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許多人身邊都有太常發火的人，甚至有些人自己就是那種人。我才剛獲准享有一整年夢寐以求的研究假，可以放下教學及行政工作、專心寫這本書，疫情就爆發了。我原本應該每週 5 天、每天有 8 小時可以寫作，但學校一關閉，我忽然發現自己不得不向孩子的老師承認，我不認為「遠距教學」是個好主意，尤其對小一學生來說。於是，我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拋開 iPad，改用書本和鉛筆在家教孩子。
「我不是你們的奴隸！」我在 1 小時內第 5 次被打斷時大吼。當時我正在彈鋼琴，那是我用來獨處的 30 分鐘時光，但有人的閱讀器需要充電。在這之前，是閱讀器裡沒有好看的書。再之前，是閱讀器不見了。自從前一年新冠隔離開始以來，我肯定已經吼過 70 次「我也是人！」我知道不能傷害孩子，但在那些暴怒的時刻，我真的想不起為什麼。我渴望擺脫每天餵孩子三餐、教育他們的日子，只盼有一天他們能別再敲我的浴室門，乖乖去上大學。
那天稍晚，我語氣粗暴地指責我先生躲在車庫工作，這樣他就不用幫忙哄小孩上床，也不用面對他們偷偷溜出房間，把我的耐性一點一點磨光。那個月我脫口罵出「老天爺」的次數，比疫情前 12 個月加起來還多。每當我對小孩破口大罵，耳邊就會響起父親用西班牙文大吼：「Como se te occure?」（你到底在想什麼？）我閉上眼，彷彿看見母親在他面前瑟縮下去，就像現在我的孩子在我面前那樣。
從小到大，我看著父親一發火就搥餐桌。我們都知道這一定會發生，但不知道會是哪一晚，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三個標準動作，是他火山爆發的警訊：首先，他會用右手連撓自己的大鼻子幾下，接著用同一隻手捋幾下他濃密的白髮，同時從牙縫間吸氣：嘖。不論在餐桌前、車上或超市裡，只要「撓鼻子－捋頭髮－嘖」，你就得準備好了。你要閉上嘴巴，低頭看著地板，當他用濃重口音問那些明知故問的問題，例如「妳知道我是妳爸嗎？」時，就要立刻回答：「是的，爸爸。」你會祈禱他快點把難聽話罵完，並祈禱自己別傷得太重。我會發抖，但不會哭。我心裡覺得，哭只會讓情況更糟，而且我不想讓他得逞。
有些在憤怒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會走上相反的路，但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成了易怒的大人。我們每個人，都在以某種方式應對童年時看見或未曾看見的憤怒。
愛比克泰德：「真正受過教化的人，誰也不責怪」
我對自己在疫情期間的怒氣，最初的解釋是：我是個怪物。但我很懷疑這個想法，因為它聞起來有古代哲學的味道。儘管柏拉圖不是在說我（或任何女性），但我只要照照鏡子，就能看見他所描述的模樣：披頭散髮、眼神狂亂、眼窩凹陷、衣衫不整。封城把我變成一匹暴走的黑馬。我不想當個成天滿肚子火的女人，動不動就因為一點小事對孩子和先生發飆。但我似乎也無法阻止自己氣火攻心、怒從口出。
和所有母親一樣，我也吸收了社會傳遞給我們的訊息：父母應該如何，又不該如何。好媽媽不會讓孩子害怕，不會問孩子「你到底是哪裡有問題？」好媽媽不會說孩子自私、任性，也不會讓他們自覺渺小。而且不必坐在哲學課堂裡，我們也早已繼承那個古老訊息：憤怒是可恥的。
其實，「羞愧」也只能勉強接近我們這些最憤怒的人在爆發後的感受。憤怒的女性往往很難對自己懷有同情。有些人會求助自我成長書；身為專業哲學家，我則近乎自虐地回到那些源頭文本。我透過自己曾經喜愛的種種視角，更深入審視自己的憤怒；儘管它們是最古老、也最過時的來源，竟然仍對我有如此大的牽制力，而且被它們牽制的人並不只有我。
為了緩和我在疫情期間的怒氣，我決定向我最喜歡的光明派哲學家之一、那位提出「只要夠努力就能獲得幸福」這個觀念的人求助。這位哲學家就是斯多噶派的愛比克泰德（Epictetus），我每年都會重讀他的小書《手冊》（Handbook）。愛比克泰德第 15 次告訴我：「未受教化的人責怪他人；略受教化的人責怪自己；真正受過教化的人，誰也不責怪。」
儘管我無法掌控自己的處境──連愛比克泰德也得承認，我沒有能力終結疫情或讓學校重新開放──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怒火。與其責備先生和小孩找我麻煩，我更應該責備自己，竟然期待生活能輕鬆一點，甚至最好誰也不責備，從容接受這個新的日常。這聽起來很美式，一切靠自己。我喜歡。畢竟我是在紐約長大的第一代美國公民（「如果你能在這裡成功，到哪裡都能成功」），從小就被教導努力是美德。於是我再接再厲。
斯多噶哲學也救不了我的育兒暴躁
我重讀了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的《沉思錄》。這位 2 世紀羅馬帝國皇帝暨斯多噶哲學家認為，屈服於憤怒是一種軟弱。奧理略重新表述了斯多噶派的核心信條：「煩惱只來自內心──來自於我們的認知。」而他的建議？降低期望。切記你唯一能改變的只有自己。為此，你要預期每天都會被惹毛，就能不為所動。
