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歷史，誰的正義？從二戰後的戰犯審判，思考一段被遺忘的政治角力｜陳冠任／獨評讀好書

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每當提到「戰犯」，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的畫面是什麼呢？我猜可能是台灣棒球代表隊在國際賽中「雖敗猶榮」時，鄉民們在網路上洋洋灑灑列出的五大「戰犯」，抑或激情的選舉過後，敗選陣營的支持者也會在社群媒體上撻伐「丟掉江山」的「戰犯」。除此之外，「戰犯」這個詞彙似乎只會出現在歷史課本當中，偶爾與「東京大審」、「東條英機」或是「南京大屠殺」等名詞相互構成一個模糊的歷史圖像。整體而言，「日本戰犯」似乎已經是一個脫離現實社會很遠的歷史餘燼。

然而，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跟大多數專研東亞研究的西方學者一樣，他也有一個很洋味的中文名字──提醒我們，「戰犯審判」不僅僅是發生在戰後初期的數年間，其所造成的歷史遺緒可謂超乎我們的想像。

沒有做好戰敗準備的日本

顧若鵬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後，於2006年受聘於劍橋大學東亞系，現為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與基督聖體書院院士（Fellow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顧教授的研究興趣為日本近現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與冷戰史，並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日文譯本《思想戦大日本帝国のプロパガンダ》，井形彬譯，東京：明石書店，2016）以及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台灣譯本《拉麵的驚奇之旅》，陳正杰譯，台北：允晨文化出版，2017）等專書。《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是他的第三本學術專書，也榮獲2016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的肯定。

如果細讀本書，便不難發現作者能夠獲得此一殊榮的原因。過往關於日本戰爭責任與戰犯審判的研究，大多偏向從美國的視角來檢視東京大審或是對於「天皇是否須承擔戰爭責任」等議題，在文字上有著激烈的攻防戰。而有別於過往的研究取徑，顧教授從鮮少人關注的乙丙級戰犯審判與日本帝國邊陲的角度，觀察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形塑。

本書首先運用電影「長鏡頭」的手法，帶領讀者認識二戰結束以前東亞政治結構的全貌。顧教授提醒讀者，在二戰結束以前，日本是一個包含多民族與領土廣袤的「帝國」，而此一帝國對於東亞局勢的掌控與影響並不會隨著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驟然消逝；相反地，帝國的幽魂卻不斷地在日後東亞歷史發展上遊蕩著。作者特別指出，二戰期間日本帝國與東亞各國／殖民地的關係宛若獅子與羔羊，但由於過去在詮釋戰後東亞史時欠缺獅子方面的證言，使得我們至今未能一窺戰後史的全貌。

因此，他先分析日本高層對於「終戰」的看法，並證明日本其實並未做好戰敗的準備。對日本軍方而言，並不認為自己實質上戰敗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純粹是外部因素所造成，而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受害者。日本帝國海軍與陸軍甚至試圖掩蓋事實，藉此保護自身的利益。除了軍方之外，大部分的文官也抱持相同的態度，希望在戰後能掌控對於戰罪的定義以及戰犯的審判，以保全日本的「面子」，因為對他們而言，由盟軍所領導的審判僅流於勝利者的正義。

戰後國民黨審判戰犯的矛盾

除了日本方面，顧教授同時聚焦於國共雙方在面對日本戰犯議題時的態度與作法。他指出，面對日本戰犯，國共雙方都展現了「寬大為懷」的政策，但這個「寬大」政策的背後卻充滿著政治算計，因為高舉著「正義」的大纛將可強化自身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國民黨而言，在中國審判乙丙級戰犯不但可以撫平中國人民內心因戰爭所導致的創傷，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也可以藉機向國際社會展現自己具備運用國際法理審判戰犯的能力，並證明中國於戰後已經躍身先進國家之列。因此，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通曉國際法的法學人才有限，但南京方面依然要求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將乙丙級日本戰犯引渡至中國受審，藉此掌控中國戰區審判的話語權。

然而，將乙丙級戰犯帶上中國的法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作者在書中牽出三條不同的支線，探討國民黨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所遇到的困難。首先，美國對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單獨審判日本戰犯抱持懷疑，這使得南京方面在要求盟總引渡日本戰犯時發生了不少困難。其次，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戰犯審判的標準也不一。顧教授在書中分析，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多有留日背景，且與日本軍官大多相互熟識。這樣的背景加上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使得國民黨必須與先前的敵人進行「出賣靈魂的交易」，亦即透過減少對日本戰犯的追訴，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

除此之外，台灣籍戰犯的問題也困擾著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的瓦解使其政治疆界也隨之遭到打破，而在帝國的前殖民地，遂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台灣即為一個顯著的案例。作者深入分析了台灣人戰後初期在身分認同上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國民黨政府在面對台籍戰犯與漢奸議題時所遭遇到的困境。

上述三點使得國民黨於戰後初期深陷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為了脫離此一泥淖，國民黨政府就必須「做點什麼」來證明其「追求正義」的決心。因此，作者認為如酒井隆與谷壽夫等許多乙丙級戰犯的審判，遂成了此一時空環境下的政治犧牲品。

