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如何復原？得到社群支持，是倖存者療癒的重要途徑｜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獨評讀好書

與他人分享創傷經驗是恢復生命意義感的先決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倖存者不只尋求親近的人的協助，亦要從廣大的社群中找到支持。

創傷是否得到徹底的解決，社群的反應有強大的影響力。要修補受創者和社群間的裂痕，得依靠兩個條件：首先，大眾得承認創傷事件的確發生，其次，是社群採取某些形式的實際行動。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社會的承認與彌補，這兩個反應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

退伍軍人：擔心自己的犧牲奉獻被遺忘

返鄉軍人總是對自己在家鄉所受到的支持程度非常敏感，所以會尋找受到大眾肯定的實際證據。在每一場戰爭之後，軍人都會對沒得到大眾廣泛的認同、關心和注意表達忿恨不滿，擔心自己的犧牲奉獻很快被遺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伍軍人辛酸地指出，自己參與的那場戰爭「眾人最不願提起」。當退伍軍人團體組織起來後，首要的任務就是確保自己的苦難不會從大眾的記憶中消失。因此他們堅持要政府頒勳章、建紀念碑、舉辦遊行、設立節日、舉行大眾追悼大會和個別撫卹傷者。

然而，縱使有公開的盛大典禮，也難以滿足這些參戰退伍軍人渴望得到的肯定，因為戰爭的真相被扭曲成灑狗血的故事。大眾總傾向否認戰爭的可怕，有位越戰退伍軍人描述道：「如果你聽到戰爭故事的結尾時會感到熱血沸騰，或是以為尚有一丁點正義公理從垃圾堆中挖出來，那你鐵定上當，那些都是古老而可惡的謊言。」

除了受肯定之外，軍人也會從平民社群的道德立場，尋求他們身處殺戮和死亡的背後意義。他們想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被當成英雄或是不名譽的軍人，是勇敢的戰士還是懦弱的士兵，這場戰爭的目的明確又必要或是了無意義。如果社群意見一致，散發的氛圍是真誠接受，將有助於軍人融入平民生活；排拒氛圍就會加重他們的離群孤立。

圖為越戰時期，搜索越南村莊的美軍。圖片來源：Wikipedia

社群的排拒，會讓他們更痛苦

從近期歷史來看，軍人被社群排拒的著名惡例就是越戰。美國政府未經宣戰、未經既有民主決策程序，就派出軍隊開打。政府無法取得大眾對出兵的認同，也無法訂定實際的軍事目標，卻率爾徵召數百萬年輕男子服役。傷亡的人數快速增加，大眾的反戰意識遂發展開來。為了遏止這股反戰情緒，政府改變決策，把軍人與平民隔開，也將軍人彼此之間隔開。軍人被派遣到越南，返鄉後卻孤零零，部隊沒有舉辦退伍歡送會，沒人促成袍澤間緊密聯繫，也沒有鄉親舉辦歡迎歸來的儀式。政府把軍人送入危險戰場前，就應該先解決政治衝突，才不會讓他們返鄉後陷入困境。軍人參與這場戰爭卻迷失了，大眾又只是批判和排拒，使他們承受了二度傷害。

為了幫助這群退伍軍人療傷止痛，社會最顯著的貢獻大概就是於華盛頓特區建立越戰紀念碑了。這座紀念碑上面只有簡單銘刻了姓名和死亡日期，以此表達對士兵的肯定，讓世人在此共同悼念。只要社群表達了哀悼之意，體會到士兵們的犧牲，那份「被壓縮的悲痛」會較容易得到紓解。不像其他紀念碑只是用來頌揚戰爭英雄事蹟，這座紀念碑比較像是朝聖的莊嚴聖地，人們來到它面前，看著上面的名字，觸摸著牆面；他們帶來悼念物，為死者留下一些滿懷歉意與感恩的短語。

越戰退伍軍人史密斯組織團體為其他退伍軍人服務，他如此描述第一次來到此紀念碑前：「我記得某些人，我記得某些氣味，我記得某些時間，我記得那場雨，我記得耶誕夜，我記得撤離時。我在那裡做過一些齷齪事；我記得那些，我記得那些臉，我記得……對某些人來說，這裡像個墓園，但對我來說，它更像一座大教堂。身處其中，充滿宗教性的經驗，能宣洩淨化內心，這種感覺難以解釋。我是其中的一分子，永遠都是。我能夠從這裡得到平靜，可以從這裡獲取力量去從事現在做的事。」

圖為一位男士撫摸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牆上的名字。圖片來源：Wikipedia

