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與北美的毛派擁護者人數，今天看來微不足道。在人均毛派擁護者最多的挪威，安全警察（POT）統計，到了1990年代晚期，僅存2萬名毛派支持者。然而，1960年代及之後，毛主義在西歐與北美的影響力，比其支持者人數所顯示的影響力還大，吸引了學生、受壓迫的少數族裔（非裔、亞裔、拉美裔美國人）、城市恐怖分子、文化界名人、哲學家。
1960年代與70年代，毛澤東及其無止境的農民革命思想吸引了左派叛軍，也吸引了民權運動者。在歐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激發了達達主義（Dadaist）學生抗議，培育了女權主義和同性戀權利運動，並使城市游擊恐怖主義正當化。在美國，則鼓舞了廣泛的反種族歧視民權運動，以及馬列派系的成立。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把文化大革命想像成發起一場全球草根運動，用以摧毀「美帝主義」以及與美國結盟的政府。然而，長遠來看，對文革的熱情分裂了激進的左派，並從1980年代起，為新自由主義者鞏固了勢力。人們的共識逐漸轉向支持秩序，以及右派的老字號政權──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政途鋪路。
歐美的毛派熱潮：「中國的道路可能是未來的道路。」
自1960年代晚期，西歐與北美的毛派熱潮所吸引的人出奇多元。1970年，廣播員兼作家安德魯．瑪爾（Andrew Marr）當時在蘇格蘭邊境的一所私立預科學校就讀，他決定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於是，他寫信給中國大使館，說明他的熱情，並要求大使館提供一些素材，讓他發送給同學。他在信中未提到他只有11歲。中國大使館認為，他可能是認真又有潛力的宣傳者，便寄了一大箱小紅書給他，他再分送給同學。事實上，另一所預科學校的學生也寫信向中國大使館索取小紅書，需求多到讓大使館疲於因應。大使館不得不寫信給他們──並由校長在集會時宣讀──請求他們別再來信索書了。
在紐約，精明的購物者以每件130美元的價格搶購中山裝（西方人稱為「毛裝」）。黑豹黨打扮成中國農民的樣子（仍頂著黑人頭、戴墨鏡），在紐約的大街上閒逛，宣稱他們要「像毛澤東一樣黑」。導演塞吉歐．李昂尼（Sergio Leone）在1971年執導的電影《革命怪客》（A Fistful of Dynamite）中，一開始就放了毛澤東最著名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後來這一段被不安的好萊塢審查員剪掉了。
1972年，女星麥克琳在導遊的帶領下遊歷中國。回到美國後，她寫了一本諂媚的旅行回憶錄，題為《天涯海角任遨遊》（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她寫道，「現代的中國人民就是毛澤東理論的最佳佐證」，他們是如此的「開放，生氣勃勃」：
在中國，我們看到物美價廉，街上沒有犯罪及販賣毒品的現象。毛澤東是位看來頗受愛戴的領導人；民眾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婦女對鑲褶邊的衣服與化妝品等膚淺的東西幾乎沒有需求，甚至不想要；孩子們喜歡工作……愛戀關係似乎沒有嫉妒與不忠，因為一夫一妻制是國家法律，幾乎沒有人出軌……我越來越覺得中國的道路可能是未來的道路。
她的書是以一首歌頌中國威權主義的讚歌作結。「我親眼看到，以某種方式改革人類是有可能的。在這裡，他們透過一種極權主義的仁慈，培養出一種友愛的集體精神……也許個人不像群體那麼重要。」
與其他人相比，歐洲人對毛主義的態度，有的沒那麼嚴肅，有的比較嚴肅一些。1967年的一期雜誌《他》（Lui）──法國的《花花公子》──附贈了一本名為〈小粉色書〉的中國特刊，其中有妙齡女子身穿──若她這算是穿著的話──印有毛澤東像的夾克──俏皮地擺出假文革紅衛兵的姿勢，並引用毛語錄；一名年輕女性，身上只除了步槍，一絲不掛地從一個巨大的白色蛋糕上跳出來，旁邊無可避免地配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之類的圖說。
