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二戰》的原文書名為《鮮血與廢墟》（Blood and Ruins），是英國著名20世紀史家李察．奧弗里（Richard J. Overy）在2021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新著。在這部將近千頁的鉅作中，作者以史詩式的筆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這場人類史上規模最巨大、衝突最暴烈、損傷最慘重、影響最深遠的全球衝突，從全球史的視角，做全面的歷史重建：解析其歷史源起，敘述戰爭的全程，深入支撐這場戰爭的動員機制，詮釋二戰對世局結構的衝擊與影響。
奧弗里教授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先是留在劍橋大學擔任研究員與講師，教授近代史；1994年因傑出學術表現，獲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聘任為近代史教授；2004年，轉任埃克塞特大學歷史系教授。奧弗里教授長期投入二戰史的研究與寫作，著作等身。他在1980年發表第一本關於二戰的專著《空戰：1939～1945》得到好評。從1980年迄今，奧弗里教授耕耘不懈，已經出版超過20部二戰的專書。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無論在質或量上，都很驚人，後人應該難以企及，遑論超越。
《鮮血與廢墟》是一部有關二戰史的嶄新宏大敘事，其寫作建立在奧弗里教授數十年來對二戰的閱讀與研究基礎上面。奧弗里教授個人的專精領域是歐洲戰場，歐洲以外部分，則廣泛蒐集、閱讀其他專家有關北非、中東、東亞、東南亞與太平洋戰場的研究，納入他的敘事、分析架構，予以適當的呈現。
此外，19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檔案逐步開放，史家對蘇聯與東歐各國在二戰中的作為，也有了新的認識與洞察。這部書對歐洲東線戰場遂而有更完整、深入的敘述，對蘇聯人民在這場「衛國戰爭」中的奮戰與其對盟軍擊潰納粹德國的貢獻，做了更適切、合理的詮釋。
建立民族帝國的野心，造成矛盾與衝突
奧弗里教授從幾個核心視角，來重新書寫、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首先，這場國際衝突本質上是一場「帝國戰爭」，根源於19世紀後期新帝國主義「領土型民族帝國」的興起。這一波民族帝國的領頭羊英國與法國，在19世紀後期的殖民競奪中攫取大部分非洲與東南亞，又在一戰後託管原鄂圖曼帝國的中東領地。
另一方面，奧弗里教授指出，19世紀後期，歐洲的義大利和德國，及東亞的日本，先後經歷現代國家重建與工業革命的洗禮，崛起為新興的民族國家，具備強烈民族認同與強大經濟實力。3個新興民族國家自認為領土狹小與資源貧乏，民族「生存空間」不足，而企圖向外擴張。他們意圖仿效英國、法國與荷蘭的先例，建構自己的「領土型民族帝國」，拓展生存空間。
當時，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地區已大部分被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舊領土型帝國占有，而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等新興國家只能在這既有格局中，想法開拓新的殖民空間。從1930年代初，日、義、德三國開始在自己的周邊地區尋找空間，以建立自己的「領土帝國」：首先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滿洲，並染指華北地區，繼而是義大利入侵東北非衣索比亞、北非利比亞與巴爾幹阿爾巴尼亞，最後是納粹德國在中、東歐的擴張，包括併吞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圖謀波蘭與烏克蘭。
日本、義大利與德國積極拓展民族生存空間、建立民族帝國的野心，踐踏了《凡爾賽條約》建立的國際秩序，更威脅到英國、法國與荷蘭等舊民族帝國的安全與利益，遂而引起衝突。義大利在東北非與北非的擴張，挑戰了英國與法國的利益；日本控制滿洲，威脅到蘇聯的安全，其對東南亞的野心，也令英國、法國與荷蘭不安；德國在中、東歐的兼併，嚴重危害法國在一戰後在歐洲建構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奧弗里教授看來，二戰本質上可說是新、舊兩種領土型民族帝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構成了這本新二戰史的敘事主軸。
