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冒險、易受傷、愛投訴：ｉ世代的「安全空間」理論｜珍．特溫格（JeanM. Twenge）／獨評讀好書

作家克萊爾．福克斯（Claire Fox）某次到英國一所女子高中出席辯論會，她本來期待女同學會挑戰她的發言，沒想到卻有人當場落淚。這些女生不同意她的觀點時，反應是哭泣，並說：「妳不能這樣講！」卻不為自己的立場提出合理論證，這讓她很震驚。她把ｉ世代稱為「雪花世代」──極為脆弱，遇到一點小壓力就融化。

ｉ世代對安全的關注有其反面：不只避開交通事故和性侵害，還要遠離那些觀點與你不同的人。以「安全空間」為例，根據最新的解釋，認為某些意見冒犯到自己時，可以到安全空間去保護自己。近年來，安全空間在大學校園蔚為流行，當具爭議性的講者到校內演講時，如果學生為講者的言論感到不安，可以聚在另外一個地點，互相安慰。

安全空間不僅呼應了ｉ世代對安全的關注，也反映出他們會把安全和童年經歷聯想在一起。美國歷史學家喬許．塞茨（Josh Zeitz）在《政治家雜誌》（Politico Magazine）中撰文指出：「過去的學生運動分子希望別人把他們當大人，如今的學生希望別人把他們當小孩。」

避免讓情緒受傷的「安全空間」

安全空間最初是為弱勢學生或LGBT而設，他們知道自己在那裡可以獲得接納。他們可以在那裡自己人聚在一起，不需要擔心別人的批判。然而近年來，安全空間一詞的定義已經擴大，泛指可以避開爭議性意見的地方。喬治亞學院與州立大學的學生詹姆斯認為安全空間對LGBT人士有益，因為他們在那裡就不至於受到批判，但他不贊成建立安全空間給學生避開爭議性意見。他認為，安全空間的概念如今已經扭曲，悖離了初衷。「安全空間應該是給那些需要一個地方表達想法的人，讓他們在那裡不用擔心受到言語上或肢體上的傷害。只是害怕被冒犯的人，並不需要安全空間。（個性那麼神經質的話）你在我們這個世界很難正常生活。」

這是耐人尋味的反轉：原本的安全空間是要促進校園對認同或信念的包容，新的安全空間卻暗示學生可以不必接納他人的認同或信念。

18歲的大學新生班則認為安全空間反映出情緒健康方面的問題。他說：「（安全空間）應該要用在你感到驚慌，或憂鬱、壓力很大的時候。這種時候進到安全空間，你就可以稍微放鬆。」因此，他認為要求提供安全空間是一種個人權利。「我的想法是：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最需要什麼；如果有人說他快崩潰了，需要有個地方可以去，這種時候難道我們可以對那人說他不會崩潰嗎？」

你不能講讓我不舒服的話，因為那是傷害

這種安全空間的全新觀念已經普及到什麼程度？我和我指導的研究生哈娜．凡蘭丁漢姆（Hannah VanLandingham）想要知道，只有少數想法比較極端的學生才認為安全空間是躲避對立觀點的地方嗎？

我們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調查了超過200名心理學概論課的同學，全是21歲以下的ｉ世代學生。調查結果顯示，新型態的安全空間已經獲得普遍支持：有四分之三的學生同意「如果很多學生不認同受邀到校內的講者所發表的言論，學生應該建立『安全空間』，讓同學在演講時有地方可以去」。高達86%的受訪學生同意「大學的行政單位有責任為了全體學生的蓬勃發展建立安全空間」。由此可見，絕大多數受訪同學都認同設立校園安全空間的想法──既可供爭議性演講時用，也作為學校的整體目標。這不是偏激的想法，而是大部分ｉ世代都接受的概念。

另外一個應對爭議性講者的方式，則是「取消邀請」，根本不讓對方來。許多邀請最後都讓校方以維護學生的「健康」或「安全」為名義取消了。這裡指的通常不是身體上的健康或安全，而是情緒上的。美國麻州的威廉士學院曾經取消某位人士到校演講的邀請，當時校報對此發表意見，指出如果該名講者出現在校園裡，會引發學生的「情緒傷害」（這又是ｉ世代獨有的詞）。

