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開始報導中國收養議題，此後世界變得愈來愈小。社群媒體、通訊科技、人臉辨識、DNA檢測，消弭了跨國收養者與原生家庭之間曾經遙不可及的距離。回想2009年，要在中國為收養兒童尋親，簡直像在沙漠中尋找一粒沙子，機率渺茫。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龐然國度，是那麼的遙遠又不可知。沒有原始出生證明可查，多數孩子悄然無聲地降生在自家屋內。即使曾有紀錄，也早已消失無蹤，所有能辨識身分的檔案都已被抹除。孤兒院往往也不清楚那些送養孩子的來歷。
近年來，這種不可能的印象已被徹底打破。不管你喜不喜歡（許多人並不喜歡），社群媒體以及體染色體DNA檢測的方便性已將廣袤的世界壓縮成一個村莊。全球各地的人要找到彼此並建立聯繫遠比以前容易。就像刑警用商業基因檢測破解多年懸案一樣，被收養者如今也能找到遠在天涯的親生家人。
截至目前為止，我知道有數百位被收養者找到了中國的親生家庭。他們通常依循一套標準的流程：飛往中國後，僱用當地嚮導，前往孩子當年被遺棄的地點。他們手上掌握的資訊，大多是來自孤兒院的檔案，「尋親啟事」，幸運的話，還能拿到警方的報告，裡面有更多誰在哪裡發現孩子的細節。他們會在事發地點、附近的市場或公車站張貼中文告示，發傳單，並試著請當地的報紙刊登報導。
這樣的尋親行動偶爾會成功。但更多時候，尋親行動徒勞無功，因為找錯了地方。許多孩子是從出生地被拐賣到孤兒院，而院方早已隱蔽了買賣嬰兒的證據。雖然有紙本紀錄，但多半是偽造的，找到最後只會鑽進死胡同。「這些尋親家庭往往變得焦躁、不耐煩。」一位協助收養家庭尋親的中國嚮導表示，「用這種方式找到親生家庭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孤兒院提供的遺棄地點根本是編造的。」
當遺棄資訊是假的，DNA檢測成為突破口
布萊恩．史泰無疑是尋親領域的開山鼻祖。他和妻子龍蘭投入這項工作的時間最久，成效也最好。截至2025年初，他們已成功協助240位被收養者找到親生父母，也在中國本土和美國收養社群中找到不少手足與表親。
2000年代中期，史泰夫婦開始提供尋親顧問服務。他們為收養家庭聯繫中國嚮導，然後像私家偵探一樣，根據文件記載的遺棄地點（當時他們以為那些資訊是準確的）收集線索、詢問可能的目擊者。這種調查方式很傳統，但布萊恩愈來愈懷疑孤兒院提供給收養家庭的資訊。
後來，史泰開始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分析收養模式。他研究了同一週內被發現的一群嬰兒，這通常暗示著兩種可能：嬰兒販子批量供貨，或計生辦集中沒收嬰兒。他與龍蘭一起整理出十幾家涉嫌購買嬰兒的孤兒院清單，這些機構主要是集中在湖南省，但也有一些在江西、廣西、廣東、重慶──中國南方的這片區域是多數收養嬰兒的來源地。史泰夫婦為收養家庭提供所謂的「孤兒院可信度分析」，評估他們獲得的資訊真實性。布萊恩懷疑，收養家庭拿到的中國孩子背景資訊，有高達9成可能是錯的，甚至完全是捏造的。
經過幾年努力配對但成效有限後，史泰夫婦得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未來的破解關鍵有賴科學。2013年，他們推出了新服務「DNAConnect」。他們夫妻倆仍會親自走訪中國各地，探訪遺棄地點並追蹤目擊者，但他們的背包裡多了一樣東西：採集DNA樣本的塑膠試管。每次遇到想尋找失散孩子的中國父母，他們就會取出檢測包，說服對方提供基因樣本。這些樣本經過檢測後，資料會上傳至一家整合多家檢測機構資訊的大型公司。
以下是經常出現的情況：史泰夫婦幫某位被收養者檢測可能的親生父母，發現雙方沒有血緣關係，卻意外發現他們與其他的被收養者匹配成功。
她花123美元買基因檢測組，卻意外找到中國的親生父親
截至本文撰寫之際，史泰夫婦已經為1,300個尋找孩子的中國家庭建立了DNA檔案（布萊恩表示，由於有些家庭還不知道孩子被跨國收養，不然這個數字應該更高）。他們定期代表這些中國家庭，把資料提交給商業基因檢測機構。布萊恩估算，這些資料庫至少包含25,000位被收養者的基因檔案。匹配結果正快速湧現。2023年，DNAConnect成功為29位被收養者找到親生父母。2024年，這個數字激增至61人。
過去，尋親行動幾乎都是由收養家庭主導。早期是養父母發起的，近年則是由被收養者主動尋找。但如今，一些收養家庭不安地發現，愈來愈多的中國人開始主動尋親，不僅有親生父母，也包括兄姊。
其中最積極的，是那些孩子被強行沒收或偷走的家庭。湖南周長啟的故事特別令我揪心。他6個月大的女兒是2002年失蹤的，那時他的妻子被計生辦強制帶去結紮，從拘禁的旅館中逃跑後失蹤，孩子就此失去蹤影。2009年，也就是女嬰失蹤7年後，我第一次見到周長啟，那時他尋找女兒的決心絲毫未減。雖然家境貧困又不識字，但他機靈且鍥而不捨，找婦聯幫他提告，卻因孩子未報戶口而遭到駁回。他並未因此放棄。當時他已是單親爸爸，和妻子在事件後分離。他常帶著年幼的兒子從村子跑到長沙、再到北京上訪、遞陳情書，找官員和記者幫忙。
最終破解難題的仍是DNA技術。早在2013年，史泰夫婦剛開始提供基因檢測服務時，周長啟就是首批提交樣本的中國父母之一。2022年秋天，美國的印第安那州傳來喜訊，周長啟的女兒找到了。
