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一百種模樣：震災後的尼泊爾，她們如何平復心理創傷？｜海莉葉．蕭克羅斯（Harriet Shawcross）／獨評讀好書

尼泊爾午餐吃得早。早上才過一半，珊提已經點起了爐子，燒起了扁豆做達八（dal bhat）。她正要把醬湯舀進錫盤的當兒，屋子開始搖晃。她第一個想到她丈夫。遵循尼泊爾多數地區的習俗，她還是個孩子時，就嫁給了大她將近20歲的男人。勞碌的生活將他變成了個老頭，肩膀上的皮膚鬆鬆垮垮，肺裡住著結核菌。她覺得他無法及時逃出家門。

我們在地震發生快滿兩年時碰面。才上午11點半，她已經開始收拾午餐的盤子了。我們不是第一群跑來尋訪地震故事的人，她也沒準備食物給我們。我的翻譯員看起來並不訝異。

被毀壞的家

珊提拉了幾張小小的藤編凳子出來，讓我們坐在外頭，隔著一片薄薄的帘子聽她移動鍋碗瓢盆。他們破舊的鐵棚在大路邊，我們的凳子平衡在排水溝的堤防上。

「他們稱這些為小屋。」我的翻譯員一邊告訴我，一邊用手機搜尋。「地震生還者的房子常常還是在的，只是他們不敢回到裡面。」她伸手指向路的對面，那裡有排紅磚屋。有些就像娃娃屋，屋面被掀開，露出每個房間的輪廓和廢棄的生活痕跡。有些則被裂痕劃過，從地面一直到天花板，好像才蓋到一半，二樓不見了，樓梯向天空伸展。

珊提出來了，用棉質連身裙揩著手，說不好意思慢了。她指向一條通往舊居的路。房子倒下時，他們根本不敢進去，睡在路邊，直到地方的非政府組織提供避難所。她始料未及，全家人會在草草搭起的「小屋」待上兩年。小屋的門只是一片串在鐵皮中間的東西，而鐵皮則是最方便的建材，冬苦寒，夏酷熱。錫製的屋頂壓著磚頭和木桿，以防被季風吹走。沒有繩索將這些小屋固定在地面上，他們就這樣在這一小方地上相依為命。

我的翻譯員解釋道：政府津貼下來得慢，「沒有地方政府，所以沒人知道要向誰求助，也不知道能得到什麼，大家卡在這裡。」今年稍早這裡發放了三波政府補助，但珊提還沒拿到。她說房租漲不停，所以一直待在這裡也不是辦法。翻譯告訴我：「她是對的──這塊地之後會很值錢，因為這裡很靠近城市。」他們正在蓋一條通往加德滿都的新路，小屋後方就有挖土機正在作業。一群孩子和青少年旁觀著挖土機把村子的邊線刨出新貌。

班加馬提離尼泊爾首都車程只要半小時，本身和從都會擴散出來的郊區難分難解。傳統上，班加馬提是一個重要的儀式中心，每年會有儀仗車從這裡開往首都，祈求豐收和繁榮。地震後的幾個月，雖然儀仗車照常來往加德滿都，但班加馬提的主要寺廟已經毀壞，現在差不多只剩下一個坑。

貧窮、創傷、家暴與社會壓力

見到珊提數天後，我和尼泊爾跨文化心理社會組織的領導人談過話，他們在這裡推廣精神衛生。他告訴我，女人不只要承受身體上的勞動，往往還要扛負精神跟情緒的包袱。當丈夫不在，她們要擔負一切：持家，重建被地震毀掉的家。但因為父權架構歷久不衰的緣故，她們在決策過程中幾乎毫無地位可言。

這裡的女人肩負實體與情感重建的大任。他說這是一種「失衡」，讓她們的日子「難以忍受」。我很驚訝地發現，尼泊爾育齡女性當前的主要死因竟然是自殺。我把這個數據告訴當地人的時候，竟沒有人表示意外，數據只是證明了這裡日子多難過。

我和翻譯員靜靜坐著，一邊喝甜茶，一邊看珊提在受創的大地上緩慢移磚。隨後有三個女人加入了她，她們推著獨輪車，手腳利索又機械化。現場煙塵瀰漫，做工時沒人說話。我舉起手機，怯怯地拍了張照片。剎那間，我出現在這裡的理由荒謬無比。我是個可恥的觀看者。當失去的傷痛猶新，當務之急是重建而非反芻，我怎麼可以問她是如何消受失去一切的創傷的？但我來都來了──覺得還是得試試──，我要知道人們如何處理創傷，暸解談話是否對此有益。