小紅書在左派書店裡大賣，光是1967年1月，巴黎一家左派書店就賣出4千本。法國校園上貼著草寫的大字報，譴責大學治理及警察勒索敲詐。1968年，占領索邦大學（Sorbonne）的學生把毛主席的肖像釘在柱子和窗戶上。大學活動分子從紅衛兵身上學習到激進主義。由此，馬爾坎．布萊德貝里（Malcolm Bradbury）便在1975年出版的校園小說《歷史人》（The History Man）中大肆嘲諷，故事中有個學生養了一隻名叫小毛的狗，小毛咬了反動派講師的腳踝。
粗暴擁抱毛主義，暴力成了常見特徵
與此同時，法國那些崇尚馬克思政治的陰暗派系，則是以相對粗暴的方式擁抱毛主義。年輕的法國毛派分子準備好為了信念，而在生活方式做出重大的犧牲：放棄法國精英階層的正規職涯路徑，轉而與無產階級一起在工廠或鄉下苦幹。他們下鄉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有些人停留幾週或幾個月，有些人堅持了6年，極少數人終生定居下來。不過，無論時間長短，他們都比另一位著名的毛派支持者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待得更久。沙特光是在一個工人的家裡吃下唯一的一餐，就差點送命，因為上桌的燉兔導致他嚴重氣喘發作。
暴力成了崇拜毛澤東的常見特徵。一群學生在義大利的北部建立一所「反大學」，並開設毛派革命課程，其中兩名領導者後來成立赤軍旅（Red Brigades），在1970年與2003年間，犯下約1萬4千起暴行，導致75人死亡。攝影師霍爾格．邁因斯（Holger Meins）後來變成西德紅軍派的關鍵人物，他設計了一種可以藏在洋裝下的炸彈外殼，讓女性特務藉由假裝懷孕來運輸炸藥。1968年10月，該組織的兩名創始成員在法蘭克福接受第一次審判時，舉起小紅書揮舞。光是1970年代，這個城市恐怖組織就造成34人死亡。1990年代初期，原始運動的後繼者仍持續執行暗殺任務。
到底，西方的毛澤東熱潮究竟是來自何處，又意味著什麼？
原因一：對美國參與越戰的憤怒，促使讓馬克思主義盛行
儘管1960年代末期的叛亂在國家、派系、意識形態、狂野的個人主義之間有分歧，但至少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對美國參與越戰的憤怒。
1965年3月，密西根大學舉行第一次反越戰「座談會」：通宵達旦的講座、集會、討論，吸引了至少2千人參加。接下來的一個月，至少有1萬5千人在激進學生組織「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支持下，走上華盛頓街頭。1966年12月，又有數千人走上巴黎的巴士底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抗議。到了1967年，美國的抗議遊行已超過10萬人，並擴延到天主教大教堂（中斷了禮拜儀式）與醫院，吸引了男女老少、黑人與白人、拉美裔與亞裔美國人、學生與知識分子、退伍軍人、猶太拉比與賀卡業者。
兩年半後──這段期間，兩名民權與反戰運動的領袖遇刺身亡：金恩博士與甘迺迪總統──25萬人在華盛頓參與精心策畫的「反死亡遊行」（March Against Death）。連串的抗議者，每個人代表越戰的一名死者，排隊走過白宮。巴黎、倫敦、斯德哥爾摩、柏林、東京、墨西哥城等其他城市也舉行了團結遊行。1968年2月，國際越南大會（International Vietnam Congress）在西柏林的抗議溫床「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舉行，聚集了1萬名來自西歐的抗議者。德國的學生領袖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寫道：「我們要把越南大會變成一股國際團結的力量，聲援受創受苦的百姓。」
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初期，馬克斯．艾爾邦（Max Elbaum）不但是美國新左派的參與者、觀察者，後來更是成為歷史學家。他闡明了「譴責美國的外交政策」與「馬克思主義日益流行」之間的直接關聯：
1968年以降，馬克思主義在60年代的活動分子之間廣為流傳。美國執意繼續投入越戰，是導致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主因。……除了單一的錯誤政策以外，勢必還有其他的因素在作祟。年輕的活動分子認為，那是帝國制度想捍衛其全球影響力所致。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解釋：「越戰是導致人們系統化地批評美國的關鍵。」對一些人來說，毛主義為這類批評提供了架構。首先，當人們把反叛視為反對冷戰的共識時，對共產中國的推崇，變成大家可想像的一種「最叛逆」的熱情──不僅美國如此，連畏懼紅色中國的西歐也是如此。與中國團結起來，符合「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樣的邏輯。