比起去討論可能引起不適的言論，照顧學生的心情、讓同學免於苦惱還比較重要──如果會造成同學不安，那種思想我們就不歡迎，那種講者我們就列為拒絕往來戶。為什麼想法跟講者相左的學生不能選擇不出席就好？我問過一些ｉ世代同學，但答案始終不令人滿意。

ｉ世代學生對於安全和保護的執著，現在也延伸到課程讀物上──課程讀物必須先過濾，去除任何可能冒犯到某些人的內容。愛德華．施勞瑟（Edward Schlosser）在他的文章〈我是自由開明的教授，我自由開明的學生嚇壞了我〉（"I'm a Liberal Professor, and My Liberal Students Terrify Me"）中指出，許多教師因為擔心學生投訴課程讀物的內容令人反感，會讓他們失去教職，因此更改了課程大綱。施勞瑟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學生的心情，而不是他們的智性發展，由於擔心學生可能會不安，就犧牲了引人深思的討論。

保護我們，確保我們的安全，是你們的職責

許多校園事件都有一個主題，即學生會呼籲更高層的權威出面解決問題，而非自己處理。耶魯大學的情況就是如此：學生對於需要自己解決問題感到反感。問題來了：為什麼處理這些問題現在屬於行政單位的權限，而不是學生的事務？答案很明顯：ｉ世代的漫長童年。他們希望大學行政單位要像孩子眼中的父母一樣無所不能。

舉例來說，達特茅斯學院曾有兩名學生受到另一名學生的侮辱，說他們「在鬼扯」。這兩名學生沒有挺身對抗出言冒犯的人，反而向學院的「多元主義與領導力辦公室」（Office of Pluralism and Leadership）舉報這起事件，學院的「校園安全事務部和歧視事件因應小組」隨後也開啟調查。

我問就讀喬治亞大學的達內爾，如果有同學向他說些令人反感的種族言論，他會怎麼做？他會當面回應，還是去找學校人員？達內爾表示他會去找學校人員。他說：「當面回應絕對不是好主意，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或者跟對方講一講會有什麼結果。這樣對公共區域的其他學生或民眾來說並不安全。有可能爆發肢體衝突，接下來想必會有人趁機起鬨，或者對方可能帶著刀子──會怎麼樣你真的說不準，而且我也不喜歡陷入自己無法控制的局面。所以我會退一步，讓第三方介入。」

達內爾準確指出了種族歧視言論傷人的本質，不過向權責單位舉報也有相當明顯的缺點：請行政單位出面通常會擴大而不是解決衝突，且往往會導致出言不遜的人激烈反擊。這麼做也有可能讓人不敢發言，扼殺重要議題的討論。《大西洋雜誌》記者康納．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在雜誌上撰文指出，向管理者舉報微侵略行為（指無意間傷害到女性或少數族群的言論）會使學生幼兒化，因為「處在一個風險比第一份工作、與人同住或結婚成家還要低的環境」，他們無法學會如何自行處理類似情況。

2016年3月，埃默里大學的學生有一天早上發現，有人在校園內的人行道上用粉筆寫了「川普2016」的標語。部分學生表示這種訊息讓他們感到不安全，抗議的學生還向學校行政單位大喊：「你們沒在聆聽！跟我們談談，我們很痛苦！」該起事件廣受奚落，喜劇演員賴瑞．威爾墨爾（Larry Wilmore）就在他的節目中模仿一名抗議學生說的話：「我不知道我去上學，會遇到想法跟我不一樣的人。好可怕。」

ｉ世代凡事狀告高階權責單位的心態，使得學生在有人（甚至是與學校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士）出言冒犯時，針對學校行政單位發起多次抗議行動。2015年的秋天，密蘇里大學就發生這種情況，最終導致校長辭職，即使他和最初引發抗爭的事件無關（開卡車經過的民眾以種族歧視字眼辱罵學生）。該校學生表示，他們的校長並沒有為他們建立安全的環境。

