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中孤單、在理想中受傷，卻依然不放棄的「存在感保衛戰」｜傅榆／獨評讀好書

「全國同胞們，台灣就要毀滅了！毀在民進黨的納粹法西斯手裡！毀在李登輝國民黨的慈禧太后義和團手裡！」──1994年台灣迎來了第一次台灣省長與直轄市市長選舉，我所居住的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呈現國民黨黃大洲、民進黨陳水扁與新黨趙少康三強鼎立的局面。當時趙少康策略性地將這場直轄市長選舉提升到了「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層次，因而在辯論會上這樣高喊著。

最後那次市長選舉由陳水扁勝出，成為台北市第一位民選市長；同時，在省長選舉方面，我爸當年最喜歡的政治人物宋楚瑜代表國民黨，擊敗了民進黨籍的陳定南，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省長（也是唯一一位）。

20年後的2014年，台灣沒有毀滅，倒是發生了三一八運動，為了抗議政府草率通過與中國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群學生們憤而佔領了立法院議場。這時的我已經成為了一位紀錄片工作者，持續以鏡頭紀錄著運動學生蔡博藝、陳為廷大起大落的人生。同樣在2014年，我大學時期的偶像郭力昕老師為我先前拍攝的紀錄片《藍綠對話實驗室》寫了一篇影評，叫做〈聆聽與對話──年輕世代重啟民主教育〉，開頭就從20年前的那場台北市長選舉開始寫起，幾乎將趙少康所標舉的「中華民國保衛戰」視為20年來台灣殺得難分難解的藍綠、統獨與省籍矛盾的開端。

回看20年前，當時才小學的我，當然不曉得那場選舉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政治攻防，比起這個，我更苦惱於自己正面臨轉學後人生第一次遭受排擠的窘境。但我沒想到的是，那段揮之不去的排擠經驗，和台灣社會越來越糾結的省籍、統獨、藍綠問題，居然過了20年後慢慢地連在一起，變成我生命裡最重要的議題。

台灣人的台灣夢

我是傅榆，台灣人，但我爸媽並非本來就是。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讀大學的時候才來台灣；媽媽是印尼華僑，9歲時來台。

在上大學以前，我總以為自己是「外省人」，對於這個族群分類名詞的意涵我從來都搞不清楚。那時天真地以為，所謂「本省人」就是閩南人，因為我不會說台語，所以我應該算是外省人吧？誤踩在這個位置上的我，總是對「台灣」有種疏離感，並對於「本省人」所宣稱的正義會有種難以接受的厭惡。但隨著我開始拍攝與政治認同相關的紀錄片，漸漸地我不再對自稱「台灣人」有任何的疑慮。

會有這樣的轉變，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拍攝一部又一部關於台灣政治的紀錄片，讓我有機會認識到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尤其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對那段歷史有越多的了解，越容易讓自己不再那麼容易僅以「省籍」遺留下來的情緒看待身份認同。

現在的我，認同自己是個台灣人，我的夢想是有一天，台灣（不管叫什麼名字）可以成為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我曾經試著要爬梳這個夢想從無到有的過程，但始終找不到那個初始的時間點，或許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起好了。

超級大女人與家庭小精靈

自我有清晰的記憶以來，我們家就已經住在天母的中山北路七段。更早之前，由於我爸曾在文化大學教書，我對自己住過陽明山宿舍還有一點點印象，只是很模糊了。但無論如何，台北就是我原生的地方。

由於媽媽沒有正職工作，便自己開了一間英文補習班。雖然她大學讀的是師大家政系，但曾隨我爸出國留學，在英國待了很多年。在英國的那幾年，她接案做打字和翻譯，或許因此累積了一點工作經驗和英文實力。在台北定居下來後就認為可以開一家英文補習班。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她的個性很敢為，行動力很強。

一反性別刻板印象，媽媽在家庭角色中比較常扮黑臉，個性比較偏執一些。譬如說她認定漫畫是不好的東西，就完全不讓我們看漫畫。我和妹妹買了漫畫，就必須找地方藏起來，常常是藏在補習班櫃子裡，不能讓她發現；又或者她要求我們放學後必須馬上回家，長期下來，導致我不馬上回家就有罪惡感。有一次我只是放學後去吃冰淇淋，回家之後就必須說謊。