對我來說，這就代表我要記得：有小孩就一定會有混亂，我得停止為此感到吃驚或惱火。但預期家裡會亂，桌子也不會每晚自動變整齊，碗盤也不會自動進出洗碗機，吸塵器也不會自動吸乾淨布滿碎屑的地板。奧理略也不會派僕人來替我打掃。封城期間清理這些混亂，讓我再次想起將近 7 年前第一次實踐斯多噶主義時，為什麼後來會放棄。
老大出生時，我曾試著在斯多噶主義的光照下生活。在他出生的第一年，我告訴自己，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我聽從奧理略的建議，訓練自己預期每天都會被惹毛，並預先想像那些可能遇到、令人難受的情況，真的發生時就不會意外。這招偶爾還蠻有效的：想像 6 個月大的寶寶把便便炸出尿布，反而讓我比較敢帶他上飛機，而不是樂觀地期待他的腸胃不會出問題。
那時，我向斯多噶派求助，希望能找到方法，不會因為我那可愛的新生兒整天哭個沒完、不像我想像中那樣乖乖睡覺而生氣。我嘗試了斯多噶派的「勿忘死亡」（memento mori）冥想：透過默想自己的死亡，希望有一天能說出「時間過得真快！」我還學奧理略寫日記，詳細記下自己的心煩意亂，用動筆來平復心情。我試過「從高處俯瞰」，想像此刻和整個人生、甚至整個宇宙相比是多麼渺小且微不足道。
我散步、讀書、冥想。然而，即使我試著預期失望，並想像自己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隻小蟲，仍幾乎沒有感到多少緩解，還是想將哭著的小不點扔出窗外。雖然我從未真的這麼做，但僅僅是無法停止憤怒，就足以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我太軟弱（「未受教化」，愛比克泰德在我耳邊低語），達不到斯多噶派的標準。於是我告別他們，轉向了亞里斯多德。
只要不把情緒付諸行動，它本身並不會造成傷害
在孩子還小的那幾年，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對我比較受用。我很感謝他建議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控制情緒，因為情緒來來去去，而且遠不如行動重要。不同於柏拉圖將靈魂描繪成駕馭馬匹的車夫，亞里斯多德的說法讓我想到一種分隔式的爆米花罐，裡頭分成三種口味：情緒本身、情緒傾向與行為方式。我們對情緒最有經驗，例如快樂、悲傷、憤怒、緊張等等。情緒都是自然發生，有些是恰當的，例如對不公義感到憤怒，有些則不那麼可取，例如嫉妒。儘管如此，亞里斯多德認為情緒很難改變，因此不必花太多心力去硬試。
情緒傾向是指產生某種情緒的可能性。有些人鑰匙丟了就會大哭，有些人則會暴怒，每個人的情緒傾向都不同。假設我的情緒傾向是悲傷，那麼隔離期間，當我的小兒子不肯寫作文時，我也許會哭。但由於我的情緒傾向是憤怒，於是我叫他回房間，因為我不想看到他。但接著我也不想看到自己。我不知多少次徒然地希望，當事情一團亂時，我也能哭出來，像那些「正常」的人、溫柔的人、夠有女性氣質的人一樣。封城期間，亞里斯多德每晚都會摟著我的肩膀，溫柔地提醒我，情緒傾向並不能決定我的行為。
亞里斯多德說，情緒與情緒傾向確實重要，但這是因為認識自我是一種哲學美德。知道自己很容易、而且常常發火，是有幫助的──例如每次抽屜卡住，或甜甜圈盒子的拉片怎麼都打不開的時候。我們有些人會以能覺察自己的情緒為傲，亞里斯多德也會為此喝采，只是他很快就會把我們引到真正的主舞台：行為。
亞里斯多德認為，最重要的是培養正確的「行為方式」，掌控我們面對情緒與情緒傾向時如何持身自處。一向推崇正確行動的他建議，我們應該鍛鍊自己的靈魂，即使面對一團醜陋混亂，也能優雅地回應。有時候，當我的小兒子不肯換衣服時，我沒有出言警告他，而是扶著他愛睏的身子到衣櫃前挑衣服，這就是優雅的行動。既然只要我能優雅地行動，亞里斯多德就容許我感到憤怒，那我又何必因為生氣而責怪自己？
他認為，憤怒的情緒其實是有用的，因為它讓我們有機會練習：即使內心很想翻桌，仍能好好行動。我們許多人都是亞里斯多德派而不自知；當我們差點做出難看的行為，卻選擇了優雅地行動時，會覺得自己像個英雄。
亞里斯多德和斯多噶派不同。他好心地為我們的情緒卸下了「應該」的枷鎖，因為情緒是自然產生的，只要我們不把它們付諸行動，情緒本身並不會造成傷害。氣到想把嬰兒扔出窗外，其實也算是自然的反應，對亞里斯多德來說，重點在於我是否拒絕把那個衝動付諸行動。當你除了工作和家事，還要協助孩子在家學習時，感到憤怒或怨懟是可以接受的，但把那股怒氣發洩到別人身上就不行了。羅傑斯先生（Mister Rogers）以他一貫迷人的方式重述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每個人都有很多種情緒，這些情緒本身全都沒問題。如何對待情緒，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功課。」
好書推薦：
書名：負面不是病：黑暗情緒哲學
作者：瑪莉安娜．亞歷山德里（Mariana Alessandri）
譯者：賴盈滿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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