是重視對方的情緒，還是任由感覺主導現實？

盧基亞諾夫和海特發表在《大西洋雜誌》的文章指出，學生對安全空間、敏感警告、微侵略等概念的重視，會讓發展倒退──無微不至地保護學生情緒，實際上可能損害他們的心理健康。在治療憂鬱症上，最常見、經過最多實證的談話療法是認知行為療法。這種療法會教人盡量更客觀地看待事物。宣導安全空間、敏感警告、微侵略概念的言論卻反其道而行：任由感覺引導你對現實情況的詮釋。

也有人認為，這種風氣很難幫助學生做好準備進入職場。在職場上，學生會遭遇許多觀念不同的人，如果他們跟老闆抱怨，說有人傷了他們的心，老闆不會給他們溫暖體貼的回應。記者茱蒂絲．史秋拉維茲（Judith Shulevitz）曾在《紐約時報》社論版批判安全空間，她這麼寫道：「大學層級的討論保持在「安全」範圍，可以讓高敏感者感覺良好，而這對他們和其他人都不利……保護他們，讓他們不用接觸不熟悉的觀念，……在踏出風氣受到嚴密管控的校園之後，他們會沒有充足的準備去面對社交上、智性上的逆境。」

部分ｉ世代同意這樣的說法。大學生詹姆斯認為，對某些議題敏感的人，做選擇時需要謹慎。他表示：「如果主修科系的必修課程經常觸發你的敏感神經，也許這個科系不適合你。我的兄弟主修刑事司法，那邊的課程都有敏感警告，因為課堂上都在討論謀殺案。抱歉，現實世界中的警察面對那種事情可沒辦法逃避。如果警察因為大學的敏感警告而沒有受到完整的訓練，無法應對各種狀況，事情就過頭了。」

班，即我們先前提過的18歲大學新生，他認為學生之所以越來越支持安全空間和敏感警告，單純是因為心理健康。他說：「社會似乎認為我們這個世代嬌生慣養、喜歡抱怨，而且臉皮薄得要命，但我認為他們歪曲了事實。目前的趨勢是要越來越了解人的感受和心理健康。這種趨勢看在某些人眼裡像是在寵溺，因為我父母小的時候，很多人都受到壓迫。以前同性戀很危險，大家都認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不是真正的疾病，對焦慮的了解也還不夠充分。我們正在努力更加了解這些，而這並不是壞事。」

他說，了解是為了建立安全感，是為了幫助脆弱的人。「我們相信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人是生理出了狀況，需要接受治療。我們認為焦慮的人需要人們的理解，而不是只會說他們臉皮很薄。」對班來說（我猜對許多ｉ世代也一樣），他們之所以支持安全空間和敏感警告，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別人的需要，如果不支持似乎就太殘忍了。

對安全的執念從哪來？

ｉ世代對安全的關注，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源自童年時期。如果父母把孩子當成幼童看，就會更加保護孩子。一般來說，孩子的年紀越小，我們就越不會讓他們離開視線範圍，會幫他們裝更大的汽車安全座椅，也會覺得需要對他們的安全負起更多責任。當10歲的孩子被當成6歲，14歲被當成10歲，18歲被當成14歲，孩子和青少年就會生活在童年的繭裡，在更長的時間中充分感覺自己很安全、受到保護。等到他們上了大學，會突然感到自己毫無防備又脆弱，並且會嘗試重建幾個月前家裡的那種安心感。

嬰兒潮世代和Ｘ世代比較有可能在上大學前就體驗過自由，也比較不需要劇烈的調整。這些人現在都已經成為教職員和行政人員，想破了頭也無法理解ｉ世代年輕人為何希望自己被當成小孩，為何一發現情緒可能會不安就畏縮。

總體而言，如今兒童受到的保護比過去要嚴密得多。作家漢娜．羅森（Hanna Rosin）在《大西洋雜誌》上提出她的觀察：「陪三年級學生走路上學、禁止孩子在街上打球、把孩子放大腿上一起玩溜滑梯，這些在1970年代會被當成偏執狂，現在都很常見。事實上，這些行為還代表了良好、負責任的教養。」上述這些可不只是作家的個人觀感：1969年有48%的小學、初中學生走路或騎腳踏車上學，到了2009年，只剩下13%。即使住家離學校不到一公里半，走路或騎腳踏車上學的比率也從1969年的89%大幅下降，到了2009年只有35%。