許多像我媽媽這樣性格的母親，自己在家中雖然強勢，卻未必會贊同男女平權。伴隨著強勢的個性，是可以拿「完美」來要求他人、特別是別的女性，衡量每個人是否扮演好她「應該」扮演的角色。這也是一種生活中的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比政治權力隱性。人們習慣在其中呼吸，順著它的邏輯行動，往往毫無知覺。就像電影中，最想維持「完美嬌妻」的想像與制度的，是服膺這種權力關係的女性。我想，這可能是台灣許多媽媽的寫照。

相對的，我爸很像《哈利波特》裡面的家庭小精靈，任勞任怨。他很喜歡做家事，只要我們開心，他就會開心。他總是默默地維持家裡的整潔與秩序，當然他有時也會生氣，但還是為了家人，默默把怒氣忍下來。

我媽是有話直說、直腸子的人，她希望我們有話不要悶著不說。有時候我們覺得她近乎挑釁，所以會想要息事寧人，但越是這樣，她越會更咄咄逼人。她對現在的政治情勢不大滿意，經常對著我抱怨蔡英文、柯文哲，說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我說，我也沒有喜歡柯文哲啊，妳為什麼要一直講給我聽。她就會回說，我又不是講給妳聽的，我自己想說不行嗎？

換個角度來想，她也算是為我們家帶來了一種正面的風氣。她也知道我們想法和她不同，但我們不會制止她說。反之亦然。所以，在家裡，我們都能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看法的空間。

成為「被排擠的那個人」

1993年，我從小學四年級升上五年級時，從天母國小轉學到鄰近的三玉國小。因為三玉國小新成立，原來就讀天母、蘭雅國小的學生，如果住得離三玉比較近，就必須轉過去。因此那裡集合了兩到三個學校的學生。

轉學之前，我常在天母附近的公園玩，遇到了後來帶頭排擠我的女生。她是孩子王，也很受男生歡迎，大家都和她交好，我原本也常和她玩在一起。漸漸地，環繞在她身邊形成一種勢力、一種有排他性的人際小圈圈。而一開始，我也是小圈圈的一份子。

然而不久後，班上有個比較邊緣的女生，開始被排擠了──算不算是排擠我也不確定，畢竟時間久了，記憶也有點薄弱了，總之，她會被圈子裡的其他人嘲笑──她的功課比較好，平常也比較少和我們玩在一起。她有一些特殊的小動作，孩子王會帶頭模仿她的動作，嘲笑她。我那時候什麼都不懂，他們笑，我也一起跟著笑，完全沒有罪惡感。

但是到了五年級，我變成被笑的那個人了。他們會故意在我面前講台語，那是我不懂的語言。但我知道他們在說我，因為我聽得懂台語的「29號」，我當時的座號就是29號。我不認為他們是因為我不懂台語而排擠我，而相反，他們是為了排擠我、孤立我刻意改用台語。這段往事變成我的致命傷，每當我感覺到有人因為不明原因在背後批評我，這段回憶就會襲捲而來，挾帶出我深深的自卑感。每當想起這段往事，我總是久久無法釋懷。

因為我也曾是團體中嘲笑別人的一員，當位置轉換，我成了被嘲笑者時，我不知該如何面對，也不敢告訴別人：我被排擠了。當時的我，覺得一定要裝作沒事，裝作我仍然是團體中的一員，仍然跟他們在一起。團體外的人沒注意到我和他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以為我和他們還是一個圈子。只有我知道自己的處境，而默默在心裡亂猜：如果先前那個女生被模仿、被嘲笑，是因為她的一些小動作，那我是不是也因為小動作被討厭？

我開始懷疑自己，在自己身上尋找我被排擠的理由。現在想起來，那是一種很扭曲的心態，覺得被嘲笑都是我自己的問題。但在我當時的認知裡，那些嘲笑我的人不可能有問題，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受歡迎的人。有問題的只可能是我，不會是他們。

在那段期間，他們應該也有排擠過其他人。而當時的我，即使知道，也沒有幫被排擠的人說話。照理說來，我們同樣被笑、被排斥，應該要站在同一邊。但我的自尊心很強，不想讓別人發現我不屬於那個群體了。

於是我終於迎來了人生最難受的畢業旅行。平常在班上，還不至於非有同伴不可，但是畢業旅行要分組，同組還得睡在同一張床上。雖然被排擠，但我還是很想跟他們睡同一間，硬是要湊進去。現在想起來實在很可悲，一張床明明可以睡上好幾個小朋友，卻沒有人想要跟我睡同一張床。

事情就維持這個樣子，直到我從小學畢業了。我帶著這樣的記憶，離開了學校。此後每換一個新環境，我都會很害怕交不到朋友。「避免被排擠，找到認同的歸屬群體」，成為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外省族群的光榮與失落