從1956年匈牙利起義遭到鎮壓，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以來，蘇聯不再是取代資本主義壓迫力量的解放替代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越南更大、比古巴更遠、比這兩個國家更激進，看起來是最好的選擇。
胡志明被尊崇為越南抵抗美國的領袖。然而，毛澤東的中國擁有更高的政治聲望，艾爾邦回憶道，整個19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握所有的公開機會，譴責蘇聯對帝國主義的反應軟弱無力，並把自己宣傳為「世界革命運動的新中心，以及解放全世界有色人種的卓越典範及主要倡導者」。
原因二：美國的民權運動，讓激進分子轉而支持毛澤東
在美國，另一個政治因素促使激進分子轉而支持毛澤東。在美國的民權運動背景下，反對白人對非白人的暴力壓迫具強大的在地相關性。民權運動在反越戰運動越演越烈之前，在政治上已喚醒許多活動人士。對1960年代後半開始自稱「內部殖民」的美國少數族裔來說，毛澤東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引起他們的強烈共鳴。
芝加哥的伊桑．楊指出：「對黑人、拉美裔、亞裔，以及認同第三世界的白人來說，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史達林，不是白人。」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簡稱RAM）是毛派思想所啟發的，也是美國首批試圖利用城市的黑人動盪以達成革命目的的組織之一。馬克斯．史坦福（Max Stanford）是該項運動的共同創始人，他覺得毛澤東對農民的關注，聽起來很真實可靠。「我們從毛澤東學到的是……世界上的農村或農民會先行動，並包圍世界上的城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那就占全球的90%了……我們把自己視為包圍城市的農民，季節性受雇的黑人男性。」
1960年代末期，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便是行動激進的學生，1970年以後，則成為美國最大的毛派政黨「革命聯盟」（Revolutionary Union）的創始成員之一。他或許可以作為美國叛逆分子的演化典型：從支持民權運動，轉而投入反越戰的抗議活動，接著變成支持毛主義。他在新英格蘭的一個小鎮成長，來自衰落的中下階層家庭。他拿到前往當地私立學校就讀的獎學金──那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在那裡理解到所謂階級。你無法對我說，這個國家沒有統治階級，因為我和一群小混蛋一起上學……我們這些拿獎學金的學生，下午必須做體力勞動，以表達我們領獎學金的感激之情，每個人都看得到你在幹活……顯然，那麼做並沒有讓智商高於泥炭蘚的人萌生感恩之心。」
1967年，他接觸到毛澤東思想──先是透過小紅書，接著是在1930年代與40年代的舊書中看到，後來，則是在美國校園裡湧現的油印激進刊物中看到：
我和那個年齡層的成千上萬人經歷了同樣的進化……一開始你反對越戰，因為戰爭很可怕……接著你反對戰爭，因為那是一種系統：帝國主義的系統，必然會有戰爭。因此，我們需要革命：民權運動贏了幾場戰鬥，但未能擺脫壓迫。什麼樣的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正是通往那條道路的入門毒品。毛澤東說，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們是從民權運動之類的活動發跡的，那些運動正是建立在「普通民眾面對可怕的恐懼，而去登記投票」的基礎上。
好書推薦：
書名：毛主義：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洪慧芳
出版：麥田
出版日期：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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