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官員在1945年8月抵達台灣，結果遇到的百姓卻操著一口難以理解的語言──台灣話／台語／閩南話和客家話；受過教育的成年人和學童也能說流利的日語，亦即国語（kokugo）。人數少的原住民大多居住在中部山區和東海岸沿線，他們講的是十幾種南島語（Austronesian language）。
台灣歷經50年的殖民統治，當時恰逢國語誕生於大陸，因此島上無人認為「華語」是他們的「國語」。某位來自大陸的老師說道：「40歲以下的人根本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更不清楚祖國的語言和文化。」
在6個月前，眼見勝利在望，國語推行委員會加入了工作小組，為日本可能戰敗後的光復台灣做準備。委員為這個他們並無第一手資料的島嶼起草政策藍圖，也提出一連串的假設。首先，「假設『閩南話』滲透到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能夠完全取代日語，那麼「推行國語肯定用不著幾十年工夫」。政府假設台灣同胞說日語時會感到「心痛」，但他們還不會國語，所以會「有意識地回歸母語，也就是閩南話和客家話」。
然而，這樣的假設與事實相去甚遠。他們準備接手時並未預料到，要將日本的国語以及中國的國語和島上的本土語言分開，這件事會有多困難。
整體而言，台灣國語計畫的命運眾所周知。起初，台灣人民熱烈歡迎國民黨到來並擁抱國語，期待重回中國懷抱。然而，新來者態度輕蔑，加上誤入歧途的政府政策，很快就讓島民感到疏遠。尤其新來者認定先前學日語的人是「殖民地奴隸」，這種看法引起民眾的不滿，而對日文出版品的禁令實際上讓當時台灣的精英成了半文盲。內戰期間湧入台灣的200萬難民創造了新的認同類別：大陸來的是「外省人」，站在「本省人」的對立面。語言不同加上其他問題，雙方因而對彼此反感、橫生誤解，最終導致1947年2月28日的暴力事件（簡稱228事件），當時約有2萬名台灣人死亡。
動亂爆發之際，某些造反者用日語唱歌並高喊反國民黨口號，藉此表達反叛的信念。從這之後，政府在鎮壓期間改為採取侵略性的語言同化（linguistic assimilation）模式，透過教育和強制措施讓國語滲透到台灣社會。
戰後語言政策的曲折起步
正當教育部1945年委託國語推行委員會制訂台灣語言光復政策時，重慶的委員正忙於解決邊疆地區的教育問題。國民黨政府在戰時四處流亡，國語因而添上了意識形態色彩。負責推行國語的人員想方設法將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字納入國語的框架中。對於陷入「邊疆教育」問題的語言學家和教育工作者來說，將注意力轉向台灣，就表示要重新審視從一開始便困擾他們的「漢族方言」問題。
初步計畫提議要成立省委，負責監督「先鋒隊」落實行動。可能的策略包括一系列的方法：注音符號、方言音標（閩南注音）、「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日語假名－注音）或「直接法」。這些方法既有人熱切擁護，也有人強烈反對。
儘管在大陸已有30年的經驗，但要在台灣複製、推行國語機制卻比預想的還要困難。從重慶派出的團隊包括魏建功與何容等人，他們花了幾個月才籌組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但也一直到1946年的春季才開會。不久之後，中國內戰嚴峻程度不斷升級，不僅擾亂了通訊，也讓教師招聘碰上瓶頸。魏建功眼見延宕甚久，便利用廣播電台宣傳國語的優點，而教育局也安排廣播每日的課程。最簡單的辦法是播放趙元任1935年在上海錄製的新國語留聲片。趙元任在1938年離開中國之前，透過留聲片課程和無線電廣播以他的聲音定義了何謂標準口語。然而，台灣的聽眾卻發現趙教授的「模範」發音大多難以理解。國語推行委員會短暫試用之後，任命齊鐵恨授課，並將內容翻譯成閩南語。
要順利在台灣推行國語，顯然必須讓國語教學針對台灣的語言環境有所調整。過渡時期採取了各種因應之道。比方說，林忠（台灣廣播電台台長／央廣台灣電台台長）編寫的廣播教本就以很典型的方式開始，第一課先介紹注音符號。