21歲的大學生米婭．格里芬（Mia Griffin）在亞馬遜上看到23andMe基因檢測組特價123美元，一時興起買了一套。她原本只是好奇自己是否有乳癌或卵巢癌的遺傳風險，看到附帶選項可以尋找親屬時，心想「試試也無妨」。
「我其實沒想過要尋找親生父母，因為我承受不了二度被拋棄的感覺。」格里芬告訴我。但是檢測結果出爐時，她注意到有個頁籤可以點進去看家族圖譜。頁面的最上方是一個她沒見過的名字：「周長啟」。系統標示的關係是：父親。
格里芬以為系統出錯了，但還是點了「是否願意聯繫」的按鈕。
她心想，反正也沒什麼損失。結果她收到史泰的來信，說他是代替不懂英文、也沒有電腦的周先生提交DNA樣本。格里芬起初懷疑是詐騙，她查閱史泰的網站後才放心提供了她的電郵。
「這表示他一直在找我嗎？」
「是的，拚命在找。」史泰回覆。
格里芬事後形容，當下她的反應就像出車禍一樣，整個人震驚到腦中一片空白，彷彿時間都靜止了。在史泰的協助下，格里芬申請了微信帳號，以便與其他家人聯繫。不久，她收到一則陌生的訊息，發訊者是一個她不認識的中文名字。
「嗨，你是我表哥嗎？」格里芬問道。
「不，我是你哥哥。」
他是周家海，那個從小跟著父親四處奔波、尋找失蹤妹妹的男孩。他的英文足以向格里芬解釋這些年來發生的一切──漂泊的生活、徒勞的尋找、貧困的家境，還有他們的母親早已改嫁，斷絕聯繫。如今60多歲的父親，身心狀況都不樂觀。這顯然不是童話般的團圓結局。但格里芬告訴我，這些發現依然讓她感到欣慰：「說實話，我覺得很自豪。因為我也是那種無法對不公現狀妥協的人，得知生父和我的個性相似，我很開心。」
綿延數十年的集體傷痛，至今仍在努力療癒
尋親路上最大的阻礙，或許是並非每個人都想被找到。有些被收養者寧願對原生家庭一無所知，也不想與中國有任何牽扯。即使在同個家庭長大的手足，想法也可能截然不同。也有一些被收養者熱切想回中國，他們努力學中文，恢復原來的中文名字。中國的收養兒童是一個多元的群體，難以一概而論。他們就像其他社群一樣，對於中國、親生家庭、收養家庭，跨國收養有不同的看法，立場往往相互矛盾。有人覺得被美國家庭收養無比幸運；也有人仍在療癒從小在異國文化中成長的創傷。
對被收養者來說，他們最怕被貼上的標籤就是「忘恩負義」。更多人則是對當年遭到遺棄耿耿於懷。收養父母的態度也是關鍵因素。史泰記得有個案例，他找到一個當年被計生辦沒收的孩子，但美國養父擔心親生家庭提告。在另一起案例是，中國的親姊姊透過基因檢測找到妹妹時，養父直接切斷聯繫。史泰轉述養父的話：「他們當初把她丟在路邊等死，對我們來說，這些人早就死了，以後別再聯繫我們。」
阻礙不僅來自法律，更源於心理層面。在許多家庭裡，送養孩子始終是一件不可告人的祕密。有人因狠心拋棄親生骨肉而感到羞恥；也有人因貧困無力保護孩子，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被帶走而蒙羞。
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親子分離，那傷痛都是真實存在的。親生父母當年遺棄孩子時，往往會留下字條，或生辰八字等傳統算命的重要依據，以便日後能循線找回孩子。有一個詳細記載的案例是這樣：1995年，一對貧困的年輕夫婦在船屋裡悄悄生下女嬰，留下字條寫道，希望孩子在10年或20年後的七夕，與他們在杭州斷橋上相會。七夕是中國的情人節。雖然這張字條交到了養父母的手中，但他們直到女兒成年才告訴她這件事。這對親生父母從2005開始，每年七夕都到橋上等候，希望能與女兒重逢。後來記者得知這個故事，終於在2018年促成團圓。當時22歲的女兒凱蒂．波勒（Kati Pohler，中文名徐靜芝）已是密西根州的小提琴手，重逢的場景也成為一部紀錄片的核心片段。
另一個故事同樣發人深省：2012年，20歲的耶魯大學學生珍娜．庫克（Jenna Cook，中文名夏華斯）獲得研究補助金，回到武漢記錄尋親過程。或許是因為她的誠摯笑容，或是名校光環，竟有上百人主動聯繫她，以為她是他們失散多年的女兒。庫克根據她被發現的時間與地點，與50個可能是她親生父母的家庭見了面。這些人向她傾訴，當年如何把嬰兒裹在特別的衣物裡，有的在衣物上繡下訊息，期盼孩子長大後能循線找回親人。有個家庭甚至把女兒的出生日期寫在香菸紙上，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其他可以寫字的東西。
這些人見到庫克時，總是忍不住緊緊地擁抱她。他們鞠躬、懇求原諒。「對不起，你能原諒我嗎？」他們哭著哀求。
「我原諒你，我原諒你。」庫克總是這樣回答，彷彿是在替另一個可能永遠無法與家人重逢的女兒說出這句話。
最終，庫克並未找到親生父母，但她見證了「一段綿延數十年的集體傷痛，至今全國仍在努力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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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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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洪慧芳
出版：麥田
出版日期：2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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