後來，2018年，我參與公視與國家電影中心合作的「時光台灣」企劃，運用國影中心典藏的檔案影像，製作了一集24分鐘的紀錄短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我穿插剪接宋楚瑜當省長時的政令宣導影片，和一些台語老電影的片段，從省籍的角度，回顧了這段童年經驗，也回頭省思自己這些年拍攝有關政治認同紀錄片的動機。當我和製片廷儀聊到這段往事，她覺得從客觀角度分析，五、六年級正是月經來潮的發育期，人是敏感而容易自卑的，因為不知道自己怎麼了。而且我發育得早，可能會擔心異性怎麼看我，在這種時候被排擠，會傷得更重。

但另一方面，她也覺得我這段童年的經驗和情緒，從時代上來看，正和許多外省人從國民黨牢牢掌握權力的時代，過渡到必須面對本土勢力崛起，期間所經歷的存在危機、與失去安全的感受，有些相似、重合之處。

廷儀的分析，乍聽之下可能有點後見之明，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就如同前面說的，我雖然不認為自己是因為聽不懂台語而被排擠，但在排擠我的人眼中，我不會講台語，卻是事實。這個事實，正給了他們一種方便，可以在我的面前，用我聽不懂的話嘲笑我。而聽不懂、被嘲笑的經驗，也確實對我造成了恐懼。當時，正是90年代初期。同樣的情況，是不是正廣泛發生在外省族群的身上呢？

我還記得自己在年紀更小的時候，大約一、二年級左右，是很受老師喜愛的孩子，在學校名列前茅。我也還記得，小時候常被老師誇獎。老師說我書法寫得好，派我去參加比賽，儘管我自己並不覺得特別好。三、四年級的情況也類似，甚至還算是班上的風雲人物。到了五、六年級，轉學之後，卻忽然在新班級中被排擠。我不但無法適應，更不敢告訴別人。因為自己曾經被肯定、被喜愛過，骨子裡是驕傲的。

這樣想來，雖然嚴格來說，我不是外省人，只是出身於「非本省」的家庭，但我的成長歷程，或許也經歷了一段類似於外省族群的光榮與失落。90年代初，在我為在學校被排擠而自卑，聽不懂別人用台語對我嘲笑的時候，也正是趙少康高昂地喊著「台灣就要毀滅」，打著他的「中華民國保衛戰」的時候。

當時，「政治」還是一個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我也從來沒想過，政治會和我後來的人生產生關聯。

渴望找回存在感的台灣

90年代，台灣走過一段族群權力關係消長的歷史，而我，走過一段自卑與自尊交纏的童年。那段經驗，似乎對我的性格產生了滿大的影響。

最大的影響或許就是：我極度討厭被人瞧不起的感覺。雖然討厭這種感覺，但又經常感到，別人對我的看法與我所想的不同，兩者之間存在一段認知的落差。明明我對很多事情有想法、想要說出來，卻又感到自己很容易被別人看扁。

我不太想刻意刷存在感，或是經營自己的形象，或許因為骨子裡有一種驕傲，覺得自己不需要如此。但，對那些因為我的外表，或他們個人的偏見，而輕易對我做出價值判斷、看不起我的人，我還是會特別想要證明自己，想要讓他們知道：你錯看我了。

這樣的心情，無論在哪一個人生階段，都經常浮現在我的心頭。儘管現在，我的作品已經受到了一些肯定，我還是很容易糾結於否定我作品的影評。尤其是當我看到評論中對我有誤解的時候，我會特別不服氣。我也會擔心，當誤解流傳得越來越廣，是不是暗中受到影響的人越來越多，真正的我就這樣逐漸被誤解淹沒，不復存在。看看那些誤解我、否定的人，他們看起來總是特別有自信，對自己提出的主張一點都不懷疑。是否人們終究只會去聽那誤解我的一方，而不會在意我真實的想法？

這時，在我心中，那個其實可能是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我，就會建立起防衛的機制，我會開始揣測：對方究竟為什麼對我充滿敵意？我會下意識地把可能性歸結成：因為我不屬於他們那個團體，然後心中又暗自許下願望，希望未來有一天，我能夠被接納。

或許，我所有的努力，就是在這種不想被誤解、不想被排擠，希望找回自己單純存在感的狀態下，迸發出來的。

或許，許多人會覺得，「台灣」在國際上也是這樣，我們都有這樣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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