二戰起源，應追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
其次，從全球衝突視角來看，奧弗里教授主張，二戰不是始於1939年8月德國入侵波蘭，而可往前推到1931年在中國策動的「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瀋陽製造事端，藉故出兵東三省，成立「滿洲國」。這是二戰的先聲。九一八事變後，日軍繼而進入中國華北，不斷施壓中國，意圖將華北中立化與特殊化。中國因軍事實力薄弱，一再忍讓，始終無法遏止日軍的進逼。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對日軍進行反擊，中日兩國正式開戰，東亞的二戰進入主階段。
19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國，國際聯盟的反應軟弱無力，鼓舞義大利對東北非、北非與巴爾幹的擴張。同時，希特勒則重建德國軍備、撕毀《凡爾賽條約》、向中歐及東歐強勢擴張，而英、法等國際政治主角卻採取「綏靖政策」，一再對希特勒妥協。然而這反而鼓勵希特勒的冒進，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以優勢軍力對波蘭發動閃擊戰。希特勒原本預期英國與法國會再度低調如故，任德國侵吞波蘭。不過，這次英法兩國終於承認綏靖政策失敗，為兌現保衛波蘭的承諾，在兩天後相續對德宣戰。這開啟了二戰的歐洲戰場。
二戰結束於1945年8月：歐洲戰場在5月9日結束，亞洲戰場則在8月14日終止。這部書有關二戰的主敘述，如多數二戰史敘事一樣，終結於1945年8月。就本書的觀點，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帝國解體，代表了19世紀後期以來近代領土型民族帝國建構運動的終結。不過，1945年8月終結的是日本、義大利、德國這一批新興的領土型民族帝國，英國、法國和荷蘭這些既有的領土型民族帝國仍然苟延存在。
二戰觸動一波波強力的反殖民運動，既有領土型民族帝國的殖民地或託管地在戰後紛紛要求獨立，殖民母國雖然做了抗拒，終無法阻攔這波民族獨立浪潮。到1960年代，歐、亞、非的殖民地大都完成獨立建國的願望。本書主張，20世紀前期民族帝國衝突引發的戰爭與動盪，要到這個時期才真正成為過去。
二戰是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
其三，二戰是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大部分國家人民都被捲入。這一場大戰擴及到三大洲和兩大洋：主戰場是在大部分的歐洲、非洲北部、亞洲的中東、東亞與東南亞，以及北大西洋與西太平洋。在本書的敘事中，奧弗里教授跳脫長期以來二戰史過於偏向歐洲戰場（包含北非），而將「太平洋戰爭做為點綴」的缺點，而盡量從「真正的全球衝突」角度來書寫，給予東亞、東南亞、太平洋戰場同等的重視與呈現。此外，本書也參照新的研究進展，對東線戰場與巴爾幹半島的戰事，也有更深入、詳盡的敘事。
從參戰國家與人民來看，二戰的「全球性」就更容易理解。這一點可以從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動員來說明。奧弗里教授指出，二戰是一場「帝國戰爭」，參戰的帝國都盡力動員控制地區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支撐帝國作戰，這些被動員的控制區，經常是遠離戰場，或與戰爭無直接關係。
最典型的是英國對殖民地的動員。在這次大戰中，英國在4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南非，總共動員了260萬人，殖民地印度更動員了270萬人。這其中，紐西蘭、加拿大與南非都遠離戰場，而澳洲與印度雖受到日軍威脅，但不曾受到入侵。
更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國家的參戰。1942年，根據奧弗里教授的敘述，拉丁美洲的部隊也要求加入美軍的行列，「希望藉此在戰後秩序取得一席之地」。1942年，中美洲的墨西哥與南美洲的巴西陸續對軸心國宣戰。1944年，一個巴西師與一個空軍分遣隊到義大利參與對德作戰，而1945年，墨西哥也派遣飛行員參與菲律賓空戰。
二戰的總體戰機制，在一戰後更完善
二戰是一場完全的「總體戰」（total war），參戰各國均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將「將國家的各個部分與所有活動投入於戰爭」，以確保國家的生存。這種總體戰的概念與實踐，顯然是吸取一戰的動員經驗，並更全面、系統化的執行。