被司法拒於門外的創傷經驗

創傷倖存者在平民生活中一心關切的核心議題，也是公眾肯認和社會正義。理論上，應該提供認可和補償的官方機構就在刑事司法體系中，但性暴力與家庭暴力受害者總覺得那些地方是禁區。得到認可是最基本的需求，但女性普遍發現，自己在法律之前是多麼孤立，彷彿隱形人。女性的實際遭遇與法律認定的事實經過兩者南轅北轍，以致阻礙了女性透過正式的司法途徑尋求協助。

女性很快地意識到，強暴是犯罪行為，那只是在理論上說說而已；實務上，強暴的構成要件，法律所考慮的層級不是女性受侵害的經歷，而是高層男性一廂情願認定的暴力範圍。法律學者凱薩琳．麥金儂曾說：「從女性的觀點來看，強暴沒有被絕對禁止，只是受到規範而已。」

依照傳統的法律標準，只有加害者使用極端暴力，程度上遠遠超出通常用以恐嚇女性的手段，強暴罪行才會成立；或是加害者所攻擊的對象，其所屬的族群特別受到社會保護及偏愛，不用說，黑人男性攻擊白人女性就是罪該萬死。人際關係的程度愈親近，上位者能運用的特權強制力就愈大，因此，陌生人強迫發生的性關係會被視為強暴，但如果是熟人則否。事實上，大部分的強暴都是認識或親近的人所為，大都不受到法律認定。在婚姻關係中，許多國家都會授予任一方有永久而絕對的特權可要求性行為，甚至任何程度的強迫都是合法的。

當強暴受害者努力尋求正義或補償，往往會給自己帶來更進一步的傷害，因為司法體系常常對她們充滿敵意。確實，只會製造對立的司法體系，必然也是充滿敵意的環境；它設計得就像戰場，在其中，攻擊性的辯論攻防和心理打擊取代了身體暴力。一般而言，比起真正的肉搏戰，女性面對法律戰場的資源甚至更少。就算有萬全準備，我們法律充滿系統性的偏見與制度上的歧視，女性依舊處於不利的地位。司法制度是設計來保護男人，以抗衡比他強大的國家公權力，而不是用來保護女性與兒童，以對抗比她們強大的男性威權。因此，它提供被告強有力的權益保障，實質上卻未保障受害者的權益。如果有誰想要設計一套系統以引發侵擾性的創傷後症狀，再也沒有比法庭程序更棒的主意了。那些想在司法制度下討回公道的女性，大多會將上法庭的過程比擬成被二度強暴。

結果不令人意外，大部分強暴受害者都認為，自己被社會的正式司法管道拒於門外，而她們也選擇不去報案、不申訴。強暴相關研究證實了這個現象。強暴受害者會向警方報案的不到十分之一。強暴案件中，最終只有1%的加害者被逮捕且定罪。因此，最普遍的女性創傷仍然被禁錮在私人生活領域中，沒有從社群中得到正式認可和補償，也沒有人為強暴倖存者設立紀念碑。

從個人悲劇中找出意義

在療傷止痛的道路上，每個倖存者都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以重建她與廣大社群的連結感。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成功地走過這條路，但至少明白，那些復原最良好的女性，都能跨出個人悲劇的藩籬，從苦難經驗中找出更廣的意義。

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參與社會運動來找出意義。柏基絲和霍姆斯壯追蹤調查強暴倖存者後發現，復原得最好的女性，就是積極投入反強暴運動的那群人；她們成為強暴危機處理中心的諮商志工、法庭上的受害者保護人（victim advocate）或是推動修法的遊說者。有位女士遠赴其他國家去喚起對強暴的重視，並組織了強暴危機處理中心。倖存者不再躲藏、拒絕沉默，堅持強暴是公共議題、要求改革，以行動堆砌起自己的生命紀念碑。強暴倖存者、法學教授蘇珊．艾斯崔契提出自己的見證：

寫文章討論強暴議題，等於是在記錄我自己的生命。在我認識的女性中，我不認為有任何人不曾有過被強暴的恐懼。我們當中一小部分人（其實並不少）都能帶著自己的往事繼續生活下去……偶爾我會覺得自己說太多了，否則在凌晨2點，就不會有人打電話來自稱是我的學生，並威脅要強暴我。但大多數時候，情況並沒有這麼糟。當我的學生被強暴了（或曾經被強暴），她們知道可以來找我談談。當我的朋友被強暴了，她們知道可以像我這樣繼續活著。

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