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者與他們的產地｜彼得．柏克（Peter Burke）／獨評讀好書

記性和精力是天生特質，而非後天養成的；好奇心或許也是，只是需要環境去喚醒和啟發，也並非所有社會都能提供這些條件。博學者的其他特質同樣需要從文化或社會的角度來解釋。本章將探討博學者的產地，包括早期的地理和社會環境，以及博學者後來為自己找到的棲身之所。

某些國家對發展學術特別有利？

西方博學者的地理分布並不平均，不論歐洲或美洲皆然。本書附錄列舉了500位博學者，其中德國有84人、英國81人（包括威爾斯人瓊斯和海峽群島人福勒）、法國76人、美國62人，而義大利也有43人。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博學者少了許多，如蘇格蘭只有21人，奧地利18人，西班牙17人，荷蘭（含比利時）15人、瑞士14人，俄羅斯11人、匈牙利10人、瑞典6人、丹麥和捷克各5人、波蘭4人、墨西哥4人、阿根廷3人、巴西3人、愛爾蘭3人、加拿大2人、羅馬尼亞2人；而阿爾及利亞、澳洲、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古巴、愛沙尼亞、希臘、馬爾他、秘魯、委內瑞拉和葡萄牙各只有1位博學者。

某些小國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瑞典博學者占人口比例偏高，或許和該國的識字率有關──及至17世紀末，成人識字比例已將近9成。蘇格蘭18世紀出現了大批博學者，瑞士16到20世紀也是博學者輩出。荷蘭的貢獻集中在17世紀，共有9位博學者。檢視這段特別耀眼的時期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博學者的產地如何形成。

17世紀時，荷蘭共和國人口稠密，既有運河方便國內往來，又有大批船艦和全球各地聯繫順暢。除了活躍的都會文化、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還有高識字率和4所大學（萊頓、烏特勒支、哈爾德維克及弗蘭納克）。萊頓大學是學術重鎮，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知名教授和眾多外國學生。此外，阿姆斯特丹擁有一所重要學術機構，還有證券交易所、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總部，以及其他「交流中心」或「知識基地」。

透過中學、大學和圖書館獲取知識，顯然對有志成為博學者的人非常重要，因此出生在阿姆斯特丹或漢堡之類的大城市大有幫助。漢堡作為商業大城，有6位德國現代早期學者在此成為博學者或尋得棲身之所。早在1783年，漢堡便已出版學者史。巴黎、倫敦和柏林則是19和20世紀的博學者重鎮。

宗教與工作倫理，讓人更可能認真向學或勇敢創新

博學者的分布也和宗教有關。17世紀科學革命的起因至今仍然沒有定論。有人認為，韋伯稱作「新教倫理」的價值觀不僅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重要，也是現代科學誕生的關鍵。這個說法顯然有待進一步釐清。首先，「新教」不是指所有派別，而是如韋伯所強調的，專指講求節儉和努力工作的「清教徒」思想。此外，所謂的「新教」工作倫理其實也出現在其他群體，包括（稍後會談到的）儒家、猶太人和某些天主教徒。對於單用新教倫理解釋一切的作法，本書附錄提到的10位耶穌會博學者就是反證。

儘管必須加上這兩項前提，韋伯的主張仍然帶有不少真知灼見，感覺既適合描述一般學者，也適合描述博學者。韋伯提到新教倫理時，尤其喜歡以博學者富蘭克林為例。富蘭克林20歲寫下〈未來行為計畫〉，文中明白展現了他對節儉與勤奮的注重。

在本書附錄中，有29位博學者是新教牧師之後，他們可能自小就接受「新教倫理」。尼采是路德派牧師之後，曾經寫道「新教牧師是德國哲學的祖父」，這句話或許不只適用於哲學，也適用於其他學識。祖父是牧師的博學者包括哈伯瑪斯，他經常在桌前一坐就是好幾小時，而他的牧師祖父「有著普魯士人典型的嚴格工作倫理」。

韋伯本人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他的母親是虔誠的新教徒。韋伯曾向妻子瑪麗安表示，不斷工作是他的「天生需求」。凱因斯也是工作狂。他的父親是「虔誠的獨立教會信徒」，羅素認為，「他兒子繼承了他的獨立教會精神」。

從另一名社會學家博學者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論點切入，或許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韋伯說法的脈絡。1919年，范伯倫發表了一篇知名論文，探討他稱作「現代歐洲猶太人的智識優勢」的現象，企圖解釋為何猶太人「在現代科學與學識的領導人物裡多得不成比例」，充滿了「先驅、開路者和破舊立新之人」。他反對以種族來解釋，因為「猶太民族裡各種人都有」。他認為關鍵在社會：當猶太人加入「非猶太人的文字共和國」，置身於兩個世界之間，對兩者都抱持一定的疏離及懷疑，才變得如此有創造力。

有些少數族裔（如貴格會）由於無法參政，使得具有聰明才智的年輕人轉而投向貿易或學術等其他領域。一般猶太家長都很重學識。在他們看來，成為科學家或學者就跟研究《希伯來聖經》和《摩西五經》一樣，只不過鑽研的是世俗知識，因此有些猶太家長努力督促兒女走上這條道路也就不足為奇了。本書提到的猶太裔博學者通常不是難民，就是難民之後。他們生活在祖國與「定居國」的文化之間，對兩者都抱有一定程度的疏離，反倒得以擺脫科學家或學者的地盤化傾向，不受單一環境及其思維模式的框限。