總體戰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套有效率的「總動員」機制。總動員概念可溯源到法國大革命時期。1793年8月，法國革命政權面臨奧地利與普魯士聯軍入侵的威脅時，敲響「祖國危急」的警報，發出「大徵召令」（levee en masse）。這實質上就是一個全國動員計畫，號召法國國民：「壯丁須上前線，已婚男性應製作武器和運送補給，女性應縫製營帳、征衣，或當看護，孩童應將舊布製作蹦帶，老者則應到公共場所去宣傳革命、鼓舞士氣。」不過，法國革命戰爭時的動員僅限於人力的動員，而一戰以後的動員，則涵蓋國家全部人力與資源。
二戰的總體戰機制，奧弗里教授指出，是在一戰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化，成為支撐二戰的重要基礎。這部書的第二部分詳盡、深入地討論維持此一總體戰爭的各種機制，包括：軍事與經濟的動員、戰爭技藝的發展、戰時的經濟治理等。在這方面，這部新二戰史跳脫了傳統戰史寫作偏向前線戰役敘事的窠臼，而加重後方的後勤動員的討論，凸顯其在戰爭中的重要性。這是這部書值得特別推薦的部分。
高度動員全民打仗，國家卻從未受到嚴重質疑
一戰以來，新科技應用於戰爭，促成武器的創新與戰術的革新。二戰期間，參戰雙方大力投資軍事科技，針對作戰需求開發新武器，以求出奇制勝。這部書用一節來討論「軍事作戰技藝」，介紹重要武器的改良或發明，包括飛機、戰車、潛艦、航空母艦、登陸艦艇、無線電與雷達、密碼術與密碼機等。
另一方面，這類武器的運用往往帶動戰術創新。1939年9月1日，德國結合大規模空中攻擊與地面戰車洪流，迅速擊潰波蘭，成為閃擊戰的典型。1942年12月7日，日本祕密派遣航空母艦艦隊，利用海軍航空部隊，成功偷襲珍珠港，發揮奇襲效果。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與美國均以空中攻擊打擊、消滅對方艦隊，改寫傳統海戰的戰術。同樣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與美國都結合空中轟炸、艦砲炸射與陸戰隊登陸，發展出兩棲登陸戰。美軍發展的兩棲登陸戰術，後來應用在盟軍登陸北非、入侵義大利與諾曼第登陸戰。
關於二戰的總體戰，奧弗里教授還點出一個有趣的觀察。這次大戰期間，參戰國家都高強度地動員國民參戰，要求國民為國家做無限的犧牲。然而，要求人民做巨大的犧牲，國家必須提出一套有力的論述或說法，說服國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與參戰的道德性。在這方面，奧弗里教授發現，參戰各國所做的愛國教育或宣傳都十分成功。軸心國的人民大都認可擴張民族「生存空間」的合理性；同樣，同盟國國民也大都接受，這是一場自由民主對抗獨裁專制的戰爭，參戰是為了保衛自由的生活方式，拯救文明於倒懸。
無論在前線或在後方，本書指出，這種全民動員以進行總體戰的信念，在雙方陣營中，都從未受到嚴重的質疑。「每個交戰國的工人發起的抗爭，規模都十分有限，充分顯示國家有充足的力量讓全國民眾一致支持總體動員的戰略……國家的成功使得二戰期間從未發生像一戰時期與一戰之後的革命騷亂……大規模動員建立在國家與民眾的共同信念上，這也構成了現代戰爭的總體性格。」這也說明了為何到了戰爭末期，德國與日本的軍民，明知戰敗已無可避免，卻仍然奮戰不懈，不願投降，寧為玉碎而不為瓦全。
二戰之後的「新全球時代」
綜言之，奧弗里教授從近代帝國競奪的角度，詮釋二戰的歷史意義，視之為近代世界最後一場「帝國戰爭」。經過這場大戰，19世紀後期以來建立的領土型民族帝國，無論新、舊，紛紛在戰火下崩解。這是二戰帶來的最明顯地緣政治結果。
「戰後不到20年的時間，全歐洲的殖民帝國毫無例外地崩潰，取而代之的是由民族國家所建立的世界。」奧弗里教授寫道：二戰結束後的殖民地戰爭，「為新領土型帝國主義譜下一段混亂而暴力的終曲」。聯合國的成立，則見證了人類歷史「從全球帝國到民族國家的世界轉變」。之後的世界，則進入了一個「新全球時代」。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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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作者：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
譯者：黃煜文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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