在教本中，每個音節的聲音均以漢字以及閩南話、拉丁字母和日語的近似音呈現，同時也穿插如何運用嘴唇、牙齒和嘴巴來發出正確讀音的說明。由於沒有廣播文本或錄音，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聲音是否有相關的解說，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說明。
從文本的編排格式看來，林忠傾向於比較法。入門課程還介紹了介音、多音節組合和4個聲調，然後是發音練習。學生讀完第一冊後能夠學會說「這是書」和「國語雖然難學，可是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學習」。當學生學習後續3冊時，書中每頁的底部皆有日文逐字翻譯，有助於理解內容。
從日語到國語：台灣語言轉換的尷尬與過渡
使用日語很快就成為爭論的焦點，但這個方式在1945年獲得了官方批准。當時，主要法律和政府法規的公告均提供日文譯文。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書法為林忠一系列的教本題字，李萬居（國營的《台灣新生報》編輯）則撰寫序文。李萬居在文中指出，「閩南話」與國語「大同小異」，最顯著的差異是「一些俚語」。此外，在談及殖民時代的時候，他堅稱，雖然日本人試圖破壞台灣的習俗和語言，但總體而言，日語文法／詞彙／句法與「我們的國語」之間相似處多於差異。這些可類比之處不會成為障礙，反而能簡化學習過程。
在這樣的框架下，日語彌合了理解上的落差，將（中國）國語的聲音轉譯成（殖民）国語。各種教材趁著「國語學習熱潮」湧入市場，足以證明這種翻譯發揮了功效。國語入門書、練習手冊和「速成指南」以五花八門的方式將日語與注音、漢字和／或韋傑士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又稱威妥瑪拼音）結合起來，以此解釋發音、文法和詞彙。
對於在國民黨統治過渡期間學習「祖國」語言的學生來說，日語扮演了十分奇特的角色。何容後來指出，雖然「有這些材料總比沒有好」，但這樣卻造成了混亂：「我不知道是該笑還是該哭。」這種反對意見並非針對日語本身，而是針對充斥市場但似是而非的文本。
這種使用日語作為學習（新）國語的靈活態度，未加理會政府明示要消除殖民統治語言遺痕的意圖。從1944年至1945年，「光復」台灣的計畫一個接一個出現，規定立即禁止所有的官方通訊、教科書和報紙使用日語。
在實踐方面，「削弱日語力量」的運動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長期挑戰。隨著最初爆發的國語學習熱潮消散，對於出版品和學校中使用日語的禁令往後推遲了一年。然而，當1946年秋天的最後期限將至時，有人請願希望延期；這種情況說明了許多政府機構和學校應對強制變革時碰上的困難。
出版禁令於1946年10月25日生效，是以嚴格的審查制度來執行。而同時間在教育界下的禁令執行起來更難。根據台中的中小學視察結果，在1947年，不少教師仍在課堂上使用日語授課。為了因應這種情況，市政府宣布，理想上國語應該成為所有科目的教學語言。它至少應該用於「國語和國文」、歷史、地理和公民等核心科目。
對當年的台灣民眾來說，學國語如學外語
台灣的國語計畫從一開始便是從「恢復台灣話，讓民眾依照方音比較來學習國語」著手。國語運動的第一項「指導原則」是指定以台灣省方言來搭配國語，使其在消滅日語一事上發揮關鍵作用。然而，日語、各種台灣方言和國語的三方定位，將在後續數年導致無數的衝突。
來到台灣的官員打從一開始便對國語有各種不同的看法。魏建功抵達此地不久後便在廣播中說：
對一般人來說，國語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話，無論是在上海、重慶、南京、溫州、汕頭、廣州、廈門、福州，或者在西安、蘭州、開封、太原、濟南……在台灣，我們可以認為台灣話是國語；不需要另一種以北平話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作為標準的國語。
然而，魏的論點卻引發混亂，因為那可能被解釋為「不需要一種國語」。兩週之後，魏建功發表了一篇長文來澄清、解釋他定義國語的邏輯，也重申國語並不完全等同於北京話。