哪一種教養方式更能養成博學者？雖然難以證明，但在家自學應該比學校教育更容易讓人不去在意既有的學術界線，甚至完全不知道界線存在。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自學與閱讀，養出最多博學者

哪一種教養方式更能養成博學者？雖然難以證明，但在家自學應該比學校教育更容易讓人不去在意既有的學術界線，甚至完全不知道界線存在。不論如何，有些大博學者確實是在家自學，尤其女性更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得不如此。

有些博學者是神童，包括十幾歲就發表多篇科學論文的皮亞傑、自傳題為《昔日神童》的維納及其11歲就進哈佛大學的友人席德斯。其中有些神童是學者之後，因此從小就感受到父親「寄予厚望」的壓力。彌爾3歲就開始學習希臘文，施勒澤5歲學習幾何、法語和拉丁文，維納7歲學習物理和化學，12歲進大學，14歲已學士畢業。他記得父親「工作很拚命，而且從不休息」，並且「將他對自己的期望也加諸在我身上」。傑拉德的成長背景和維納類似，15歲進大學，父親是他口中的「王牌老師、嚴格的督促者和暴君」。博爾丁雖然不覺得父母是暴君，卻也記得他們對他這個早慧兒子「期望極高」。

其他博學者就讀的則是一般學校，但往往我行我素。維科自稱為自學者，圖靈在多塞特的謝伯恩公立學校讀書時，「總是喜歡用自己的方法，而非課本上的步驟」。司馬賀說他在密爾瓦基讀小學時「完全由自己掌握學習，很少尋求建議」；後來學習數學和語言時也是採取同一套「自我教學策略」。讚許這種作法的不只有他。莫爾霍夫也為自學辯護，休謨則表示，「能從教授身上習得的，書裡統統都有」，楊格也同意「對決心勤奮向上的人來說，從活人身上得到的並不比書裡得到的多多少」。

家中或附近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也會鼓勵自學，例如惠更斯就受惠於父親累積的大量藏書，而維科和約翰生則是得利於父親是書商。霍曼斯認為，「我從書裡學到的知識，大多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家裡學到的，因為家裡書非常多」。波赫士家裡藏書也很多，並於日後表示，「如果你問我這一生哪件事最重要，答案會是我父親的藏書」。紐拉特的教授父親擁有近1萬3千本書，他日後坦承，「我人生最早做的數學估算，就是猜父親到底有多少本書」。

有些博學者沒有完成大學教育。芒福德後來曾在大學任教，但拒絕長期受制於此，並曾經表示，學術界閱讀他的作品於他而言，宛如「二次下葬」。有些博學者根本沒念大學，包括達文西、因為不是聖公會信徒而無法就讀劍橋或牛津大學的普利斯萊、斯賓賽和波赫士。

1400至1800年，女學者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儘管可以上大學，但社會普遍認為高等教育不適合女性。就算對知識感興趣，周遭也期待她們鑽研純文藝，而非學識，專注於翻譯，而不是撰寫原創的作品。面對這種種障礙，現代早期（1450至1800年）還是出現了12位女博學者，簡直堪稱奇蹟。

達爾文維持單身的理由──「會損失時間：傍晚無法讀書」

光有好奇心、精力和善用時間的想法還不夠，博學者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從事自己想做的研究。身處牛津和劍橋大學這類學術社群或身為宗教團體成員，有時能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宗教團體為例，獨身加上食宿無憂，讓這些學者可以專心吸收及傳播知識。

有些博學者終身未婚，可能因為是同性戀，例如達文西和圖靈，也可能因為他們不想讓婚姻占去做研究的時間。達爾文寫過一張非常有名的清單，列舉贊成和反對結婚的理由。其中一個維持單身的理由便是「會損失時間：傍晚無法讀書」──但他還是結婚了。

有不少博學者屬於「有閒階級」，無須工作也有收入。繼承遺產讓不少博學者得以在晚年盡情追尋各種興趣。羅素從過世的父親手中獲得兩萬英鎊遺產，只不過還是得繼續寫書，在美國巡迴授課，以便贍養妻子和兒女。

有些博學者很懂得利用空檔。達爾文搭乘小獵犬號航行5年，隨時在吊床上閱讀寫作。他曾經在信裡告訴父親，「船上做任何事都特別方便，什麼東西都在手邊，擁擠則讓人更講求方法，因此最後反而很有收穫」。達爾文就是在船上讀到萊爾1830至1833年寫成的《地質學原理》，啟發了他日後提出的演化論。

雷利曾經被幽禁在倫敦塔，結果他趁著這第二回空檔寫出了《世界史》。塞爾登1629年因為政治而被送往監獄，由此完成了猶太律法史研究，後來甚至戲稱「獄中時間充裕」。坎帕內拉在那不勒斯監獄遭關押27年，不少經典大作便是在牢裡完成。普芬多夫曾擔任瑞典外交官的家教，後來因為瑞典和丹麥開戰而被囚禁在哥本哈根。根據普芬多夫本人描述，他在牢裡完全憑記憶完成《法理學要素》，因為手邊沒有書。西班牙政治家喬維拉諾斯曾被囚禁在馬略卡島的貝爾維城堡。他利用空檔研究島上地質，寫下城堡歷史，評述了帕爾瑪港的建築。羅素因為一戰期間拒絕參軍而入獄服刑5個月，他在牢裡「大量閱讀」，和普芬多夫一樣沒等出獄便完成了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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