我推了推翻譯員的手肘，於是她叫住珊提。「迪迪（Didi），」她的叫喊穿過工地的噪音，她的話在尼泊爾文裡的意思是「姊姊」，用於稱呼年長的女性。珊提放下磚頭，走上前來，拿掉臉上的罩布。我的問題顯得無可救藥地唐突。開口前，我還能聽見那句話響在腦中：「你可以說說地震發生時是什麼感覺嗎？」

「她說很難過。」翻譯員表示。話中斷了。翻譯員揚起帶著疑問的眼神，摸了摸鼻釘。「還有嗎？」

我舉出一堆先前讀過的創傷症狀，希望能得到更為豐富的答案：「她睡得著嗎？或者，容易受到驚嚇？」我抓來一堆例子：「有沒有任何記憶會將她瞬間拉回事發的當下，讓她覺得好像事情還在發生？」我的翻譯員點了點頭，轉向珊提，尼泊爾話的問答串繼續。

「她說他們睡不了覺，」翻譯員聳了聳肩，「可是那是因為大家得露天睡覺，而且有很多餘震。」翻譯員繼續說，「對了，她說她感到害怕。還有嗎？」翻譯員又問了一次，眼睛在太陽下瞇了起來。

我洩光了氣。我說：「不用了，沒關係。」我們之間的鴻溝太深了。我不確定問題出在我組織提問的方式，還是翻譯的品質，還是問起任何這些事的荒謬性讓對話中斷了。我雙手合十表示敬意，把茶喝光。

在回去的計程車上，我尋思自己該怎麼做。當然，當你要一磚一瓦拆掉鄰居的房子才能存錢付房租，你根本沒有時間浪費唇舌，或去分析你的因應模式。當你還要為生存掙扎，連腳下的土地都無法信任，你根本沒時間談論自己受到的波及，或是辨認創傷的症狀。

我轉過身，從計程車後座的窗戶看向珊提，她正把推車中的磚塊倒出來。他們還算是幸運兒──收入穩定，離加德滿都的商機也近。儘管如此，他們沒空說話。

在不同的文化中思考苦難

無法和珊提對話，讓我十分羞愧。我遁入帕坦區（Patan）的一間西式咖啡館，它座落於城市的時髦地帶。這裡的招牌和符號，我看得懂：無線網路、無麩質布朗尼蛋糕和香蕉優格飲料，我知道我的語言在這裡會行得通。

我到咖啡館來，是為了見美國人類學家黎安娜．切斯（Liana Chase），她研究當地人在天災之後如何和引進國內的心理健康服務互動。她剛從辛杜帕爾喬克縣（Sindhupalchowk）健行回來，那是災情最為嚴重的區域之一。

她告訴我，班加馬提的景況一路延伸到山上去。她說：「人們遭受的苦難不少，可是未必是因為災後創傷。這些社會問題比較像是生活條件引起的──因為他們一貧如洗。」酗酒情形曾加了，亟欲重建的焦慮也帶來了反效果──家庭關係會隨之緊繃，家暴事件因此頻傳，就和艱困時局總會發生的事一樣。

她跟我說：珊提的堅韌很正常，苦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當地人早已廣為接受。「我覺得這一部分跟這些佛教社群有關係，他們相信佛教裡『苦』（dukkha）的概念。」她跟我解釋「苦」是佛教四諦中的第一道聖諦，人生而痛苦與不滿足，所以苦難是無可避免的。只有悟道才能化解這種苦，讓你從凡俗的存在中解脫。她繼續道：「重要的是，這代表苦難、失去跟傷痛都被正常化了，而不是病態化。」

她解釋：要讓人們敞開心胸，重要的是必須先了解觸及低落感的方式和西方世界不一樣。關鍵的是：「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在尼泊爾的語境裡意義不大，因為依據尼泊爾話建構「自我」的模式，低落的感覺並不像腦科學所教的一樣來自大腦，而是來自尼泊爾話稱為man（意作「心／思」，英譯為heart-mind）的地方。在西方的心理學中找不到任何類似「心／思」的概念，但它潛伏在你胸中，讓妳經歷情緒和某些形式的思緒。反之，稱為dimaag 的「腦／神」（brain-mind）才是邏輯思考發生的地方。在尼泊爾，「腦／思」的失常背負頗重的污名，而「心／思」失常的tanaab 則被視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黎安娜說，如果嘗試用西方的語彙談論創傷，會帶來風險──你不但會嚇到地震受害者，還會在無意間讓他們受到孤立或污衊。