密西根州有所小學禁止學生玩兒童最愛的鬼抓人遊戲，說這種遊戲很危險。還有一所學校禁止學生側手翻，除非有教練監督。很多城市已經禁止玩街頭曲棍球（一種用球棍和橡皮球玩的街頭遊戲）。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有70%的成人認為從他們小時候到現在，這個世界對兒童來說已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即使一切證據都顯示，現在的兒童其實比較安全。我們總是保護孩子，讓他們避免遭遇（真實和虛構的）危險，等到他們上了大學，建立起拒斥現實世界的安全空間，我們卻很驚訝。

重視安全是好事，卻也可能養出更不敢冒險的一代

那麼，對安全的關注是好事還是壞事？與許多文化和世代趨勢一樣，可能兩者皆是。

美國人對安全的關注始於一項令人讚揚的目標：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於受傷及死亡。相關的推廣行動當中，最顯著的當屬行車安全，包括強制使用汽車安全座椅、強制繫安全帶、限制青少年駕駛權的「漸進式」駕照法規，以及將全國合法飲酒年齡提高到21歲的一系列法規。這些措施效果卓越：車禍死亡率直線下降。2014年死於車禍的兒童與青少年人數與1980年相比只剩不到三分之一。

越來越少兒童和青少年在汽車裡喪命，這無疑是件好事。汽車安全座椅雖然不免造成父母的麻煩，卻能拯救人命。上述這些都是關注安全的明顯好處，而從這些方面來看，重視安全其實沒有壞處。

其他安全措施也受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舉例來說，如今的遊樂場地板都是塑膠材質，表面柔軟，（有些人表示）玩起來很無聊，不會特別引起小孩子的興趣。漢娜．羅森在《大西洋雜誌》上指出，對安全的重視已經扼殺了兒童對於探索、透過自己做決定來學習的本能需求。她提出了一項替代方案：英國有一種遊樂場，以過去的兒童可以自由嬉戲的常見廢棄停車場或垃圾場為設計藍本。孩童在那裡可以到山坡上玩滾輪胎，攀著繩索當鞦韆玩，盪一盪偶爾還會盪到小溪裡，還可以在鐵桶裡生火。羅森提出以下觀察：「如果有10歲的小朋友在美國的遊樂場生火，有人會去報警，那個小朋友應該會被帶去接受輔導。」有一部以遊樂場為主題的紀錄片，其中一幕拍攝一個看起來大約8 歲的小孩子在鋸一塊沒有擺穩的木板。我猜不只是我，應該有很多現代父母也會立刻想：「他會把自己的手指鋸掉。」但他沒事。

羅森並不是第一個觀察到我們可能過分保護孩子、把他們養成軟腳蝦的人。《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編輯哈拉．艾斯妥夫．瑪拉諾（Hara Estroff Marano）在她的著作《軟腳蝦國度》（A Nation of Wimps）裡指出，父母的過度保護和形影不離，會使孩童變得脆弱，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如何自己解決問題。她寫道。「看看完全消毒的童年，膝蓋上沒傷疤、歷史課偶爾才拿C。孩子需要知道，他們有時需要覺得難受。我們能透過經驗學習，尤其是不好的經驗。」

蕾諾．斯肯納齊（Lenore Skenazy）也提出了與現今觀念背道而馳的育兒法，在《自由放養的孩子》（Free-Range Kids）一書中稱之為「自由放養法」。她認為對安全的過度執著，代表了扼殺孩子的創造力和獨立性。2016 年她接受《衛報》訪問時表示：「這個社會逼我們總是設想最糟的情況，行動時要想著那可能會發生……社會上的一切都是這樣建構起來的，這讓父母嚇得要命。為了因應，他們只好讓孩子時時待在有人監看的環境……這毫無樂趣可言。」

那麼，為什麼變得更安全的世界，沒有孕育出願意冒險的世代？孩子為何沒有因為覺得安全而敢於冒險？簡單來講，因為人性不是這樣。一般來說，人克服恐懼的方法是挺身面對，而不是畏縮逃避。舉例來說，治療恐懼症最有效的方法是讓恐懼症患者起身迎戰最大的恐懼。此時若沒有任何壞事發生，恐懼感就會減輕，接著消失。如果沒有類似的經驗，恐懼感則會持續存在──或許這就是ｉ世代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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