就台灣而言，魏建功提出台灣地方話和新來的國語之間有兄弟關係。日語和國語發音之間的聯繫遙遠且脆弱（類似於祖父母－孫子或舅舅－侄子的關係），但國語和台灣話無論隔了多久，都是有著不解之緣的兄弟。魏建功在文章中指出，國語和台灣話本為兄弟，「用台灣話學國語」可能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喚回被日本人偷走的台語之魂」，二是「實現國語夢想」。日本交還台灣就像女人「回到娘家」。這種情況和「洋人學國語」完全不同：他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背」，但方言與「標準語」有關聯，能透過比較去學習，這是一條「捷徑」。
但蕭家霖在南京為教育部長起草一份備忘錄時，抱怨台灣人民已經不知道他們的本土語言與國語之間的密切關聯──「他們已經失去用方言學國語的能力。」儘管「一般民眾學習國語的熱情相當高，但那種態度只相當於大陸學習外語的興趣」。
1946年4月來自台北的另外兩份報告也呼應了類似的看法：台灣人在長時間的分離下，「已將國語視為和他們說的話毫無關係的另一種語言」。在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一年之後，魏娜（Wei Na，音譯）向南京匯報，說她徹底心灰意冷。儘管有些台灣人渴望學習國語，但積極程度大致與學習英語相同。事實上，「一般人普遍」認為英語對於職場升遷更有用；「自作聰明的人甚至對我們嗤之以鼻」。
正如潘慶章在1946年給省議會的備忘錄所寫的那樣，民眾對國語的熱情在運動開始的一年內急劇下降，他估計下降了90%。在為軍隊開辦的課程中，最好的反應頂多是「無動於衷」。按照這個速度，「恐怕30年後我們還無法達到像殖民時期台灣人民學會日文的那種國語程度」。
「用方言學國語」的理想與現實
教育家張芳杰指出，對講台灣話的中老年人而言，「從方言學習國語」是很「合理、方便和有效」；但對於懂日語的年輕人來說，強迫他們先學習方言是浪費時間精力，根本「沒有意義」，尤其客家孩童更是如此。（張芳杰是客家人，因此比別人更關注這個問題。）如果最終目標是學國語，為什麼要增加障礙、「叫他們繞一大圈路？」為什麼不直接學習國語、捨去翻譯這一道工？
同樣地，不少參議會議員抱怨，說老師使用閩南話教國語會對高雄的客家學生造成「極大的痛苦」。儘管有這些反對意見，官方依舊不時提到方言是「國語的基礎」。何容感嘆，許多台灣人丟失了「透過方言學習國語的鑰匙」。
方言比較方法的核心是使用台語方音符號，亦即將國語的發音與方言讀音匹配。為了納入獨特的地區發音，台灣的標音版本添加了閏音、星號和其他記號。其中一種方案將「標準發音」與3種閩南語變體（廈門話、潮州話、泉州話）和客家話結合。省教育局出版的雙音標教材將國語與台灣話相互搭配，並將國語的4聲與台灣話的7聲進行對比。其他入門讀本也標註了「閩南台灣話發音」的7聲（以廈門話為基礎），另有某些教材根本不管聲調區分。沒有兩套系統是完全相同的，讀音細節和符號的差異引發了一些（相對溫和的）分歧。
儘管存在差異，倡導者仍將方言音標吹捧為國語和方言發音之間的「橋樑」。這是拉近兩者距離的「科學方法」與「不可或缺的工具」，能「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顯著的成果。」某一本發音比較的字典在廣告中宣稱：「使用這本書就像過橋一樣，你會了解如何將方音變成國音。」在找回「缺失的一半靈魂」的旅程中，通往國語的道路便是從方言語音開始。透過比較法，台灣島民會「恍然大悟」，知道國語「其實並不像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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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吳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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