比起「談談你的感覺」，她們更需要實質的生活改變

我們的會談內容接下來漸趨複雜。黎安娜跟我說：由於苦難在尼泊爾往往化為身體的症狀，或是強調生理上的感受，而非情緒的波動，所以人們會抱怨肚子痛或疲勞，但不會談論低落感。她說：「這方面很多時候圍繞身體症狀打轉，人們會講『我太太頭暈』或『她老是忘東忘西』。很多人提及手腳的麻木感跟刺癢感，管這叫jhum jhum。他們口中的一系列症狀頗為一致，但可能無法對應到我們熟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黎安娜感興趣的事情，以及將她吸引到尼泊爾來做研究的動機，是尼泊爾關於自我與苦難的觀念引起適應當地文化的新型草根運動，提供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精神健康照護。隨著十年內戰在2006年終止，她告訴我：「這些地方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冒出」，幫助兒童兵和老百姓從戰亂中恢復。他們使用當地的語彙諸如「心／思的緊繃」，加上對壓力引發身體症狀的了解，發展出一種專門針對尼泊爾國情量身打造的諮商服務，至今仍被廣泛應用。

這個「新時代」超越了直接的講談，觸及所謂的「心理社會諮商」，將精神健康視為環境因子的產物。根據黎安娜的見解，這裡的人不只在意談論他們自身的問題，任何討論必須和能緩解低落感因素的主題並進，可能是貧窮、酗酒或家暴。

「在這裡，處理精神健康的策略屬於問題導向」，她表示，「如果你知道有人因為家庭環境或經濟狀況情緒低落，那麼你得直搗問題的根源，而非只是談論它。」這有一部分來自他們的觀點，認為情緒低落並非單純是內在難以言喻的苦痛，而是一切進行式的樞紐，情緒的、社會的、經濟狀況的進行式，沒有人是在真空狀態感到低落的。

尼泊爾的跨文化心理社會組織（Transcultural Psychosocial Organisation，簡稱TPO）是這種心理諮商模式的先驅，創立於內戰尾聲，目前致力於改進國內的精神衛生。黎安娜說他們獨一無二，發展出地方女性的社群網路，讓她們在村落裡挨家挨戶提供「心理社會的協助」。實際上，這些婦女提供的幫助和撒馬利亞人協會的主動式傾聽類似，她們受的訓練約束傾聽者別「挖太深」，只要聽取困擾，並將嚴重案例轉給地方的心理醫師，讓患者得到更個別化的照護。

「心理社會問題」而非「精神健康問題」

幾天後，我見了尼泊爾TPO的領導人蘇拉治．柯伊瑞拉（Suraj Koirala），他的立場和黎安娜互相呼應，強調在尼泊爾不談精神健康。他這樣開始，「當你講到精神健康，你知道，他們會想像這個人衣不蔽體，攻擊性很強，被關在房裡或拴著鏈子，他們不會覺得精神健康跟他們有什麼干係。我們透過症狀來處理精神健康，因為人人都會有症狀，像是輾轉難眠，或不想和人說話。那才是大家可以了解的狀況。我們將之稱為『心理社會問題』，而非『精神健康問題』。」

他說：經過了那場地震，他們的團隊發現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案例數量低於預期。但不像黎安娜，他並不把原因歸結到宗教上，而是指向政治。「我個人認為，這裡的人之所以堅強，是因為他們不指望政府。如果他們之前什麼也沒有，那之後也不會期待任何東西。他們不用等通知下來，自己就會開始重建。」我猜他料中了。擁有行動的自主性可以限縮創傷感，這方面證據很詳實，而常使人陷入憂鬱迴圈的因素之一，就是無能為力的受困感。

蘇拉治指出：當今的挑戰，是說服制定政策的人肯定講談療法值得投資。「當你進到一個地區，和不同的單位合作，你得花很大的力氣讓人們理解心理社會諮商的重要性。大家會比較想把錢花在蓋房子或建造新的橋樑上。」

他說：還是有希望的。儘管地震摧毀了尼泊爾，蘇拉治相信地震長遠上能改變人們對精神健康的觀感。災難招來了新一波的資金，也提升了人們對諮商與心理社會協助的興趣。所以，有更多人開始談論他們的問題。

我開始明白，自己早先和珊提談論地震的嘗試中有著多大的誤解。這是個抵抗力強韌的文化，經年累月的政治與民間動盪讓人民學會自求多福，而且根深柢固的宗教信仰也將受苦劃入無可避免的必然中。再者，當人們願意談論自身感受時，他們的意思和西方定義困苦的觀念又迥然不同。原本在我的想像中牢固確實的概念，像是自我或受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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