國共兩黨不同的審判動機

相較於國民黨的困境，作者透過描繪共產黨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呈現出戰犯審判議題在不同團體之間所展現的不同樣貌。本書大量分析國共雙方的審判資料與戰犯自身的筆錄和口供，藉此得到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在國民黨所主持的乙丙級審判中，日本軍人鮮少當庭認錯，且大多數的被告都被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然而，在1956年共產黨所主持的法庭上，多數的日本被告均當庭聲淚俱下地承認過往所犯下的罪孽。作者指出，這樣的結果展現了國共雙方對於「正義」所追求的樣貌互異。

相較於國民黨，共產黨的目標是要透過審判讓日本戰犯深刻反省過去所犯下的罪行，並將他們從「鬼變回人」。然而，共產黨所執行審判的動機僅限於此嗎？作者認為，北京方面要舉行日本戰犯審判的部分原因，在於其無法接受美國對於收押的日本戰犯過於寬容。此外，美國於戰後試圖將日本打造成其在東亞的反共堡壘也讓北京當局相當感冒，因此審判、拘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戰犯，可以視作向美國的一種示威。另一方面，作者亦認為，共產黨對於戰犯審判的政策不僅僅是執行人道與寬懷，這一切都是經過特別設計，除了可以迅速與日本恢復關係，同時也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並以「文明國家」之姿躋身國際舞台。

簡而言之，日本戰犯的審判在戰後初期對國共雙方而言，都是可以作為「政治操作」的籌碼，藉此達到符合其利益的目標。然而，顧教授提出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為何日本戰犯在中國受審的歷史與記憶會在1950年代結束後迅速地遭到遺忘？他將這項問題置入冷戰史的脈絡中，分別就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個層面回應。

在北京政府於1950年代末期結束日本戰犯審判後，隨之而來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使得整個國家呈現失序的狀態。與此同時，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齟齬更使得毛澤東政權無暇繼續追究日本帝國往昔的過錯。相較於此，偏安於台北的國民黨政府雖然沒有如此多災多難，但是如何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性與在夾縫中求生存，也令其有意地忘卻過去這段歷史。

除了國共雙方之外，作者也提醒我們，戰後日本的發展亦模糊了對於戰罪議題的討論。因為戰後的日本憲法使其不能擁有實際意義上的軍隊，因此關於軍隊的本質與文人政府意義的探討，在戰後日本的學術界付之闕如，也連帶模糊了戰後日本探討戰爭責任的界線。雖然如此，乙丙級戰犯審判卻深植於日本的大眾文化中，無論是被起訴的戰犯或是日本民眾，都認為自己是「被帝國支配的受害者」；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關於戰爭的記憶與帝國的罪行便都合理地被模糊了。

本書以設置在東京車站前的「愛之像」為例，說明了該雕像雖然是為了和平所建，但是除了採用漢字與希臘文的「愛」字之外，並沒有任何的說明。這意味著，日本對於戰罪審判的歷史依然不甚了解，甚至刻意加以模糊。除了日本對於戰罪模糊的公眾記憶之外，在政府檔案的公開方面，顧教授舉自身的經歷為例，認為日本雖然有計畫地蒐集相關資料，但最終卻都以「保護隱私」為由遮蓋了個人資料，顯示截至今日，日本面對戰爭責任這個議題仍未做好完全的準備。

中日台的關係，至今仍在波動

總而言之，無論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似乎都有意／無意地選擇性遺忘在中國所舉行的乙丙級戰犯審判。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帶領讀者重新認識這段遭到遺忘的歷史，並透過在中國舉行的乙丙級戰犯審判，勾勒出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混沌，以及戰犯問題如何在冷戰的脈絡下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

顧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日本戰犯的議題並未隨著法庭的定讞而結束，而是在往後的中日關係中，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被不斷地從歷史的垃圾堆中重複拾起，並隨著局勢發展而重新塑造。究竟，日本戰犯已經從「鬼」變成「人」了嗎？抑或他們仍舊是「鬼」？是由誰來定義「鬼」與「人」？這些難解的問題至今依然是中日關係背後潛藏的不定時炸彈。

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日本戰犯」是否離台灣人很遠，而應該被掃進歷史的資源回收廠？行文至此，數年前顧教授在學院高桌晚宴上的一席話忽然湧上心頭：「過往西方學術界往往忽略了台灣的特殊性。其實，相較於日本與中國，台灣更可以從較為客觀的角度研究戰後東亞史。」他的這番話我放在心中咀嚼多年，如今正好拿來回應本文一開始的問題。的確，台灣在地理上位處中日兩國之間，在歷史發展上又經歷過日本殖民、國民黨統治以及民主轉型，可謂處於歷史洪流的交匯處。然而，這樣的時空背景也造成台灣社會至今在國家認同與歷史詮釋上的諸多分歧。本書提醒我們，這些問題都是歷史進展累積的結果，而透過重新思考日本戰犯問題與戰後初期東亞國際秩序重建的過程，將有助於我們在歷史的五斗櫃中，找尋一把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作者為劍橋大學艾薩克牛頓信託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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