不論出身背景，都有機會爬上成功的電梯。這種說法後來被稱為「美國夢」（American Dream），強調的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結果」均等。這是種動態、未來導向的觀點。熊彼得在討論所得不均時曾經用一個很好的比喻來解釋：我們可以把某年的所得分配想成住在一間旅館裡不同樓層的房客，樓層越高房間越豪華。
如果房客可以在樓層中遷徙而且如果孩子毋須一直住在自己的出生樓層，那麼光靠某一時點哪個家庭住在哪個樓層的定格資訊，其實無法得知這些家庭今後會住哪裡，還有他們長期的狀態。同樣地，單一時點的財富分配和不平等程度可能會誤導我們或是誇大了貧富不均的程度，而且也缺乏了跨世代流動的面向。
不管是大眾的想像或經濟學家的理論中，美國夢始終深具影響力。但過去十年間，歷史上第一次有相關數據出現後，這個說法開始受到強烈質疑。邁爾斯．寇拉克（Miles Corak）研究了世界上22個國家後發現，不論哪一年，不平等程度都有正相關性，而且雙親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間也有強烈相關性。
這個結論很合理，因為貧富不均嚴重就表示有錢孩子相較於窮孩子，享有更多更好的機會。他們不僅會有較多遺產，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從父母處得到更多社會資本，還有許多其他無形優勢；窮人家小孩則一項也沒有。雖然其他較為平等主義國家的所得流動比美國高，美國夢因此黯淡不少，但這並無法證明世代之間的流動正在逐漸惡化。
不過，近期的研究的確表明了跨世代流動正在下滑。強納生．戴維斯（Jonathan Davis）和巴西卡．馬尊德（Bhashkar Mazumder）以「雙親─兒子」、「雙親─女兒」為單位，比較了1949至1953年出生，以及1961至1964年間出生的人們。他們發現後者的跨世代流動明顯低落。
他們以兩個共用指標來驗證相對跨世代流動：排名對照（雙親和子女在所得排名上的相關性），還有世代之間的收入彈性（雙親和子女的收入相關性）。兩項指標都顯示出雙親和子女的收入相關性隨著時間越來越高（排名對照的相關性，女兒組從0.22上升到0.37，兒子組是從0.17上升到0.36。跨世代所得彈性的女兒組從0.28上升到0.52，兒子組從0.13上升到0.43）。
這兩個指標的轉折點都出現在1980年代，那也是美國所得不平等開始惡化的年代。事實上，當時有三個變化同時發生：不平等上升，教育報酬率上升，還有雙親和子女的所得相關性上升。因此我們可以看見，不只橫跨不同國家，甚至橫跨不同年代，高度所得分配不均和低度跨世代流動多半連袂出現。
好書推薦：
書名：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
作者：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
譯者：陳松筠、孔令新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0/06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4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